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悔少年時
關燈
小
中
大
驗、期考我都得的是5分。
期末考試采用的是從蘇聯學來的抽簽式面試，我抽到的題簽是一道最難的力學題，又要講出道理又要計算準确，我戰戰兢兢然而仔仔細細地完成了全部要求。
物理老師瞪圓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願地給我記下了一個5分，但最後的學期總評，他還是隻給了我一個4分。
這件事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并非聰慧之輩，我會在最簡單的問題上失足，而為了挽回損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當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滿了幻想。
我覺得從打破世界舉重紀錄到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從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到發明出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我來說都無妨一試。
生活似乎為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畢業以後出現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
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沒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師範專科學校。
一位高中同學，原來是近乎崇拜我的，不僅是因為我學習成績比他好，更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報》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間廣播電台所播出的一出兒童快闆劇，便是由我改編的，可我竟同他一樣隻考取了北京師專。
在到師專報到時我們遇上了，他毫不掩飾、淋漓盡緻地當衆傾瀉了他對我的鄙夷——這個強刺激使我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認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學。
我從上師專起開始離開家獨立生活，我漸漸覺得去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也不錯。
我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于北京師專，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學教語文。
走上工作崗位以後，自然更明顯地暴露出了我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但有一個優點似乎是誰都承認的——我安心教學工作，備課認真，講授生動，學生們的反應總是不錯。
我上學比同代人早，所以從師專畢業時才19歲。
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語文課，隻比我的學生大4歲。
現在他們當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現在還能遇上，他們對我執弟子禮，使我很尴尬——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同一代人。
從1961年夏天參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正是我從19歲到24歲的青春歲月。
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學教師，但我覺得自己生活得問心無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實。
我讀了不少書——不僅是文學書籍，也有不少哲學、曆史、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
我熟悉了不少人——不僅是學校的幹部、教師和所教的學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學校掃地的工友和冬天來燒鍋爐的臨時工，以及那些處于北京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學生家長——建築工人、三輪車夫、電車售票員、小飯館炸油餅的炊事員、處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揀廢紙、看守自行車為生的老頭兒老太太。
我從他們當中發現了許多令我驚愕的世态人心，更發現了強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階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
學校就是那麼大，平日能夠延伸出去的生活領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鐘鼓樓、什刹海一帶。
中學教師幾乎沒有出差的機會，參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學校的取經活動，對我來說便是生活當中的一樁大事。
但就在那幾年裡，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話說得别人絕聽不出四川口音，還能以極夠味兒的北京土腔同學校裡的工友對話。
例如天氣悶熱時，便會說：“這天哪，蓋了蓋兒啦!老爺子煙高粱稈兒啊，邪乎!”語言還在其次，我覺得自己已能體會到“老北京”的種種特殊心境。
我沒有忘記祖籍安嶽那些赭色的丘陵，沒有忘記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沒有忘記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寫小說，從構思到落筆都使用北京話便是明證。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襲來時，我在政治上還完全處于懵懂狀态。
解放後在此之前的曆次政治活動，我因為年齡小都沒趕上過。
1957年“反右”時我剛上高中，隻知道校長和幾
期末考試采用的是從蘇聯學來的抽簽式面試，我抽到的題簽是一道最難的力學題，又要講出道理又要計算準确，我戰戰兢兢然而仔仔細細地完成了全部要求。
物理老師瞪圓了眼睛望着我，他似乎是很不情願地給我記下了一個5分，但最後的學期總評，他還是隻給了我一個4分。
這件事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并非聰慧之輩，我會在最簡單的問題上失足，而為了挽回損失我往往要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
當然，另一方面我又充滿了幻想。
我覺得從打破世界舉重紀錄到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從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到發明出一種新型的建築材料，在我來說都無妨一試。
生活似乎為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
但是高中畢業以後出現了我以前未曾料到的局面。
在高考中我遇到了挫折，不是沒有考取，而是考上了一所排列在所有招生院校最末一名的北京師範專科學校。
一位高中同學，原來是近乎崇拜我的，不僅是因為我學習成績比他好，更因為他知道我常在《北京晚報》上登出文章，并且高考期間廣播電台所播出的一出兒童快闆劇，便是由我改編的，可我竟同他一樣隻考取了北京師專。
在到師專報到時我們遇上了，他毫不掩飾、淋漓盡緻地當衆傾瀉了他對我的鄙夷——這個強刺激使我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可是我自己并不認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學。
我從上師專起開始離開家獨立生活，我漸漸覺得去當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也不錯。
我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于北京師專，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學教語文。
走上工作崗位以後，自然更明顯地暴露出了我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但有一個優點似乎是誰都承認的——我安心教學工作，備課認真，講授生動，學生們的反應總是不錯。
我上學比同代人早，所以從師專畢業時才19歲。
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語文課，隻比我的學生大4歲。
現在他們當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現在還能遇上，他們對我執弟子禮，使我很尴尬——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同一代人。
從1961年夏天參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正是我從19歲到24歲的青春歲月。
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缺乏社會生活經驗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學教師，但我覺得自己生活得問心無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實。
我讀了不少書——不僅是文學書籍，也有不少哲學、曆史、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
我熟悉了不少人——不僅是學校的幹部、教師和所教的學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學校掃地的工友和冬天來燒鍋爐的臨時工，以及那些處于北京社會生活最底層的學生家長——建築工人、三輪車夫、電車售票員、小飯館炸油餅的炊事員、處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揀廢紙、看守自行車為生的老頭兒老太太。
我從他們當中發現了許多令我驚愕的世态人心，更發現了強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階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
學校就是那麼大，平日能夠延伸出去的生活領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鐘鼓樓、什刹海一帶。
中學教師幾乎沒有出差的機會，參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學校的取經活動，對我來說便是生活當中的一樁大事。
但就在那幾年裡，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話說得别人絕聽不出四川口音，還能以極夠味兒的北京土腔同學校裡的工友對話。
例如天氣悶熱時，便會說：“這天哪，蓋了蓋兒啦!老爺子煙高粱稈兒啊，邪乎!”語言還在其次，我覺得自己已能體會到“老北京”的種種特殊心境。
我沒有忘記祖籍安嶽那些赭色的丘陵，沒有忘記成都武侯祠的柏林，沒有忘記嘉陵江畔的帆影，但我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北京人——直到今天我寫小說，從構思到落筆都使用北京話便是明證。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襲來時，我在政治上還完全處于懵懂狀态。
解放後在此之前的曆次政治活動，我因為年齡小都沒趕上過。
1957年“反右”時我剛上高中，隻知道校長和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