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兩劑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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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官移植制度非常嚴格，捐贈者不多，手術也很少。
大多數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日本人要麼出國手術，要麼在等待器官的過程中死去。
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狀況似乎也很可悲。
為什麼得到優先考慮的是日本的罪犯，而不是守法的美國公民呢？我真搞不懂。
我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寫成了一本書，本來準備由講談社國際部出版，那是日本曆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講談社旗下的英文出版部門。
我還試着給一本周刊寫了一篇報道，但得到的是直截了當的回答：“沒門兒。
”而且什麼理由也不給。
我決定等待時機。
如果不是出了一個小差錯，我大概還在等着呢。
講談社國際部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在它的歐洲網站上對這本書做了篇幅很長的介紹，我到2007年11月才發覺。
那篇文章沒有對書的所有内容作出詳細的介紹，但若你是後藤忠政，你就會從中得到足夠的線索，發現麻煩就要來了。
我要求講談社把那個網站上的相關頁面删除掉，但我既低估了後藤的心腹閱讀英文的能力以及他們使用“谷歌快訊”的可能性。
有一個後藤的助手後來告訴我，有人可能設法搞到了我那本書的目錄說明，證實了他們的懷疑。
到了2007年12月，傳來我闖了大禍的消息。
2008年1月，我得到了确證，後藤又在計劃弄死我。
我的線人讓我在歌舞伎町跟他見一面。
我去了，在他中意的酒吧裡見到了他；他喜歡那個地方，因為那兒有很多波旁威士忌可供挑選。
他等到我醉得不行了，才把事情擺出來給我聽。
“傑克，你遇到大麻煩了。
後藤知道你在寫一本書，他很不高興。
我要是你的話，就會非常小心的。
” 我沒有否認，聳了聳肩：“他想要幹什麼？威脅要弄死我？他以前已經幹過一回了。
” “他不會威脅你。
他的确會這麼幹的，而且會讓你看起來像是自殺。
” “用什麼方法？我又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 “你認為伊丹十三是怎麼死的？” “那是自殺。
當然，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死訊時，我還以為他是被害的，但我後來聽說不是他殺。
因為《星期五》周刊準備曝光一樁婚外情，他很沮喪，便從屋頂跳了下去。
如果有疑點的話，我相信警方會展開調查的。
” “你讀報道了嗎？你知不知道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隻是莞爾一笑？他說：‘哦，她已經知道了。
’這樣的話聽起來像一個既沮喪又懊惱的人說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其中的細節。
不過，他留了一張字條吧。
” “沒錯，一張用文字處理機打出來的字條。
那種字條誰都可以寫。
” 突然，我的波旁喝起來沒有那麼香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 “他準備拍另一部電影，講述後藤組以及它與宗教團體創價學會[創價學會原來是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的“創價教育學會”，後來演變成宗教團體。
名譽會長為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他也是國際創價學會SGI的第一任會長。
——譯注]的關系。
後藤很不高興。
他手下的五個人捉住了伊丹，用槍逼着他從屋頂跳了下去。
這就是他自殺的方式。
” “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 “問這樣的問題很無禮的。
”他的手指把玻璃杯攥得那麼緊，我都害怕他會把它捏碎了。
我連忙道歉。
“那我應該怎麼辦？” “小心點。
如果可能的話，現在就把它寫出來。
” “我知道大部分的事。
”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誰也不會相信你。
那一點用都沒有。
你必須把一切都寫出來，包括其他的那幾個人。
” “沒錯，我聽說是有其他幾個人。
可他們是誰呢？” “我不知道，但你應該知道。
我可以把你介紹給能幫你搞定這件事的人。
她非常不喜歡後藤。
” “她？” “衆多女人中的一個。
她有她的理由。
” “那對她來說不是有危險嗎？” “我想她不在乎吧。
” 他把她的名片給了我，背面是她的地址。
他又給了我另一張名片，我認出她是那份被洩露出來的警方材料上的一個。
“為什麼是這兩個女人？” “我想，他向她們吐露了秘密。
你對女人很好，她們會跟你說心裡話的。
她們喜歡你。
我聽說你對一個女警非常友好。
” “我對大家都很友好。
我是個好人。
” 我叫人結賬并付了錢。
我們往外走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後藤不趁現在就把我除掉。
