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放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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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憶起來覺得簡直是過了分的誠實，以及她因體胖行動起來總是那樣地遲慢，還有她對《紅樓夢》中人物與細節的如數家珍，她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記日記。
她曾在一篇日記裡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曆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裡，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歎，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沖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争的弦已越繃越緊，卻并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适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緻認為，特别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
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裡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
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
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
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
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裡往北京我這裡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彙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迹，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并沒有濃酽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
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
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裡，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複。
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裡并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将哥哥留在身邊之想。
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争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裡，始終厮守不棄。
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
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面面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鐘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着手收拾家當，随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裡經曆了“文革”的洗禮。
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随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并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隻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裡，生活條件較為改善。
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鐘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于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将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
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隻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
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嗎?這是“資産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确實很不簡單。
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裡，反倒不是那麼普通了。
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于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
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裡讀書，寫一點小文
她曾在一篇日記裡用這樣的句子結束了全家的頤和園之遊：“歸來時，已萬家燈火矣!”這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極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時11歲)來說，卻經曆了一次情感與詩意的洗禮…… 可是在我對母親的回憶裡，不可能有相依為命、攜手人生的喟歎，不是因為家貧難養，不是因為我厭倦了父母的家要“沖破牢籠”(我的情緒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為社會的大形勢一定要我和父母“斷臍”(固然那時階級鬥争的弦已越繃越緊，卻并沒有影響到我的起碼是“适當地靠父母”，比如說希望父母離京時為我“留房”)，而是因為父母一緻認為，特别是母親的“義無反顧”，要我從18歲後便扇動自己的翅膀，飛向社會，從此自己對自己負全責，從自己養活到自己築窩，自己去娶妻生子，去開創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對待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是這樣。
我大哥1949年前就離家參加了解放軍，二哥十六七歲便離家求學，學造紙，1950年分配到延邊一個屯子裡的造紙廠當技術員，另一個哥哥大學畢業也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樣。
總之，我們全都在20歲前，便由父母堅決地放飛。
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們在假期，當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們，他們後來也曾到過我們各自的所在。
我們的親情，不因社會的動蕩、世事的變遷而絲毫地減退。
父母對放飛後的我們，在遇到困難時，也總是不僅給予感情上的支撐，也給予物質上的支援。
比如1971年我有了兒子後，父母雖已因軍事學院的解散，被不恰當地安置到偏遠的家鄉居住，卻不僅不要我從北京給他們寄錢，反而每月按時從那裡往北京我這裡寄15塊錢，以補助我們的生活，那每張彙款單上都是母親的筆迹，你能說她這都僅是為了“養孫子”，對我，卻并沒有濃酽的母愛嗎?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親，在“子女大了各自飛”這一點上，堅定性是異常驚人的。
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農村中學任教，忽然一個電報打過來，說得了肺結核。
當時父親出差在外，一貫動作遲緩的母親，卻第二天便親自坐火車去他那裡，把他接回北京治療，竭盡心力地讓他康複。
在那期間，哥哥的戶口都已遷回了北京，病愈後，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裡并無多大困難，但母親卻像給小燕舐傷的母燕，一旦小燕傷好，仍是放飛沒商量，絕不作将哥哥留在身邊之想。
哥哥後來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遙遠，而且條件非常艱苦的農村中學，有鄰居認為這不可思議，但母親心安理得。
母親可以離開子女，卻不能離開父親，除了抗日戰争期間，因“逃難”，母親一度與父親分居，他們兩人在漫長的生涯裡，始終厮守不棄。
1960年，父親調到張家口，那是“口外”，其艱苦可想而知。
有人勸母親，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過些年父親也就該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況北京有我，師專畢業，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豈不面面俱到?母親卻絕無一分鐘的動搖，她一聽到調令，便着手收拾家當，随父親到了塞外，在那裡經曆了“文革”的洗禮。
其間該軍校所有教員一律下放湖北幹校，就有某些随軍家屬，提出自己有獨立的戶口，并非軍校工作人員，要留下來安家，經動員無效，也隻好安排。
這樣後來軍校徹底“砸爛”時，一些教職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屬那裡，生活條件較為改善。
但我母親照例絕不作此考慮，她又是連一分鐘的遲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親上了“悶子車”，一路席地而坐，被運到了湖北幹校……對于母親來說，夫婦是不能自動分離的，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也無論哪怕是暫短的分離可能帶來某種将來的“好處”，她都絕不考慮。
那真是無論花徑錦路，還是刀山火海，隻要一息尚存，她都要與父親攜手同行，在每個可能的日夜。
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嗎?這是“資産階級的戀愛至上”嗎?或許，這仿佛老燕、勞燕雙飛，是一種優美的本能? 把母親的絕不能與父親分離，與她對成年子女的絕對放飛，相合來看，現在我意識到，這樣的母親，确實很不簡單。
或者，換個說法：這本是一種最普通的母親，但，起碼在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裡，反倒不是那麼普通了。
以我的“政治嗅覺”，直到1966年春天，我還是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學任教，當時不到24歲，卻已經有了近五年的教齡，教學于我頗有駕輕 就熟之感。
中學是一個很小的天地，那時離政治旋渦中心很遠，我除了教書，就是坐在學校宿舍裡讀書，寫一點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