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新時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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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倒台&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就遭到徹底否定。
要不要徹底否定&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聯系着對毛澤東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須采取&ldquo兩個凡是&rdquo，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應執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後一段時間裡，成為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
我當然不情願，并且自己覺得也不應該成為政治上錯誤的典型，因為那份簡報如果編成，就連我同意訪問者&ldquo新寫實主義&rdquo的提法，也要成為反對&ldquo社會主義現實主義&rdquo的&ldquo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rdquo的一例。
後來由于我的反對和一兩位老同志的明智，這份簡報沒有編發。
今天想來，這份簡報就是編發了也算不得什麼，但在當時，這一事态的出現使我傷心地懂得，在當時的運轉機制裡，不僅我收到的幾千封支持鼓勵的讀者來信沒有什麼分量，就是《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數，隻要有份編得&ldquo精彩&rdquo的&ldquo簡報&rdquo或&ldquo内參&rdquo(甚至無需造謠)，就足可使一個人的命運逆轉。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矢志要為改變這種不良的機制而努力，并自覺地投身于關于政治公開化，增進透明度的體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為&ldquo傷痕文學&rdquo浪潮一過之後便随之而去的文壇過客，我從小就熱愛文學，我希望以作家為終身職業。
因此，從1979年以後，我就注意調動自己的美學潛力并調整自己的文學步伐。
我寫出了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中篇小說《如意》和《立體交叉橋》。
我開始把文學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個人，開掘和探索人性，并鑽研小說的結構技巧與叙述方式。
也許我是在前後腳走上文壇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說以外寫&ldquo創作談&rdquo最多的一個，因為我内心有一種驅動力，迫使我不斷調整我的美學意識以跟上迅速發展的文學形勢。
我不懈的努力并沒有落空，自1980年以後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書，林斤瀾在讀了我的《立體交叉橋》後才正式承認我有寫真正的小說的能力。
這位我尊為林大哥的作家的這一評價使我深得慰藉。
1985年我的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半年之際，發生了&ldquo舌苔事件&rdquo。
全中國的電視觀衆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電視台&ldquo新聞聯播&rdquo裡聽到播音員播出一條&ldquo剛剛收到的消息&rdquo，我被停職檢查。
這條消息随即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38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并成為第二天報紙的頭版要聞。
《光明日報》不僅将這消息作為頭版頭條，而且在标題下的摘要裡提及我時不用&ldquo同志&rdquo二字。
我停職整整200天後，複職并獲準到美國進行了50天的講學訪問。
我發現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驟增到一種古怪的地步，我願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國作家都不再以這樣一種狀況而引世人注目，不過這不是我和中國作家們能自主的事。
在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盧新華重逢。
盧新華和王亞平一樣，自&ldquo傷痕文學&rdquo浪潮消退後就逐步退出了文壇，盧新華到美國柏克利加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王亞平則棄文從商。
在洛杉矶我聽到許多關于王亞平發财緻富的浪漫傳說，但由于我去那裡時他因商務回中國了，從北京打長途電話來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暢叙舊誼。
而我那時已經倦遊，決心提前回國，就沒有見到他，無從證實那些關于他的傳言。
在盧新華的宿舍裡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張照片：我和他和王亞平三個&ldquo傷痕文學&rdquo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攝于崇文門外花市，當時王亞平全副戎裝。
盧新華告訴我，他也聽到了這樣的說法：為期十年的中國&ldquo新時期文學&rdquo以&ldquo舌苔事件&rdquo的爆發及其後果宣告結束，而這十年可以說是&ldquo以劉心武始，以劉心武終&rdquo，不管今後的文學是停滞、是發展、是怎麼怎麼樣，那都屬于另一個文學時期了。
我告訴他自己已從個人的際遇中超脫出來，但我心裡為一些别人的事難過。
比如，因為&ldquo舌苔事件&rdquo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林斤瀾寫得非常出色的三個短篇留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待發的，現在都發不出去了。
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重返編輯部工作，得知林斤瀾的那三個短篇退掉了兩個，還壓着一個，我便立即督促編輯部同人将它發出，那便是見于1988年2月号的《白兒》。
讀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兒》，我心裡很不平靜，我想到1978年《十月》雜志初創時向林斤瀾約稿的情景。
基本上不參與政治埋頭藝術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瀾是解放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見證人，他的被允許與不被允許，相當精确地折射出我們文壇的興衰。
可歎的是為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文壇還要再一次重複連林斤瀾也不被允許的局面 十年在人類發展的浩瀚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瞬，但十年對有身有肉也有靈的個體來說卻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生即使以百歲計，也不過隻有十個十年，而除去發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獲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時，我不僅參加過《十月》雜志的編發，我還擔任過長篇小說的責任