“他在等着什麼東西來下決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他大概還不清楚你知道了多少，你把你掌握的消息告訴了誰。
他不着急，在觀察着你，收集有關你的信息。
也許他會在你有機會寫出點什麼之前盡力敗壞你的名聲——在你的公寓裡放上毒品，然後打電話報警；讓一個女人出來聲稱你在電車上調戲了她。
有的是辦法不用殺你就讓你變得無能為力，因為弄死你，會引起衆人的關注。
你知道他還在受審吧？” 我當然知道後藤還在受審。
事情是這樣的： 2006年5月，作為一家房地産公司總裁的後藤和另外8人因涉嫌非法轉讓澀谷區的一幢大樓的所有權被捕。
據警方稱，作為上市公司“菱和生命創造”的首席執行官的後藤夥同其他犯罪嫌疑人通過虛假注冊，轉移了一幢12層樓房的所有權，後藤組的一個幌子公司擁有這幢名叫新宿大廈的樓房的部分所有權。
這次逮捕行動源于一年多以前開始的一項調查——2005年3月，58歲的某樓宇管理公司顧問、新宿大廈的部分所有者野崎和輝被人捅死在東京都港區的街道上。
警方以違反物權法的罪名逮捕了後藤，因為他們認為他應該對野崎遇刺案負責。
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那次殺害是按後藤組的典型手法進行的：小團體，沒有目擊者，很少或根本沒有微量迹證。
我想，如果時候到了，這可能也是我的下場——在某條偏僻的小巷裡遭捅，最後流血過多而死。
我告訴他，我非常清楚這次審判。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遭遇到野崎先生的命運。
“大家都知道你，他們認為你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起碼後藤是這樣想的。
而且你還是個猶太人。
他認為對你下手太重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 “這跟我是猶太人有什麼關系？” “你有可能是摩薩德嘛。
”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會在做這樣的交談。
” “我已經把所有能說的都告訴你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祝你好運。
不要低估了那個人，他可沒低估你哦。
” 我相信他說的是對的。
事态急轉直下。
有人告訴我說，後藤已經決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況會被判死刑——他就會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護了起來。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視廳去了，他們讨論了所能采取的措施。
聯邦調查局聯系了當地的美國執法機構，讓他們監視我在美國的家。
在這次會議上，他們要求我說出我在後藤組裡的消息來源，我拒絕了。
他們警告我說，這樣的話，日本警方這邊将很難為24小時保護措施找到正當理由，而我隻能說“那我盡力吧”。
我被帶到東京都警視廳去見了有組織犯罪管制調查三科的警探們，那些人将負責保護我。
過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訪的對象，而不是我為了活命而要依靠的家夥。
在去東京都警視廳的辦公室之前，我發送了一封快速電郵[指用某種快速發送郵件的超小軟件發送的電子郵件。
這樣，無需使用大的電子郵件套件即可完成郵件的快速發送。
——譯注]給那些我認識的警察，提醒他們要假裝不認識我。
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給我回了電郵：“在這樣的時刻，當一個好朋友遇到麻煩，我才不在乎這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職業生涯呢。
我和其他幾個人，我們現在就要去跟上司說，我們認識你，你是個正直的家夥。
那次‘肥皂樂園’行動的情報我們還欠着你的人情呢，我們支持你。
” 我跟那些警察走得并不是非常近，把他們當作泛泛之交，但這次讓我深感榮幸。
我這才發現，自己認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認為隻是相識的人裡面卻有一些是曾經擁有的最好的朋友。
我們的生活中不會經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誠度和奉獻精神的機會，一旦有了，結果可能絕不是我們所預期的那樣。
在東京都警視廳，我們談得很愉快。
一位在場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時候握着我的手補充道：“後藤真是個讨厭鬼。
這家夥跟17起以上的謀殺案有瓜葛，還與在成城發生的謀殺未遂案有關——就是後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家夥，就捅傷了那家夥的妻子的那次。
你在讓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們應該在做的事情。
祝你好運。
” 他的話讓我心裡很舒坦。
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須回到日本警視廳去交。
交完出來的時候，一位我還在埼玉的時候就認識我的日本警視廳官員邀我到樓下的咖啡廳去喝杯咖啡。
我們一邊喝着相當不錯的卡布奇諾，一邊聊着過去的事情。
