我與“新時期文學”
關燈
小
中
大
編輯。
那部長篇小說叫《雅克薩》，由兩人署名，實際上主要是謝鲲的手筆。
我記得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找謝鲲傳達終審者的意見，請他對書稿作最後一次的修改。
這位與我年齡相仿的作者那天臉色特别灰暗，與我交談時音調也特别喑啞，但對我傾訴的一番心曲，卻令我至今難忘。
他說：&ldquo人生是樁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時候，不能挑地點，尤其不能挑種族，不能挑遺傳基因，你就那麼落生了。
如果你有才華，那麼你的才華隻能在限定着你的那個環境裡尋找機會發揮。
有的人在&lsquo文革&rsquo前已經開放了他們的才華之花，他們發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聲，&lsquo文革&rsquo當中他們挨批鬥，他們不與&lsquo文革&rsquo合作，&lsquo文革&rsquo也不要他們合作，他們再不發表作品，他們無憾。
但是，像你我這一代人，&lsquo文革&rsquo前我們還小，輪不到我們施展，&lsquo文革&rsquo十年正是我們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最緊要的人生歲月，我們要麼甘于淹沒，要麼就隻能在那樣一種最荒謬的人文環境裡尋覓施展才能的機會，于是乎我們到頭來也投稿，也想發表作品。
彈鋼琴的就想上台彈《黃河》，搞聲樂的就想上台唱《鋼琴伴唱〈紅燈記〉》，而想演電影的就必然隻能到比如《南海長城》那樣的片子裡去找個角色&hellip&hellip一切都可以儲存，而青春是不能儲存的，隻能及時消費。
這《雅克薩》我好幾年前就開始搞了，已經搞到這份兒上，實在舍不得放棄，其實我心裡很明白，這一類東西，還都屬于為政治服務即為&lsquo反修&rsquo服務的，說是曆史小說，其實都難免影射，将來兩國關系修好，這樣的東西就該自動淘汰了&hellip&hellip我真想早點結束這項吃力的工作，寫《班主任》那類的東西。
其實《班主任》也還太政治化了，不過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驅趕着在搞文學服務，你勇敢地發表了你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hellip&hellip我們以後都該抓住好時候，寫一點真正的好東西&hellip&hellip&rdquo說到最後，他那浮腫的臉上竟泛出了紅光。
可沒等到我把《雅克薩》的樣書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
記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後，在一種恍惚不安的心情中來到部隊的一所醫院。
醫院的設備和醫療技術都是最好的，并且幫助他住進醫院的朋友懇切地囑托醫務人員盡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華。
但謝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壞死了，據說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所緻。
我趕到醫院時他已停放在密封狀态的急救室，隻能透過玻璃隔闆觀望他，他已進入彌留狀态。
當我回憶起這悲慘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識到，我得以在這些年裡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來越擺脫了外在的束縛，構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統和美學意識，并獲得一種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該是多麼幸運。
在這些年裡我送走的同代人遠不止謝鲲一個，我又想到了張維安。
記得1978年春天，當時我們一群年齡相仿的想在文壇上一試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劫後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聯代表大會。
一天傍晚我把他們當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樹林中，倚着一個不知為什麼擱放在那兒的大型水泥管道構件，我向他們朗讀了短篇小說《醒來吧，弟弟》的手稿，讀完最後一行，他們真誠地鼓勵我，也給我提出意見。
那群朋友中就有張維安，他專攻小說評論，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見。
後來他一直關注我的創作。
我從寫社會重大問題轉入探索人性，寫出中篇小說《如意》以後，他很快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懇摯深切的評論。
但那不久以後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後他亡故了。
人生有時就是這樣地令人惆怅，機遇本來是難得的，但機遇到來時花蕾不得開放就謝落了。
對那一段曆史我盡管有牢騷，并保留對某些重大事态的個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說，總體而言這是一個不錯的時期，關鍵在于改革和開放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富于創造性并豐富多彩。
不&ldquo以階級鬥争為綱&rdquo了，不搞政治運動了，越來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氣集中到如何使國家富強起來，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這一目的上。
自1985年以後，中國文壇明顯地趨于多元，出現了相當多令一般人瞠目結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湧現了一批從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僅絕不同于老一輩作家并且也鮮明地區别于像我這樣的作家的新銳人物。
毋庸諱言，不同美學見解的作家間不僅存在着争論(這是絕對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誤解、門戶之見乃至人際糾紛(這也并非絕對不正常)，因此，每個作家再一次明确、尋找自己的位置，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時期的十年文學運動中我算是一個貫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發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職檢查的那段時間，由于上海《收獲》雜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繼續在自設的《私人照相簿》專欄中發出文章，始終被比較多的讀者所注意。
1985年我連續發表了《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歎調》那樣的紀實小說，又一次引起了轟動效應。
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見我時對我說：&ldquo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你寫的東西，都得承認你的存在，一個作家在幾年當中能三次引起轟動，這可不簡單!&rdquo他說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
