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放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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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比如說把北方人往住丢棄的魚頭、豬腸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裡，那飯菜依然堪稱美味佳肴，這樣再回到學校食堂，便更感饑腸難暢。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
那雖隻是個專科學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後，我也就習慣于在圖書館裡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裡所給的比，還是屬于多的。
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當時市面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随他去。
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
我當然也并不以為自己應當随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于：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麼，為什麼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
很多年後，還經曆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
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緻，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
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
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别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于“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裡聽課。
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裡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闆上的一塊污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麼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裡，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裡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
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裡檢讨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
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驗并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親，對子女，特别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曆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
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裡，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裡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裡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
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于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态，總之要随風而去的潮流之中。
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裡，在相對來說屬于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該将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将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面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并不那麼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滞後的青少年，引發于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面影響的若幹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态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系列問題。
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面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并且将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将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隻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
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于待人，她那讓
母親不僅把我“推”到了學校，而且，也不再為我負擔那些報刊的訂費，我隻能充分地利用學校的閱覽室和圖書館。
那雖隻是個專科學校，平心而論，一般的書藏還頗豐，因此也漸漸引得我入了迷，幾個月後，我也就習慣于在圖書館裡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圖書館的情形，也出現過幾次。
不過，母親每月給我的零花錢，在同學中，跟他們家裡所給的比，還是屬于多的。
因此那時我在同學中，顯得頗為富有，有時就買些伊拉克蜜棗(那是當時市面僅有的幾種不定量供應的食品)，請跟我相好的同學吃。
1960年春天，有一個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進門就發現情況異常，仿佛在準備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親奉命調到張家口一所軍事院校去任教，母親也随他去。
我呢?父親和母親都絲毫沒有猶豫地認為，我應當留在北京。
我當然也并不以為自己應當随他們而去，畢竟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問題在于：北京這個家，具體地說，我們的這個宿舍，要不要給我留下?如果說幾間屋都留下太多，那麼，為什麼不至少為我留一間? 那一年，父親他們機關奉命調去張家口的還有另外幾位，其中有的，就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當然也就保留。
很多年後，還經曆了“文革”的動亂，但到頭來，人家北京有根，終究還是“葉落歸根”了。
那時，即使我的母親跟父親去了張家口，跟組織上要求給我留一間房，是會被應允的，但父親卻把房全退了，母親呢，思想感情和父親完全一緻，就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應當開始完全獨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問題上，母親是絕對的權威。
倘若母親提出應為我留房，父親是不會反對的。
母親此舉也令鄰居們大惑不解，特别是，他們都目睹過母親在飯食和訂閱報刊上對我的慣縱，何以到了遠比飯菜和報刊更重要的房子問題上，她卻忽然陷我于“無立錐之地”，這還算得上慈母嗎?! 父母遷離北京、去張家口那天，因為不是星期日，我都沒去送行，老老實實地在教室裡聽課。
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識到，我在北京除了集體宿舍裡的那張上鋪鋪位，再沒有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鋪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闆上的一塊污漬，沒有流淚，卻有一種透徹肺腑的痛苦，難以言說，也無人可訴。
那一天，我還沒滿18歲。
我想一定會有人笑話我：十七八歲開始獨立的人生，這有什麼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裡，有的人15歲左右就參加革命了!而“文革”當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鄉，“老三屆”裡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們去插隊或去兵團時頂多16歲。
是的，我也曾在心底裡檢讨過自己的嬌懦與卑瑣，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階段的心曲。
但現在時過境遷，我已年過半百，自己對自己負全責的生活磨煉，也堪稱教訓與經驗并豐，因之能冷靜地跳出自己，從旁來觀察分析我從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階段的心理成熟過程，現在更能從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親，對子女，特别是對我，無形中所體現出的那一份寶貴的愛。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但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曆程又往往可以從大體上來歸類。
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裡，很多青年人參加革命，或是因為家裡窮得沒飯吃，或者是家裡小康或大富，自己卻覺得窒悶，因而主動投入革命，離家奮飛。
而“文革”中最大多數的知識青年，他們的離家上山下鄉，是處于一種不管你積極還是消極還是混沌的狀态，總之要随風而去的潮流之中。
但是在相對來說不僅小康而且親情濃烈的家庭裡，在相對來說屬于和平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父母就很容易因為嬌慣與溺愛子女，而忽略了培養他們獨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該将他們“放飛”的時候，還不能毅然地将他們撒出家去，讓他們張開翅膀，開始相對獨立的人生途程。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小家庭都面臨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際卻并不那麼簡單的問題，結果是出現了很多心性發育滞後的青少年，引發于社會，則呈現出越來越具負面影響的若幹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社會生态平衡問題與民族素質衍化等一系列問題。
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環境中，我才突然覺得，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來加深對我母親的某些方面的理解，會不僅對我自己，對我的兒子，能有新的啟迪，并且将其寫出，也許會對今天的母親們，亦不無參考價值。
母親将我們放飛 其實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寫到過母親，隻是沒有像張潔那樣，專門寫成一本書。
我回憶過母親的慈藹，她的寬于待人，她那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