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悔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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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2年6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育嬰堂街。
母親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兒已經8歲。
當時家庭生活困窘，母親不想再添累贅，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統統不靈，最後還是隻好把我生了下來。
當時正處于抗日戰争最艱苦的階段。
父親出于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
“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逐日寇的意思。
後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嶽縣。
我的祖籍是安嶽縣龍台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
盡管後來我不隻一次回過安嶽縣城，并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台場，但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
老家安嶽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館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成一種機關，理發師傅給顧客理發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
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的那種特殊情調，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後來我家定居重慶。
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相望。
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着，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号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着大補丁的灰帆時隐時現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隻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往北京工作，我們全家随往。
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
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隻有一所私立小學願意接收我當插班生。
我插進去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裡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
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麼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三年級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級教室，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
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
我在生活經曆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
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幹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說北京話。
那所私立學校從校長到教師概由一個家庭的成員充任，整個學校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
不等國家對它實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讓我轉到了另一所公立學校，在那裡我戴上了紅領巾。
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最令我難忘的業績，是有一回學校舉行講故事比賽，我竟被推選為班上的參賽者之一。
經過反複預習和試講，我終于在衆目睽睽下登上了賽台，但我剛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靈感與勇氣，結結巴巴地支撐到故事的結尾，在同班同學責備的目光和啧議中走下了賽台。
從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後跑去上學，發現旁邊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學時。
後來老師告訴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窯坑遊泳，淹死了。
老師嚴肅地發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訓誡，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隻想着那同學上午還活現于我眼前的聲容笑貌。
頭天下午上課時，我還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劃出過白道，可是他竟從此消失了。
這是我頭一回生動而具體地體驗到死亡的含義。
後來我上了中學，直到初中三年級才懂得用功。
到了高中，我的成績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績是不容易的。
剛上高一，物理老師第一次提問我，我就答錯了，而且錯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記成每1米等于33市尺。
物理老師自然給我記了一個2分。
後來我比學習其他功課更加賣力地學習物理，但物理老師對我的印象很壞，他教了那麼多年書，連1米等于幾市尺都記不清的學生似乎隻碰上過我這麼一個，這很傷他的自尊心。
他再沒有提問過我，但漸漸地他驚訝起來，因為在後來每次的測
母親生我前，已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女兒已經8歲。
當時家庭生活困窘，母親不想再添累贅，便遍求偏方，想在孕中把我打掉，但那些偏方統統不靈，最後還是隻好把我生了下來。
當時正處于抗日戰争最艱苦的階段。
父親出于愛國熱情，給我取名“心武”。
“心”是排行，“武”是要以武力驅逐日寇的意思。
後來母親一度帶我回到老家安嶽縣。
我的祖籍是安嶽縣龍台場高石梯，那是一個極其偏僻的村落。
盡管後來我不隻一次回過安嶽縣城，并且有一次還回到過龍台場，但始終沒有回到過那個村落。
老家安嶽縣永遠能在我心中喚起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我記得它的一家理發館中，有着一面用4排24把蒲扇連綴而成的大扇子，用滑輪和繩索構成一種機關，理發師傅給顧客理發時，可以用腳踩得它上下扇風。
也許如今它早已被電風扇取代了吧，但故鄉的那種特殊情調，既已儲留心中，卻是任何新奇的東西都不能淡化的。
再後來我家定居重慶。
我們住在南岸，隔江與重慶城區相望。
推開我家房舍的窗戶，長江永無止息地流淌着，對岸是密密麻麻的“吊腳樓”，纖夫那悲壯的号子聲一起一落地飄來，縫綴着大補丁的灰帆時隐時現地浮過……晴天很少，霧氣常來，到了晚上，對岸的萬家燈火仿佛無數隻一眨一眨的眼睛，使我感到無比神秘。
我便在那霧蒙蒙的山城度過了我耽于幻想的童年。
1950年，我父親被調往北京工作，我們全家随往。
從此，我便一直生活在北京。
剛到北京，我是一個頑固的“小川佬”。
因為錯過了新學期的開始，住家附近隻有一所私立小學願意接收我當插班生。
我插進去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堅持說四川話，其實我心裡早就會說北京話了，可就是不好意思開口，弄得老師皺眉、同學取笑。
我記得有一天同班一位同學不知為什麼事同老師頂了嘴，那老師氣惱之下，便把他從我們三年級教室拖拽到了二年級教室，當場宣布了他的降級。
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強刺激。
我在生活經曆中第一次體驗到了對不公正的事情的義憤。
我忍不住對同座的同學說：“幹嗎?!”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說北京話。
那所私立學校從校長到教師概由一個家庭的成員充任，整個學校的氣氛令人難以忍受。
不等國家對它實行接收、改造，我的父母就讓我轉到了另一所公立學校，在那裡我戴上了紅領巾。
我是一個平庸的學生，最令我難忘的業績，是有一回學校舉行講故事比賽，我竟被推選為班上的參賽者之一。
經過反複預習和試講，我終于在衆目睽睽下登上了賽台，但我剛站定便失去了原有的靈感與勇氣，結結巴巴地支撐到故事的結尾，在同班同學責備的目光和啧議中走下了賽台。
從那回起我就明白，在人生的途程中，我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太笨。
有一天下午，午睡後跑去上學，發現旁邊的座位是空的——一直空到下午放學時。
後來老師告訴大家，我的同座中午跑到城外窯坑遊泳，淹死了。
老師嚴肅地發表着由此派生出的訓誡，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隻想着那同學上午還活現于我眼前的聲容笑貌。
頭天下午上課時，我還用指甲在他那黝黑的胳膊上劃出過白道，可是他竟從此消失了。
這是我頭一回生動而具體地體驗到死亡的含義。
後來我上了中學，直到初中三年級才懂得用功。
到了高中，我的成績更好一些，可是我取得好成績是不容易的。
剛上高一，物理老師第一次提問我，我就答錯了，而且錯得很蠢，我把每1米等于3市尺記成每1米等于33市尺。
物理老師自然給我記了一個2分。
後來我比學習其他功課更加賣力地學習物理，但物理老師對我的印象很壞，他教了那麼多年書，連1米等于幾市尺都記不清的學生似乎隻碰上過我這麼一個，這很傷他的自尊心。
他再沒有提問過我，但漸漸地他驚訝起來，因為在後來每次的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