那部長篇小說叫《雅克薩》，由兩人署名，實際上主要是謝鲲的手筆。
我記得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找謝鲲傳達終審者的意見，請他對書稿作最後一次的修改。
這位與我年齡相仿的作者那天臉色特别灰暗，與我交談時音調也特别喑啞，但對我傾訴的一番心曲，卻令我至今難忘。
他說：&ldquo人生是樁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時候，不能挑地點，尤其不能挑種族，不能挑遺傳基因，你就那麼落生了。
如果你有才華，那麼你的才華隻能在限定着你的那個環境裡尋找機會發揮。
有的人在&lsquo文革&rsquo前已經開放了他們的才華之花，他們發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聲，&lsquo文革&rsquo當中他們挨批鬥，他們不與&lsquo文革&rsquo合作，&lsquo文革&rsquo也不要他們合作，他們再不發表作品，他們無憾。
但是，像你我這一代人，&lsquo文革&rsquo前我們還小，輪不到我們施展，&lsquo文革&rsquo十年正是我們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最緊要的人生歲月，我們要麼甘于淹沒，要麼就隻能在那樣一種最荒謬的人文環境裡尋覓施展才能的機會，于是乎我們到頭來也投稿，也想發表作品。
彈鋼琴的就想上台彈《黃河》，搞聲樂的就想上台唱《鋼琴伴唱〈紅燈記〉》，而想演電影的就必然隻能到比如《南海長城》那樣的片子裡去找個角色&hellip&hellip一切都可以儲存，而青春是不能儲存的，隻能及時消費。
這《雅克薩》我好幾年前就開始搞了，已經搞到這份兒上，實在舍不得放棄，其實我心裡很明白，這一類東西，還都屬于為政治服務即為&lsquo反修&rsquo服務的，說是曆史小說，其實都難免影射，将來兩國關系修好，這樣的東西就該自動淘汰了&hellip&hellip我真想早點結束這項吃力的工作，寫《班主任》那類的東西。
其實《班主任》也還太政治化了，不過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驅趕着在搞文學服務，你勇敢地發表了你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hellip&hellip我們以後都該抓住好時候，寫一點真正的好東西&hellip&hellip&rdquo說到最後，他那浮腫的臉上竟泛出了紅光。
可沒等到我把《雅克薩》的樣書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
記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後，在一種恍惚不安的心情中來到部隊的一所醫院。
醫院的設備和醫療技術都是最好的，并且幫助他住進醫院的朋友懇切地囑托醫務人員盡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華。
但謝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壞死了，據說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所緻。
我趕到醫院時他已停放在密封狀态的急救室，隻能透過玻璃隔闆觀望他，他已進入彌留狀态。
當我回憶起這悲慘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識到，我得以在這些年裡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來越擺脫了外在的束縛，構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統和美學意識，并獲得一種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該是多麼幸運。
在這些年裡我送走的同代人遠不止謝鲲一個，我又想到了張維安。
記得1978年春天，當時我們一群年齡相仿的想在文壇上一試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劫後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聯代表大會。
一天傍晚我把他們當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樹林中，倚着一個不知為什麼擱放在那兒的大型水泥管道構件，我向他們朗讀了短篇小說《醒來吧，弟弟》的手稿，讀完最後一行，他們真誠地鼓勵我，也給我提出意見。
那群朋友中就有張維安，他專攻小說評論，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見。
後來他一直關注我的創作。
我從寫社會重大問題轉入探索人性，寫出中篇小說《如意》以後，他很快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懇摯深切的評論。
但那不久以後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後他亡故了。
人生有時就是這樣地令人惆怅，機遇本來是難得的，但機遇到來時花蕾不得開放就謝落了。
對那一段曆史我盡管有牢騷，并保留對某些重大事态的個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說，總體而言這是一個不錯的時期，關鍵在于改革和開放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富于創造性并豐富多彩。
不&ldquo以階級鬥争為綱&rdquo了，不搞政治運動了，越來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氣集中到如何使國家富強起來，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這一目的上。
自1985年以後，中國文壇明顯地趨于多元，出現了相當多令一般人瞠目結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湧現了一批從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僅絕不同于老一輩作家并且也鮮明地區别于像我這樣的作家的新銳人物。
毋庸諱言，不同美學見解的作家間不僅存在着争論(這是絕對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誤解、門戶之見乃至人際糾紛(這也并非絕對不正常)，因此，每個作家再一次明确、尋找自己的位置，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時期的十年文學運動中我算是一個貫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發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職檢查的那段時間，由于上海《收獲》雜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繼續在自設的《私人照相簿》專欄中發出文章，始終被比較多的讀者所注意。
1985年我連續發表了《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歎調》那樣的紀實小說，又一次引起了轟動效應。
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見我時對我說：&ldquo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你寫的東西，都得承認你的存在，一個作家在幾年當中能三次引起轟動，這可不簡單!&rdquo他說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