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兩劑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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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她，可直到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她才覺得我足夠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實姓名。
她當時穿着一件黑色皮夾克，裡面是一身簡簡單單的紅連衣裙，腳上穿着長筒靴，頭發梳到腦後紮成一條馬尾辮。
她用雙手遞過名片來的時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裡還說道：“我叫海倫娜，妓女，不過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職業妓女。
”她說着說着就笑了起來，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閃一閃的。
我一直雜亂無章地記着日記。
記日記是件好事，因為我們的忘性都太大。
作為記者，你見的人那麼多，采訪的悲劇那麼多，寫的報道那麼多，很難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去過了什麼地方。
但有些小物件裡儲存着的回憶卻比電話簿大小的日記本裡的多。
我把那張名片拿在手中，覺得它飽含着沉甸甸的回憶。
我們曾把那張名片當作她的大富翁遊戲裡的“公園廣場”。
一個陰雨的周日，我在辦公室裡做了一些事情之後，順路去了她住的地方，我們玩了一局“馬拉松”。
因為一直找不到“公園廣場”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個位置上。
我争辯道，那上面租金等相關的信息一個都沒有，她便憑着記憶把所有的數字都說了出來，還說道：“我了解‘公園廣場’，寶貝兒。
這個女人隻想要高檔的房地産，我就是這樣的，結束的時候讓你輸到光屁股。
” 果然不出所料，遊戲結束時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
她真的很擅長戰術遊戲——大富翁、戰艦、奧賽羅。
這很傷我的自尊心。
我想，那些遊戲就是她的唯一愛好吧。
在那堆名片裡，我找到了那張“公園廣場”的卡片。
我想，我就是當時拿錯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後一次玩大富翁是什麼時候了，然後，我想起自己多麼思念有她在一起說話的日子，于是，我一時間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不願去想這樣的事情，但還是想到了。
如果我沒有在2005年的時候打退堂鼓，或許後藤已經失權，這樣的事情也不會發生了。
當時，那個決定看起來是正确的——戰略性撤退。
不過，真的是那樣？還是一種怯懦的行為？或許隻是出于懶惰？那一幕在我腦海裡重現了好多次。
于是，我下了決心，隻要能把他打倒，我什麼都願意做。
我厭倦了東奔西跑，實際上我也沒有多少錢。
我沒有900來号人為我工作，也沒有幾百萬美元藏在銀行裡。
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聯絡人和滿腔的怒火。
不過，在放手大幹之前，我必須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電子郵件。
聽到我不得不說的話，很多人非常不高興，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
如果說我一點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謊，但我明白，友誼中一般沒有成為人肉靶子這種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寫了出來。
事情看起來就這麼簡單：要麼登出來，要麼死。
真的。
問題是，沒有人會登我的文章，連我本來指望的人都不會了。
“這篇報道過時了。
”“我們不想惹日本警視廳，如果這是真的，他們就顯得非常愚蠢了。
”“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會為我們證實這件事。
”有家報社似乎對發表這篇報道感興趣，但那家報社想要做的就是抨擊美國聯邦調查局，我認為那樣做根本達不到真正的目的。
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做那筆交易有錯，而我也不想讓吉姆受到冷嘲熱諷。
我不能同意。
隻有一個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了實話：“這是很吓人的玩意兒。
我們發了這個，那就不但要跟後藤的律師打交道，而且還不得不花一大筆錢來加強公司的安全保障。
報複是一定會有的，人員也會受傷，搞不好我們的辦公室都會被扔汽油彈。
而且坦率地說吧，我們一直在為創價學會印一些東西，那樣的話，後藤還不讓那裡跟我們終止合同？對不起了。
” 我想，那時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時期了。
萬事幾乎俱備了，東風卻怎麼也喚不來。
有家雜志向我保證，隻要我能再找到一點确鑿的證據，它就準備刊登這篇報道。
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國西海岸，跟一個為後藤組洗過錢的藝術品經銷商見了一面，結果卻糟透了。
我得不到那份雜志希望和要求的東西，越來越覺得事情要落空了。
我在一家20世紀20年代建的舊飯店裡待了一個晚上，翻看着《完美自殺指南》，考慮要不要嘗試一下。
這似乎是一種選擇。
