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悔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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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任以及十多位教師都被劃成“右派”了，後來陸續不見蹤影。
但那時教師搞運動單在一間不讓學生進去的大屋子裡挂大字報、開批判會，所以我和同學們照樣悠遊嬉戲，并不知道那間大屋裡出現了一些什麼場面。
我上師專時黨内有過一次“反右傾”，但我連團員都不是，自然未受觸及。
參加工作以後，我才加入了共青團，但1964年以後搞“四清”運動，學校裡雖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參加，我卻一直留在教學崗位上教我的課。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氣勢一下子君臨了我們那所小小的學校。
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為盡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級“小将”大不了幾歲，但已屬天然應受沖擊的教師群中的一員。
我也不可能一開始就成為沖擊對象，因為無論當“走資派”，還是當“反動權威”我都不夠資格。
我确确實實給吓壞了——因為幾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園裡打死了好幾個人，有他們認為“該死”的“臭流氓”，也有從校外拉來打死的“反動資本家”，學校的黨員幹部和一些老教師在武鬥中被極其粗暴地踐踏了人格。
在那樣一種狂熱和恐怖交織的氣氛中，我内心裡既充斥着對理論的崇拜，又充斥着對實踐的懷疑，我的靈魂被煎熬得好苦。
後來沖擊波漸漸逼近了我。
我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一些“豆腐塊”就刊登在鄧拓的《燕山夜話》旁邊。
其中一篇文章認為京劇改革雖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當、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課堂上所講的也被回憶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現了揭發我“反動言行”的長篇大字報。
後來有一天，“群衆專政小組”便在校門内貼出了大幅告示：當天下午兩點半于操場召開批鬥劉心武的全校大會，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對京劇革命”和惡毒攻擊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飯。
胃口不大好，但也還吃得下去。
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舊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驚——我何以這樣鎮靜?我沒有萌生自殺這類念頭，隻祈求挨鬥時他們不至于把我打死或緻殘——所謂“群專小組”當時完全幹得出這種事。
後來我聽見有人敲門，便本能地跳起來打開了門——門外是我教過的一個學生。
這件事至今回憶起來還令我戰栗。
敲開我門的那個學生是一個我曾傾注過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親運動一開始便被本單位“遣返回鄉”，并且據說一抵達鄉裡就被打死了。
他的母親和我一樣也是中學教師，因為丈夫的問題處境維艱。
他本人則被同學們視為“狗崽子”，不僅無資格參加“造反”，有時還要受到诟罵。
我曾在他母親情緒最低落時，壯着膽子去他家看望過他母親和他們三個兄弟，在“紅五類”同學辱罵他時，給予過勸阻。
但我萬沒想到那天中午是他來敲開了我的門，并且他臉上呈現出一種明白無誤的惡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書寫出來一樣，令我終生難忘——“啊，今天下午要鬥你，你中午呆在這兒幹嗎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話：“看看熱鬧”的意思)……”是我理解錯了嗎?不，原來他後面還有幾個具有同樣好奇心的“紅五類”，他看來不像是被逼迫着來打頭陣的，因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動——我一開門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裝咳嗽。
我使勁撞上門，倒在躺椅上，我遍體清涼，我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個人悲劇的更大更深的悲劇——心靈沉淪的悲劇。