這個曾經的首席法醫在擔任埼玉縣警察署的負責人之後，又去當了當地交通安全協會的主席，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
另外幾位曾經參與養犬人系列殺人案的警察也已經退休了。
他給我帶來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壞消息：“你可能在想應該回家了。
别回去。
如果你回家去，他知道你住在哪裡，你會讓你的家人遭殃的。
他很可能會雇某個幫派分子去幹這種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身邊，他們就會被卷進去。
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會去找你的朋友。
” 這不是我想聽到的話，我想回家。
他還沒有說完。
“後藤去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視廳查到有近100萬美元通過他的賭場賬戶轉走了。
他在東京就有一個賬戶，是一個大賭場的日本分部的。
你報道過梶山的案子，應該知道那種賬戶的用途。
你的消息很可靠。
” “你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本不該說這番話的，不過，情況是這樣的：你對他的名聲和地位構成了威脅。
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許他可以保持沉默。
一旦你把書出版了，弄死你的意義就沒有那麼大了。
你是個記者，對不？是寫出來的時候了。
” 3月7日，我去東京地方法院旁聽了後藤的審判，把日本警視廳惹惱了。
據負責那起案件的警察稱，主要證人受到了嚴重威脅，拒絕作證了。
我設法進去旁聽了幾分鐘的審判，就坐在後藤的背後。
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鉛筆戳進他的喉頭的話，是可以辦到的，我沒有那樣做。
但我忍不住有點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隻是一秒鐘，看看是不是他。
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我。
我不得不中途退場了，本來就不應該待在那裡的。
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廳裡等着。
當無罪判決向等候在大廳裡的新聞媒體公布之後，一個負責此案的警探對我說：“你知道嗎，在這次審判中出庭指證後藤的每一個人都會消失。
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死掉。
”他搖了搖頭。
緊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後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镖一起向電梯走去——沒有走後門，也沒有耀武揚威。
沒有一個記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說話。
當然
大多數需要進行器官移植的日本人要麼出國手術，要麼在等待器官的過程中死去。
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狀況似乎也很可悲。
為什麼得到優先考慮的是日本的罪犯，而不是守法的美國公民呢？我真搞不懂。
我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寫成了一本書，本來準備由講談社國際部出版，那是日本曆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講談社旗下的英文出版部門。
我還試着給一本周刊寫了一篇報道，但得到的是直截了當的回答：“沒門兒。
”而且什麼理由也不給。
我決定等待時機。
如果不是出了一個小差錯，我大概還在等着呢。
講談社國際部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在它的歐洲網站上對這本書做了篇幅很長的介紹，我到2007年11月才發覺。
那篇文章沒有對書的所有内容作出詳細的介紹，但若你是後藤忠政，你就會從中得到足夠的線索，發現麻煩就要來了。
我要求講談社把那個網站上的相關頁面删除掉，但我既低估了後藤的心腹閱讀英文的能力以及他們使用“谷歌快訊”的可能性。
有一個後藤的助手後來告訴我，有人可能設法搞到了我那本書的目錄說明，證實了他們的懷疑。
到了2007年12月，傳來我闖了大禍的消息。
2008年1月，我得到了确證，後藤又在計劃弄死我。
我的線人讓我在歌舞伎町跟他見一面。
我去了，在他中意的酒吧裡見到了他；他喜歡那個地方，因為那兒有很多波旁威士忌可供挑選。
他等到我醉得不行了，才把事情擺出來給我聽。
“傑克，你遇到大麻煩了。
後藤知道你在寫一本書，他很不高興。
我要是你的話，就會非常小心的。
” 我沒有否認，聳了聳肩：“他想要幹什麼？威脅要弄死我？他以前已經幹過一回了。
” “他不會威脅你。
他的确會這麼幹的，而且會讓你看起來像是自殺。
” “用什麼方法？我又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 “你認為伊丹十三是怎麼死的？” “那是自殺。
當然，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死訊時，我還以為他是被害的，但我後來聽說不是他殺。