在若幹年之後，日本有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連自殺的情況也屬于償付範圍裡的了。
要是自己了斷，我既可以為我的家人留下一筆錢，後藤也沒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擔心的每一個人了。
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還有可能步入那些将自殺指南付諸實踐的不幸者的行列。
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而且很擔心——什麼事都擔心。
我可以說是有點沮喪了。
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個時候來了一個電話，我可能已經那樣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認。
最後，我決定自己動手用英語寫這篇報道。
我抽着煙，看着太陽從機場上空升起，做着回日本的準備，然後我突然明白該怎麼做了。
我早就應該明白，想先用日語發表這篇報道是不可能的。
我一開始就應該采取别的手段。
我估計自己能讓這篇報道發表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FCCJ）的報紙上，結果又錯了。
提交了這篇報道之後，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個編輯通過電郵發過來的一份備忘錄，大意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壓酷砸發放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得到肝髒移植？聽起來完全令人難以置信。
也許這家夥有點瘋了。
” 我心裡很不痛快。
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别人看成瘋子了。
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認識的所有人求援，後來一位世交把我介紹給了《華盛頓郵報》“觀點”欄目的編輯約翰·龐弗雷特。
他也認為我有點瘋了，但我沒有責怪他。
他要證據，我把手頭上的所有資料都給了他，有一百來頁。
我從來沒有哪篇報道接受過跟這篇報道一樣苛刻的審查。
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回答問題，核查事實，辨别我的材料的來源，這樣過了一個多月，這篇報道才得到了龐弗雷特先生的首肯。
最後，《華盛頓郵報》通過獨立消息來源從美國聯邦調查局證實了我說的是真話。
5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這篇報道。
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也改變了立場，發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後藤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還做了一件事情。
我跟山口組（理事會）另一派系的一個家夥取得了聯系。
我知道後藤被山口組的高層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會裡的那個家夥解釋說，我正在寫一篇後藤忠政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的報道，是用英文寫的。
我請他把這篇文章遞上去，請山口組總部給一個意見（雖然我并不認為他們真的會給）。
我對他說：“我想知道山口組總部是否同意了這筆交易，如果是，為什麼？你們是否認為這件事有問題？” 我把用英語寫的報道和我翻譯的日文版給他看，他當場看了，但沒有任何反應。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我，态度非常禮貌。
“我們沒有正式的意見。
你也知道，山口組不再接受任何采訪，我們也不會發表評論了。
不過，上面已經授權我跟你說，非常感謝你促使我們注意到了這件事，我們并不知情。
我們其實甯願内部處理此事。
我們了解到你在這篇報道上花了很多的時間，願意對你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給予補償。
” 我摸不透他在說什麼，就直言不諱地問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國人。
你的措辭我聽不懂。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給你30萬美元，條件是不寫那篇報道。
隻要把你的銀行名稱、你的賬号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稱給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錢。
” “我不能接受。
” “我可以為你在一周内準備50萬美元。
但我必須把它存到兩個不同的銀行賬戶裡去。
如果你沒有兩個賬戶，可以很容易地再開設一個。
” “不是金額的問題。
謝謝。
我會把最新消息随時告訴你。
” “嗯，我不認為你在做最明智的決定。
你可以實現我認為你想實現的事情，輕而易舉地成為富人，開始新的生活。
”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我很感謝這個提議，而且感到非常榮幸。
但我不得不謝絕你的好意。
” “請随時與我聯絡。
” 我答應說我會的。
如果說我對拿了錢走人不動心，那是在撒謊。
但是，如果我那樣做了，他們就把我捏在手心裡了。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給讀賣新聞社送去了一份拷貝。
我覺得這樣做似乎比較合适。
讀賣新聞社沒有理我，日本的其他報社也一樣。