後來那次批鬥我的會戲劇性地延期了——僅僅是因為“中央首長”發表了一個什麼新的重要講話，必須傾校而出去遊行歡慶。
而學校偏又進駐了新的“工宣隊”，據說“工宣隊”的區指揮部看了“群專組”上報的關于我的材料，認為我的“罪行”還不到“全校揪鬥”的程度，我便被從輕發落——派到農村勞動去了。
後來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經曆完了整個“文化大革命”。
就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也沒有多少值得特别慚愧的。
我實在隻是個最平常不過的人，經曆着最平常不過的經曆。
但那時教師搞運動單在一間不讓學生進去的大屋子裡挂大字報、開批判會，所以我和同學們照樣悠遊嬉戲，并不知道那間大屋裡出現了一些什麼場面。
我上師專時黨内有過一次“反右傾”，但我連團員都不是，自然未受觸及。
參加工作以後，我才加入了共青團，但1964年以後搞“四清”運動，學校裡雖然也抽了一些人去參加，我卻一直留在教學崗位上教我的課。
“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氣勢一下子君臨了我們那所小小的學校。
我不可能是“革命造反派”，因為盡管我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級“小将”大不了幾歲，但已屬天然應受沖擊的教師群中的一員。
我也不可能一開始就成為沖擊對象，因為無論當“走資派”，還是當“反動權威”我都不夠資格。
我确确實實給吓壞了——因為幾天之内，“造反”的“小将”就在校園裡打死了好幾個人，有他們認為“該死”的“臭流氓”，也有從校外拉來打死的“反動資本家”，學校的黨員幹部和一些老教師在武鬥中被極其粗暴地踐踏了人格。
在那樣一種狂熱和恐怖交織的氣氛中，我内心裡既充斥着對理論的崇拜，又充斥着對實踐的懷疑，我的靈魂被煎熬得好苦。
後來沖擊波漸漸逼近了我。
我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一些“豆腐塊”就刊登在鄧拓的《燕山夜話》旁邊。
其中一篇文章認為京劇改革雖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當、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課堂上所講的也被回憶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現了揭發我“反動言行”的長篇大字報。
後來有一天，“群衆專政小組”便在校門内貼出了大幅告示：當天下午兩點半于操場召開批鬥劉心武的全校大會，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對京劇革命”和惡毒攻擊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飯。
胃口不大好，但也還吃得下去。
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舊躺椅上，自己也感到吃驚——我何以這樣鎮靜?我沒有萌生自殺這類念頭，隻祈求挨鬥時他們不至于把我打死或緻殘——所謂“群專小組”當時完全幹得出這種事。
後來我聽見有人敲門，便本能地跳起來打開了門——門外是我教過的一個學生。
這件事至今回憶起來還令我戰栗。
敲開我門的那個學生是一個我曾傾注過大量同情的弱者，他的父親運動一開始便被本單位“遣返回鄉”，并且據說一抵達鄉裡就被打死了。
他的母親和我一樣也是中學教師，因為丈夫的問題處境維艱。
他本人則被同學們視為“狗崽子”，不僅無資格參加“造反”，有時還要受到诟罵。
我曾在他母親情緒最低落時，壯着膽子去他家看望過他母親和他們三個兄弟，在“紅五類”同學辱罵他時，給予過勸阻。
但我萬沒想到那天中午是他來敲開了我的門，并且他臉上呈現出一種明白無誤的惡意的好奇感，他那表情就像用文字書寫出來一樣，令我終生難忘——“啊，今天下午要鬥你，你中午呆在這兒幹嗎呢?我可得兮兮(北京話：“看看熱鬧”的意思)……”是我理解錯了嗎?不，原來他後面還有幾個具有同樣好奇心的“紅五類”，他看來不像是被逼迫着來打頭陣的，因為他的表情松弛而生動——我一開門他便望着我得意地假裝咳嗽。
我使勁撞上門，倒在躺椅上，我遍體清涼，我這才懂得世上有超越我個人悲劇的更大更深的悲劇——心靈沉淪的悲劇。
後來那次批鬥我的會戲劇性地延期了——僅僅是因為“中央首長”發表了一個什麼新的重要講話，必須傾校而出去遊行歡慶。
而學校偏又進駐了新的“工宣隊”，據說“工宣隊”的區指揮部看了“群專組”上報的關于我的材料，認為我的“罪行”還不到“全校揪鬥”的程度，我便被從輕發落——派到農村勞動去了。
後來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經曆完了整個“文化大革命”。
就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也沒有多少值得特别慚愧的。
我實在隻是個最平常不過的人，經曆着最平常不過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