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放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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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于沒收，卻總是要數落我一頓。
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并且那話裡話外，似乎還傳遞着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将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緻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
但跟着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
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裡，我家廚房裡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制臘腸，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别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
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
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衆電影》、《戲劇報》……乃至于《收獲》與《讀書》。
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麼那麼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麼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麼破舊，家裡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着他吧!”其實鄰居們還隻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裡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制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裡看到的)。
又由于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
為什麼我要把這方面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
父親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麼過問我的事。
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
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麼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并不覺得自己隻是個“文學青年”，隻應嘗試着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
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于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
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并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裡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于成都。
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裡面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
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着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
後來證實，那并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裡面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裡且不去說。
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
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師範院校吃飯不要錢，但那裡也有某些不那麼特别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麼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夥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
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并且也不曾設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
我服從了，心裡卻十分地别扭。
那時，經曆過浮誇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裡的夥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
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父親靠級别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加以母
母親堅信，一個人隻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并且那話裡話外，似乎還傳遞着這樣的信念：人隻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将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
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緻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
但跟着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
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胡同的機關大院裡，我家廚房裡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制臘腸，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别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
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隻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
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衆電影》、《戲劇報》……乃至于《收獲》與《讀書》。
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麼那麼舍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麼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麼破舊，家裡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着他吧!”其實鄰居們還隻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裡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制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裡看到的)。
又由于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
為什麼我要把這方面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
父親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麼過問我的事。
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
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麼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并不覺得自己隻是個“文學青年”，隻應嘗試着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
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于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
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并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裡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于成都。
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裡面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
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着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
後來證實，那并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裡面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裡且不去說。
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飯和睡覺。
固然學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師範院校吃飯不要錢，但那裡也有某些不那麼特别要求進步，家庭也不那麼困難的學生，幾乎天天跑回家去，放棄學校的夥食，跟我一個班的一位同學就是如此。
我滿以為，母親會縱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樣生活。
但是她卻給我準備了鋪蓋卷和箱子，顯示出她絲毫沒有猶豫過，并且也不曾設想過我會耍賴——她明白無誤地要我去住校，告訴我到星期六再回家來。
我服從了，心裡卻十分地别扭。
那時，經曆過浮誇的“大躍進”，國家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裡的夥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
母親在家雖也漸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父親靠級别終究還有一些食油和黃豆之類的特殊供應，加以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