我早就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
這就是我在《華盛頓郵報》準備發稿之前就已經開始跟《洛杉矶時報》接洽的原因。
我趁該報社的舊金山分局局長約翰·利翁納在那一年5月來日本的時候去見了他，他很快就覺察到這是一篇有價值的報道。
我跟他和查爾斯·奧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幾周。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沒有提到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這讓他們覺得非常滿意。
5月31日，這篇報道成了他們的報紙的頭版消息。
這下日本媒體不能不聞不問了，隻是有些報刊還是裝作不知道。
幾乎所有報道了這一消息的日本媒體都畏畏縮縮地寫道：“據《洛杉矶時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是日本媒體在報道棘手的新聞時的标準策略：歸咎于别人。
“我們沒有說——是《洛杉矶時報》說的！”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說有人想要獨立核查這個消息或做進一步的調查。
報道問世了。
然而後藤那邊卻沒有一點動靜。
我不知道他會如何辯解，但這個消息看不到有什麼效果。
我呢，晚上卻好睡多了。
現在我成了非常顯眼的目标，而正因為如此，我受到扼殺、跟我有關聯的人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
但很顯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須把一切都詳細地寫出來，而且必須用日語寫。
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壓酷砸粉絲雜志的前編輯鈴木友彥找到了我，問我是否有興趣為寶島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聞報道》集撰寫一個章節。
我問，我們能不能一起寫——這種問法非常可怕，因為這意味着他也會惹怒後藤組。
但他沒有退縮，而是警告我說，我要做好承擔巨大風險的準備。
我說，我願意做這件事。
就是那個時候他對我說我需要一個保镖。
我認得那家夥，名叫望月昭夫。
他一直是遠藤安亘（關根元在20世紀90年代殺害的壓酷砸犯罪頭子）的好朋友。
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有組織犯罪團體，但壓酷砸之間的友誼有時會超越組織上的束縛。
一個住吉會的成員可以跟稻川會的成員結為“拜把兄弟”，一個山口組的成員可以跟國粹會的成員稱兄道弟。
望月和遠藤就是這樣的一種關系。
好就好在我們都互相認識。
我問鈴木，望月為什麼願意做保镖。
“他不再是個壓酷砸了，去年就脫離了組織。
他有個1歲大的兒子，但沒有工作。
他是理想的保镖兼司機。
他是個好漢。
” “是的，我認識他。
不過，他過去可是個犯罪頭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來号人為他幹活吧。
” “沒錯。
” “那不是降格了，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她，可直到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見面的時候，她才覺得我足夠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實姓名。
她當時穿着一件黑色皮夾克，裡面是一身簡簡單單的紅連衣裙，腳上穿着長筒靴，頭發梳到腦後紮成一條馬尾辮。
她用雙手遞過名片來的時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裡還說道：“我叫海倫娜，妓女，不過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職業妓女。
”她說着說着就笑了起來，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閃一閃的。
我一直雜亂無章地記着日記。
記日記是件好事，因為我們的忘性都太大。
作為記者，你見的人那麼多，采訪的悲劇那麼多，寫的報道那麼多，很難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去過了什麼地方。
但有些小物件裡儲存着的回憶卻比電話簿大小的日記本裡的多。
我把那張名片拿在手中，覺得它飽含着沉甸甸的回憶。
我們曾把那張名片當作她的大富翁遊戲裡的“公園廣場”。
一個陰雨的周日，我在辦公室裡做了一些事情之後，順路去了她住的地方，我們玩了一局“馬拉松”。
因為一直找不到“公園廣場”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個位置上。
我争辯道，那上面租金等相關的信息一個都沒有，她便憑着記憶把所有的數字都說了出來，還說道：“我了解‘公園廣場’，寶貝兒。
這個女人隻想要高檔的房地産，我就是這樣的，結束的時候讓你輸到光屁股。
” 果然不出所料，遊戲結束時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
她真的很擅長戰術遊戲——大富翁、戰艦、奧賽羅。
這很傷我的自尊心。
我想，那些遊戲就是她的唯一愛好吧。
在那堆名片裡，我找到了那張“公園廣場”的卡片。
我想，我就是當時拿錯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後一次玩大富翁是什麼時候了，然後，我想起自己多麼思念有她在一起說話的日子，于是，我一時間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不願去想這樣的事情，但還是想到了。
如果我沒有在2005年的時候打退堂鼓，或許後藤已經失權，這樣的事情也不會發生了。
當時，那個決定看起來是正确的——戰略性撤退。