因為《星期五》周刊準備曝光一樁婚外情，他很沮喪，便從屋頂跳了下去。
如果有疑點的話，我相信警方會展開調查的。
” “你讀報道了嗎？你知不知道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隻是莞爾一笑？他說：‘哦，她已經知道了。
’這樣的話聽起來像一個既沮喪又懊惱的人說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其中的細節。
不過，他留了一張字條吧。
” “沒錯，一張用文字處理機打出來的字條。
那種字條誰都可以寫。
” 突然，我的波旁喝起來沒有那麼香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 “他準備拍另一部電影，講述後藤組以及它與宗教團體創價學會[創價學會原來是以推進教育改革為目的創立的“創價教育學會”，後來演變成宗教團體。
名譽會長為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他也是國際創價學會SGI的第一任會長。
——譯注]的關系。
後藤很不高興。
他手下的五個人捉住了伊丹，用槍逼着他從屋頂跳了下去。
這就是他自殺的方式。
” “你怎麼知道那是真的？” “問這樣的問題很無禮的。
”他的手指把玻璃杯攥得那麼緊，我都害怕他會把它捏碎了。
我連忙道歉。
“那我應該怎麼辦？” “小心點。
如果可能的話，現在就把它寫出來。
” “我知道大部分的事。
”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誰也不會相信你。
那一點用都沒有。
你必須把一切都寫出來，包括其他的那幾個人。
” “沒錯，我聽說是有其他幾個人。
可他們是誰呢？” “我不知道，但你應該知道。
我可以把你介紹給能幫你搞定這件事的人。
她非常不喜歡後藤。
” “她？” “衆多女人中的一個。
她有她的理由。
” “那對她來說不是有危險嗎？” “我想她不在乎吧。
” 他把她的名片給了我，背面是她的地址。
他又給了我另一張名片，我認出她是那份被洩露出來的警方材料上的一個。
“為什麼是這兩個女人？” “我想，他向她們吐露了秘密。
你對女人很好，她們會跟你說心裡話的。
她們喜歡你。
我聽說你對一個女警非常友好。
” “我對大家都很友好。
我是個好人。
” 我叫人結賬并付了錢。
我們往外走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後藤不趁現在就把我除掉。
“他在等着什麼東西來下決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他大概還不清楚你知道了多少，你把你掌握的消息告訴了誰。
他不着急，在觀察着你，收集有關你的信息。
也許他會在你有機會寫出點什麼之前盡力敗壞你的名聲——在你的公寓裡放上毒品，然後打電話報警；讓一個女人出來聲稱你在電車上調戲了她。
有的是辦法不用殺你就讓你變得無能為力，因為弄死你，會引起衆人的關注。
你知道他還在受審吧？” 我當然知道後藤還在受審。
事情是這樣的： 2006年5月，作為一家房地産公司總裁的後藤和另外8人因涉嫌非法轉讓澀谷區的一幢大樓的所有權被捕。
據警方稱，作為上市公司“菱和生命創造”的首席執行官的後藤夥同其他犯罪嫌疑人通過虛假注冊，轉移了一幢12層樓房的所有權，後藤組的一個幌子公司擁有這幢名叫新宿大廈的樓房的部分所有權。
這次逮捕行動源于一年多以前開始的一項調查——2005年3月，58歲的某樓宇管理公司顧問、新宿大廈的部分所有者野崎和輝被人捅死在東京都港區的街道上。
警方以違反物權法的罪名逮捕了後藤，因為他們認為他應該對野崎遇刺案負責。
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那次殺害是按後藤組的典型手法進行的：小團體，沒有目擊者，很少或根本沒有微量迹證。
我想，如果時候到了，這可能也是我的下場——在某條偏僻的小巷裡遭捅，最後流血過多而死。
我告訴他，我非常清楚這次審判。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遭遇到野崎先生的命運。
“大家都知道你，他們認為你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起碼後藤是這樣想的。
而且你還是個猶太人。
他認為對你下手太重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 “這跟我是猶太人有什麼關系？” “你有可能是摩薩德嘛。
”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會在做這樣的交談。
” “我已經把所有能說的都告訴你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祝你好運。
不要低估了那個人，他可沒低估你哦。
” 我相信他說的是對的。
事态急轉直下。
有人告訴我說，後藤已經決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況會被判死刑——他就會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護了起來。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視廳去了，他們讨論了所能采取的措施。
聯邦調查局聯系了當地的美國執法機構，讓他們監視我在美國的家。
在這次會議上，他們要求我說出我在後藤組裡的消息來源，我拒絕了。
他們警告我說，這樣的話，日本警方這邊将很難為24小時保護措施找到正當理由，而我隻能說“那我盡力吧”。
