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父親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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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表達限度的複雜因素。

    那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

     如今我憬悟,這是沒有辦法,而且用不着想辦法,不該去想辦法的事——我的身上,流着父親傳給我的血,當然,那也是我祖父通過他再傳給我的。

     我是祖父劉雲門、父親劉天演的一個天然遺傳物。

    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經曆了許多次有時是很激烈的代間沖突。

    因為政治,因為經濟,因為道德觀,因為興趣愛好分流,因為認識分歧,因為感情波動,因為性格的變異,因為無端的煩躁,因為單向或雙向的誤解,以及什麼也不因為……有時是被時代、社會的大潮流所推動,有時迫于具體處境,有時完全是主動出擊,有時似乎非常清醒,有時實在是渾渾噩噩,有時始于理性而終于非理性……代間的沖突釀成了一出出悲喜正鬧的活劇。

     我不是宗教徒。

    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和我一樣,沒有宗教信仰。

    我們不覺得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在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之上,而我們都面對着他,因此要對他負責。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潤,使大多數西方人覺得在人與人之上有一個上帝,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代間的差異沖突和個體生命與上帝的差異和沖突相比,因有質的不同,所以簡直微不足道。

    人與人的關系是面對上帝的平行線。

    我們中國人,尤其漢族人,其絕大多數人,人與人之間是親族的鍊環關系,一個人,隻是這鍊中的一環。

    比如我,我沒有上帝,我隻能這樣來确定我的位置:我是我祖父祖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妻子的丈夫、兒子的父親,以及誰誰誰的朋友、誰誰誰的對頭、誰誰誰的鄰居,等等。

    我需對以上種種人際關系負責。

    現在我非常理解孔夫子提出的“仁”,這個字拆開了就是“二人”。

    是的,儒家學說的精髓就是讓我們時刻意識到,我們沒有單獨的個人價值,我們個人的價值是建築在起碼兩個人以上的關系上的。

    而在我們所置身的人際鍊環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是誰的後代?我們是否令他們滿意? 我不知道祖父如果看得到今日的我,他會有何觀感。

    父親沒有等到我大踏步走入文壇,就過世了,他其實并不一定希望我成為一個作家。

    想起來常常發愣,為什麼父子間的沖突,即使在最親和的家庭中,也往往不能避免? 《紅樓夢》裡寫到的賈政和賈寶玉的沖突,常被論家定性為封建與反封建的沖突。

    這誠然是一種很有道理的辨析,但其實賈寶玉何嘗有“弑父弑君”之想?他自己又何嘗有明确的“ 反封建”理性?近年已有論家著文,說賈寶玉是個浪漫詩人,他要生活在詩境裡,所以不斷和現實發生矛盾。

    他的與蔣玉菡交厚,與金钏兒調情,都并非是針對君、父的,他那“下流癡病”縱使發展到極端,也不至于去參加農民起義軍,掀翻王朝和貴族府第。

    他的“不肖”,在偶然事态的引發下,使得賈政恨不能把他“一發勒死了,以絕将來之患”。

    但事過境遷,雖然父子間的心靈取向仍然不同乃至愈加分歧,賈政也并不堅持“必欲除之而後快”,第三十三回寫了“不肖種種大承笞撻”,到第七十八回,卻又有“老學士閑征詞”:賈政要寶玉寫一首詩歌頌抵禦“流寇”的林四娘,寶玉不但遵從,還積極到主動寫出“長篇一首”的地步,而賈政此時對寶玉的看法,已修正為:“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污了祖宗。

    ”作為人際鍊環中直接相銜的兩環,他們不管如何沖突,到頭來,也還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按曹雪芹原來的構思,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