不過，真的是那樣？還是一種怯懦的行為？或許隻是出于懶惰？那一幕在我腦海裡重現了好多次。
于是，我下了決心，隻要能把他打倒，我什麼都願意做。
我厭倦了東奔西跑，實際上我也沒有多少錢。
我沒有900來号人為我工作，也沒有幾百萬美元藏在銀行裡。
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聯絡人和滿腔的怒火。
不過，在放手大幹之前，我必須打幾個電話，發幾封電子郵件。
聽到我不得不說的話，很多人非常不高興，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
如果說我一點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謊，但我明白，友誼中一般沒有成為人肉靶子這種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寫了出來。
事情看起來就這麼簡單：要麼登出來，要麼死。
真的。
問題是，沒有人會登我的文章，連我本來指望的人都不會了。
“這篇報道過時了。
”“我們不想惹日本警視廳，如果這是真的，他們就顯得非常愚蠢了。
”“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會為我們證實這件事。
”有家報社似乎對發表這篇報道感興趣，但那家報社想要做的就是抨擊美國聯邦調查局，我認為那樣做根本達不到真正的目的。
我不認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做那筆交易有錯，而我也不想讓吉姆受到冷嘲熱諷。
我不能同意。
隻有一個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了實話：“這是很吓人的玩意兒。
我們發了這個，那就不但要跟後藤的律師打交道，而且還不得不花一大筆錢來加強公司的安全保障。
報複是一定會有的，人員也會受傷，搞不好我們的辦公室都會被扔汽油彈。
而且坦率地說吧，我們一直在為創價學會印一些東西，那樣的話，後藤還不讓那裡跟我們終止合同？對不起了。
” 我想，那時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時期了。
萬事幾乎俱備了，東風卻怎麼也喚不來。
有家雜志向我保證，隻要我能再找到一點确鑿的證據，它就準備刊登這篇報道。
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國西海岸，跟一個為後藤組洗過錢的藝術品經銷商見了一面，結果卻糟透了。
我得不到那份雜志希望和要求的東西，越來越覺得事情要落空了。
我在一家20世紀20年代建的舊飯店裡待了一個晚上，翻看着《完美自殺指南》，考慮要不要嘗試一下。
這似乎是一種選擇。
在若幹年之後，日本有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連自殺的情況也屬于償付範圍裡的了。
要是自己了斷，我既可以為我的家人留下一筆錢，後藤也沒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擔心的每一個人了。
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還有可能步入那些将自殺指南付諸實踐的不幸者的行列。
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而且很擔心——什麼事都擔心。
我可以說是有點沮喪了。
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個時候來了一個電話，我可能已經那樣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認。
最後，我決定自己動手用英語寫這篇報道。
我抽着煙，看着太陽從機場上空升起，做着回日本的準備，然後我突然明白該怎麼做了。
我早就應該明白，想先用日語發表這篇報道是不可能的。
我一開始就應該采取别的手段。
我估計自己能讓這篇報道發表在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FCCJ）的報紙上，結果又錯了。
提交了這篇報道之後，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個編輯通過電郵發過來的一份備忘錄，大意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壓酷砸發放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得到肝髒移植？聽起來完全令人難以置信。
也許這家夥有點瘋了。
” 我心裡很不痛快。
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别人看成瘋子了。
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認識的所有人求援，後來一位世交把我介紹給了《華盛頓郵報》“觀點”欄目的編輯約翰·龐弗雷特。
他也認為我有點瘋了，但我沒有責怪他。
他要證據，我把手頭上的所有資料都給了他，有一百來頁。
我從來沒有哪篇報道接受過跟這篇報道一樣苛刻的審查。
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回答問題，核查事實，辨别我的材料的來源，這樣過了一個多月，這篇報道才得到了龐弗雷特先生的首肯。
最後，《華盛頓郵報》通過獨立消息來源從美國聯邦調查局證實了我說的是真話。
5月11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這篇報道。
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也改變了立場，發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後藤的名字。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還做了一件事情。
