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放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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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投寄報紙副刊，掙一點小稿費，還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園等處遊逛。
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于上海《文彙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裡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端。
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麼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麼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将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
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于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
于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
這對于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
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
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裡面是一床她為我縫制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内心裡的感情沖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裡，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麼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裡，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熏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并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面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于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
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将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于幫助我，但那确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
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确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将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于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
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裡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着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并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志，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
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幹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适，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随父親而去。
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将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将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面時，她采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号。
靜夜裡，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裡眼中吸。
”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
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
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
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隻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
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一發表于上海《文彙報》，我就在學校閱覽室裡讀了，心中有一點詫異，卻也僅止是“一點點”，其他老師似乎連閱讀的興趣也沒有，誰也沒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們所有人卷進一場浩劫的發端。
我投給《北京晚報》的小文章，有時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話”旁邊，但我既沒有什麼受寵若驚之感，更無不祥之兆，因此當幾個月後暴怒的“紅衛兵”質問我為什麼與“燕山夜話”“一唱一和”時，我竟啞然失聲…… 就在那個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親将我放飛時，親手給我縫制的被子。
它在為我忠實地服務了幾年後，終于到了必須更換的極限。
于是我給在張家口的母親，寫信要一床被套。
這對于我來說是自然到極點的事：那時我雖然已經掙到每月54元的工資，又偶爾有個五塊十塊的稿費，一個人過，經濟上一點不困難，我偶爾也給母親寄上十塊二十塊的，表示孝心。
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該到哪兒去買現成的被套，或者買白布來縫。
那是我難以考慮的，這種事，當然是問母親要。
母親很快給我寄來了包裹，裡面是一床她為我縫制的新被套，但同時我也就接到了母親的信，她那信上有幾句話令我覺得極為刺心：“……被套也還是問我要，好吧，這一回學雷鋒，做好事，給你寄上一床……” 這就是我文章開頭所說的，與母親的一次内心裡的感情沖突，睡在換上母親所寄來的新被套裡，我有一種悲涼感，母親給兒子寄被套，怎麼成了“學雷鋒，做好事”，仿佛是“義務勞動”呢?! 當然，在那樣的歲月裡，這是很細微很卑瑣的一件事情，何況很快就進入了“文革”時期，這對母親的不悅，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塵封起來了。
在“文革”過去以後，因為偶然的原因，母親在關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說過的話，又曾浮到了記憶的上層，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為受當時社會“語境”的熏陶而順筆寫出?是因為畢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為一床被套“斤斤計較”?還是她對我，說到頭來并沒有最徹底的母愛? 也曾有幾回，在母親面前，話到嘴邊，幾乎就要問出來了，卻終于又吞了進去，吞進去是對的。
也曾設想，是母親當年一時的幽默，母親誠然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時又是一個從不拿政治詞語來幽默的人。
現在我才憬悟，母親那是很認真很嚴肅的話，就是告訴我，既已将我放飛，像換被套這類的事，就應自己設法解決，在這種事情上，她與我已是“兩家人”，當然她樂于幫助我，但那确實是“發揚雷鋒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盡量自己獨立解決”。
回想起來， 自那以後，結婚以前，我确實再沒向母親伸過這類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換完全由我自己完成，買不到現成的，我便先買布，再送到街道縫紉社去合成。
母親将我放飛以後，我離她那雙給過我無數次愛撫的手，是越來越遠了，但她所給予我的種種人生啟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從細小處，挖掘出珍貴的寶藏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去了 父親于197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
父親逝世後，母親在我們幾個子女的家裡輪流居住，她始終保持着一種獨立的人格尊嚴，堅持用自己的錢，寫自己的日記，并每日閱讀大量的書報雜志，在與子孫輩交談時，經常發表她那相當獨到的見解。
比如，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總要說：“這個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賞比如說林斤瀾那樣的作家寫的味道相當古怪的小說……她的行為也仍充滿勃勃生氣，比如收認街頭純樸的修鞋匠為自己的幹兒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親因身體極為不适，從二哥家進了醫院，她堅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們子女和她疼愛的孫輩都到醫院看過她後，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護士給她紮上的抗衰竭點滴針，含笑追随父親而去。
她在子女成年後，毅然将他們放飛，而在她喪偶後，她所想到的，是絕不要成為子女們的累贅，在她即将進入必得子女們輪流接屎接尿照顧她病體的局面時，她采取了不發宣言的自我安樂死的方式，給自己無愧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清爽的句号。
靜夜裡，憶念母親，無端地聯想到兩句唐詩：“唯憐一燈影，萬裡眼中吸。
”那本是唐人錢起為日本僧人送行而寫的。
營造的，是—個法舟在海上越飄越遠，那舟窗中的燈，卻始終閃亮在詩人心中的意境。
我卻覺得這兩句詩恰可挪來涵括對母親的憶念。
她遺留給我的明心之燈，不因我們分離的時日越來越長而暗淡熄滅；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閃亮得愈見燦爛，隻是那明心之光潤靈無聲，在一派肅穆中伴我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