要不要徹底否定&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聯系着對毛澤東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須采取&ldquo兩個凡是&rdquo，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應執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後一段時間裡，成為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
我當然不情願，并且自己覺得也不應該成為政治上錯誤的典型，因為那份簡報如果編成，就連我同意訪問者&ldquo新寫實主義&rdquo的提法，也要成為反對&ldquo社會主義現實主義&rdquo的&ldquo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rdquo的一例。
後來由于我的反對和一兩位老同志的明智，這份簡報沒有編發。
今天想來，這份簡報就是編發了也算不得什麼，但在當時，這一事态的出現使我傷心地懂得，在當時的運轉機制裡，不僅我收到的幾千封支持鼓勵的讀者來信沒有什麼分量，就是《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數，隻要有份編得&ldquo精彩&rdquo的&ldquo簡報&rdquo或&ldquo内參&rdquo(甚至無需造謠)，就足可使一個人的命運逆轉。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矢志要為改變這種不良的機制而努力，并自覺地投身于關于政治公開化，增進透明度的體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為&ldquo傷痕文學&rdquo浪潮一過之後便随之而去的文壇過客，我從小就熱愛文學，我希望以作家為終身職業。
因此，從1979年以後，我就注意調動自己的美學潛力并調整自己的文學步伐。
我寫出了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中篇小說《如意》和《立體交叉橋》。
我開始把文學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個人，開掘和探索人性，并鑽研小說的結構技巧與叙述方式。
也許我是在前後腳走上文壇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說以外寫&ldquo創作談&rdquo最多的一個，因為我内心有一種驅動力，迫使我不斷調整我的美學意識以跟上迅速發展的文學形勢。
我不懈的努力并沒有落空，自1980年以後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書，林斤瀾在讀了我的《立體交叉橋》後才正式承認我有寫真正的小說的能力。
這位我尊為林大哥的作家的這一評價使我深得慰藉。
1985年我的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學》雜志社工作半年之際，發生了&ldquo舌苔事件&rdquo。
全中國的電視觀衆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電視台&ldquo新聞聯播&rdquo裡聽到播音員播出一條&ldquo剛剛收到的消息&rdquo，我被停職檢查。
這條消息随即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38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并成為第二天報紙的頭版要聞。
《光明日報》不僅将這消息作為頭版頭條，而且在标題下的摘要裡提及我時不用&ldquo同志&rdquo二字。
我停職整整200天後，複職并獲準到美國進行了50天的講學訪問。
我發現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驟增到一種古怪的地步，我願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國作家都不再以這樣一種狀況而引世人注目，不過這不是我和中國作家們能自主的事。
在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盧新華重逢。
盧新華和王亞平一樣，自&ldquo傷痕文學&rdquo浪潮消退後就逐步退出了文壇，盧新華到美國柏克利加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王亞平則棄文從商。
在洛杉矶我聽到許多關于王亞平發财緻富的浪漫傳說，但由于我去那裡時他因商務回中國了，從北京打長途電話來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暢叙舊誼。
而我那時已經倦遊，決心提前回國，就沒有見到他，無從證實那些關于他的傳言。
在盧新華的宿舍裡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張照片：我和他和王亞平三個&ldquo傷痕文學&rdquo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攝于崇文門外花市，當時王亞平全副戎裝。
盧新華告訴我，他也聽到了這樣的說法：為期十年的中國&ldquo新時期文學&rdquo以&ldquo舌苔事件&rdquo的爆發及其後果宣告結束，而這十年可以說是&ldquo以劉心武始，以劉心武終&rdquo，不管今後的文學是停滞、是發展、是怎麼怎麼樣，那都屬于另一個文學時期了。
我告訴他自己已從個人的際遇中超脫出來，但我心裡為一些别人的事難過。
比如，因為&ldquo舌苔事件&rdquo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林斤瀾寫得非常出色的三個短篇留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待發的，現在都發不出去了。
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重返編輯部工作，得知林斤瀾的那三個短篇退掉了兩個，還壓着一個，我便立即督促編輯部同人将它發出，那便是見于1988年2月号的《白兒》。
讀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兒》，我心裡很不平靜，我想到1978年《十月》雜志初創時向林斤瀾約稿的情景。
基本上不參與政治埋頭藝術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瀾是解放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見證人，他的被允許與不被允許，相當精确地折射出我們文壇的興衰。
可歎的是為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文壇還要再一次重複連林斤瀾也不被允許的局面 十年在人類發展的浩瀚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瞬，但十年對有身有肉也有靈的個體來說卻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生即使以百歲計，也不過隻有十個十年，而除去發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獲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時，我不僅參加過《十月》雜志的編發，我還擔任過長篇小說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