我跟山口組（理事會）另一派系的一個家夥取得了聯系。
我知道後藤被山口組的高層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會裡的那個家夥解釋說，我正在寫一篇後藤忠政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交易的報道，是用英文寫的。
我請他把這篇文章遞上去，請山口組總部給一個意見（雖然我并不認為他們真的會給）。
我對他說：“我想知道山口組總部是否同意了這筆交易，如果是，為什麼？你們是否認為這件事有問題？” 我把用英語寫的報道和我翻譯的日文版給他看，他當場看了，但沒有任何反應。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我，态度非常禮貌。
“我們沒有正式的意見。
你也知道，山口組不再接受任何采訪，我們也不會發表評論了。
不過，上面已經授權我跟你說，非常感謝你促使我們注意到了這件事，我們并不知情。
我們其實甯願内部處理此事。
我們了解到你在這篇報道上花了很多的時間，願意對你所付出的時間和努力給予補償。
” 我摸不透他在說什麼，就直言不諱地問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國人。
你的措辭我聽不懂。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給你30萬美元，條件是不寫那篇報道。
隻要把你的銀行名稱、你的賬号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稱給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錢。
” “我不能接受。
” “我可以為你在一周内準備50萬美元。
但我必須把它存到兩個不同的銀行賬戶裡去。
如果你沒有兩個賬戶，可以很容易地再開設一個。
” “不是金額的問題。
謝謝。
我會把最新消息随時告訴你。
” “嗯，我不認為你在做最明智的決定。
你可以實現我認為你想實現的事情，輕而易舉地成為富人，開始新的生活。
” “我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我很感謝這個提議，而且感到非常榮幸。
但我不得不謝絕你的好意。
” “請随時與我聯絡。
” 我答應說我會的。
如果說我對拿了錢走人不動心，那是在撒謊。
但是，如果我那樣做了，他們就把我捏在手心裡了。
在這篇報道發表之前，我給讀賣新聞社送去了一份拷貝。
我覺得這樣做似乎比較合适。
讀賣新聞社沒有理我，日本的其他報社也一樣。
我早就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
這就是我在《華盛頓郵報》準備發稿之前就已經開始跟《洛杉矶時報》接洽的原因。
我趁該報社的舊金山分局局長約翰·利翁納在那一年5月來日本的時候去見了他，他很快就覺察到這是一篇有價值的報道。
我跟他和查爾斯·奧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幾周。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沒有提到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這讓他們覺得非常滿意。
5月31日，這篇報道成了他們的報紙的頭版消息。
這下日本媒體不能不聞不問了，隻是有些報刊還是裝作不知道。
幾乎所有報道了這一消息的日本媒體都畏畏縮縮地寫道：“據《洛杉矶時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是日本媒體在報道棘手的新聞時的标準策略：歸咎于别人。
“我們沒有說——是《洛杉矶時報》說的！”我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說有人想要獨立核查這個消息或做進一步的調查。
報道問世了。
然而後藤那邊卻沒有一點動靜。
我不知道他會如何辯解，但這個消息看不到有什麼效果。
我呢，晚上卻好睡多了。
現在我成了非常顯眼的目标，而正因為如此，我受到扼殺、跟我有關聯的人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
但很顯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須把一切都詳細地寫出來，而且必須用日語寫。
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壓酷砸粉絲雜志的前編輯鈴木友彥找到了我，問我是否有興趣為寶島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聞報道》集撰寫一個章節。
我問，我們能不能一起寫——這種問法非常可怕，因為這意味着他也會惹怒後藤組。
但他沒有退縮，而是警告我說，我要做好承擔巨大風險的準備。
我說，我願意做這件事。
就是那個時候他對我說我需要一個保镖。
我認得那家夥，名叫望月昭夫。
他一直是遠藤安亘（關根元在20世紀90年代殺害的壓酷砸犯罪頭子）的好朋友。
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有組織犯罪團體，但壓酷砸之間的友誼有時會超越組織上的束縛。
一個住吉會的成員可以跟稻川會的成員結為“拜把兄弟”，一個山口組的成員可以跟國粹會的成員稱兄道弟。
望月和遠藤就是這樣的一種關系。
好就好在我們都互相認識。
我問鈴木，望月為什麼願意做保镖。
“他不再是個壓酷砸了，去年就脫離了組織。
他有個1歲大的兒子，但沒有工作。
他是理想的保镖兼司機。
他是個好漢。
” “是的，我認識他。
不過，他過去可是個犯罪頭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來号人為他幹活吧。
” “沒錯。
” “那不是降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