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放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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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然而尖銳的沖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面的痛怨。
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
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
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
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
據說海内外若幹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
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
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面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
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
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麼大的影響。
”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弑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裡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
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并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
他确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着：是的。
也許我并不那麼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
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産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怅惘的心情。
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
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确是母親，可是我卻并無那一個“最”字橫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戰争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
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着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嶽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
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
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
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并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裡，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着，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凍着也就行了。
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
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面、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制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松、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
而我在那十年裡，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制作的這類美味佳肴。
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
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并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裡外不憚煩地制作美味。
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将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麼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設想過“将來”。
生活也許能就那麼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于天經地義。
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
偶爾看見我吃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面的痛怨。
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
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
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
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
據說海内外若幹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
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
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面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
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
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麼大的影響。
”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弑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裡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
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并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
他确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着：是的。
也許我并不那麼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
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産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怅惘的心情。
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
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确是母親，可是我卻并無那一個“最”字橫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戰争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
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着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嶽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
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
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
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并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裡，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着，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凍着也就行了。
用的，如家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
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面、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制作的四川臘腸、臘肉、鹵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松、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
而我在那十年裡，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制作的這類美味佳肴。
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
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并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裡外不憚煩地制作美味。
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将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麼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設想過“将來”。
生活也許能就那麼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于天經地義。
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給的。
偶爾看見我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