我被帶到東京都警視廳去見了有組織犯罪管制調查三科的警探們，那些人将負責保護我。
過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訪的對象，而不是我為了活命而要依靠的家夥。
在去東京都警視廳的辦公室之前，我發送了一封快速電郵[指用某種快速發送郵件的超小軟件發送的電子郵件。
這樣，無需使用大的電子郵件套件即可完成郵件的快速發送。
——譯注]給那些我認識的警察，提醒他們要假裝不認識我。
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給我回了電郵：“在這樣的時刻，當一個好朋友遇到麻煩，我才不在乎這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職業生涯呢。
我和其他幾個人，我們現在就要去跟上司說，我們認識你，你是個正直的家夥。
那次‘肥皂樂園’行動的情報我們還欠着你的人情呢，我們支持你。
” 我跟那些警察走得并不是非常近，把他們當作泛泛之交，但這次讓我深感榮幸。
我這才發現，自己認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認為隻是相識的人裡面卻有一些是曾經擁有的最好的朋友。
我們的生活中不會經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誠度和奉獻精神的機會，一旦有了，結果可能絕不是我們所預期的那樣。
在東京都警視廳，我們談得很愉快。
一位在場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時候握着我的手補充道：“後藤真是個讨厭鬼。
這家夥跟17起以上的謀殺案有瓜葛，還與在成城發生的謀殺未遂案有關——就是後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家夥，就捅傷了那家夥的妻子的那次。
你在讓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們應該在做的事情。
祝你好運。
” 他的話讓我心裡很舒坦。
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須回到日本警視廳去交。
交完出來的時候，一位我還在埼玉的時候就認識我的日本警視廳官員邀我到樓下的咖啡廳去喝杯咖啡。
我們一邊喝着相當不錯的卡布奇諾，一邊聊着過去的事情。
這個曾經的首席法醫在擔任埼玉縣警察署的負責人之後，又去當了當地交通安全協會的主席，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
另外幾位曾經參與養犬人系列殺人案的警察也已經退休了。
他給我帶來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壞消息：“你可能在想應該回家了。
别回去。
如果你回家去，他知道你住在哪裡，你會讓你的家人遭殃的。
他很可能會雇某個幫派分子去幹這種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身邊，他們就會被卷進去。
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會去找你的朋友。
” 這不是我想聽到的話，我想回家。
他還沒有說完。
“後藤去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視廳查到有近100萬美元通過他的賭場賬戶轉走了。
他在東京就有一個賬戶，是一個大賭場的日本分部的。
你報道過梶山的案子，應該知道那種賬戶的用途。
你的消息很可靠。
” “你有什麼建議嗎？” “其實我本不該說這番話的，不過，情況是這樣的：你對他的名聲和地位構成了威脅。
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許他可以保持沉默。
一旦你把書出版了，弄死你的意義就沒有那麼大了。
你是個記者，對不？是寫出來的時候了。
” 3月7日，我去東京地方法院旁聽了後藤的審判，把日本警視廳惹惱了。
據負責那起案件的警察稱，主要證人受到了嚴重威脅，拒絕作證了。
我設法進去旁聽了幾分鐘的審判，就坐在後藤的背後。
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鉛筆戳進他的喉頭的話，是可以辦到的，我沒有那樣做。
但我忍不住有點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隻是一秒鐘，看看是不是他。
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我。
我不得不中途退場了，本來就不應該待在那裡的。
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廳裡等着。
當無罪判決向等候在大廳裡的新聞媒體公布之後，一個負責此案的警探對我說：“你知道嗎，在這次審判中出庭指證後藤的每一個人都會消失。
他們會一個接一個地死掉。
”他搖了搖頭。
緊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後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镖一起向電梯走去——沒有走後門，也沒有耀武揚威。
沒有一個記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說話。
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