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兩劑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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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娜的失蹤給我的刺激很大,要是早知道她會發生什麼事就好了。
什麼都不知道才折磨人。
我需要進一步了解後藤忠政的有關情況——他有多大的權力,誰是他的盟友和敵人。
柴田的去世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關口的去世帶給我的打擊就更大了。
下面就是我收集到的有關後藤的情況: 他在山口組滲入東京的行動中打了頭陣,開了100多家幌子公司。
他的個人資産估計不止50億美元。
他甚至一度成為日本航空公司最大的單一股東。
使他聲名狼藉的事件據說是在1992年5月下令襲擊了受人尊敬的日本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伊丹曾執導過一部名叫《民暴之女》的電影。
與以往日本所有的壓酷砸電影不同的是,這部電影把壓酷砸描繪成唯利是圖、舉止粗魯的粗人,而不是高貴的亡命之徒。
後藤不喜歡這部電影,尤其是對壓酷砸不會兌現他們的恐吓的種種暗喻感到不安。
5月22日,他的組織裡的5名成員在伊丹家門前的停車場襲擊了伊丹,砍傷了他的左臉頰和脖子,使他身受重傷。
同年,日本政府實施了新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伊丹直言不諱地表示支持,成了有組織犯罪團體的眼中釘。
他是壓酷砸的真實所為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電影裡假裝的那樣。
據說他在數年後從一幢高樓上跳樓自殺了。
我收集了數百頁有關後藤組的材料。
我用上了在讀賣新聞社工作時學會的各種招數。
為了得到這些材料,我不得不在道德上作出了一些妥協,因為我需要了解我的敵人。
其中有一份材料對我非常有用,那就是2001年日本警視廳在日本各地的警察機構的協助下彙編的,有關後藤忠政和他的組織的絕密報告。
這份材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人為報答我幫的忙提供給我的。
在計劃襲擊/報複時,他們會毫不遲疑地采取極端的手段,從不考慮所牽涉到的其他人。
他們會在婦女和/或兒童在場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強迫那些人觀看可怕暴行,這樣,那些人事後就不會提起刑事申訴了。
報複行動的實施是極為蓄意的,而且是經過長期的計劃,不慌不忙地進行的。
分工明确(初步調查、殺手、望風者等),沒有人知道實際負責的人是誰。
(因此無法進行深入的調查。
)他們在進行犯罪活動時使用的是從外縣拿(盜)來的帶車牌的客運車輛(這同樣加大了深入調查的難度)。
這份報告還指出,他的組織的另一個特點是“恐吓大衆傳媒”,還說到“各成員會利用該組織的名稱(和影響力)對那些對不利的報道負有責任的人進行殘酷無情的恫吓”。
總之,我懷疑,到2006年,甚至在我與柴田有聯系之前,後藤以外的另外三個同夥也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髒移植手術。
柴田給我的“美尾”這個名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從某一方面來說,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後藤忠政本人。
後藤維持組織秩序的那一套辦法已經引起了他的親信的反感。
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生動而詳細地描述了他維持掌控的辦法: (團夥成員受制于)某種獎懲制度。
成員立功時定會得到授與榮譽或獎勵(家庭生活開支、坐牢後的起訴金、現金獎勵、汽車禮品等)。
個人的犯罪活動給組織上制造了麻煩時,後藤會把那個人降級。
為了懲一儆百,後藤會在那個人的同輩面前毆打那個人,或者強迫那個人的同輩來對其施行處罰。
由于後藤的手法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個打手曾被迫将一個朋友打殘了,就是那個打手找到了我。
他非常不喜歡我,但他更恨後藤。
他不是我在那個組織裡唯一的線人,卻是最可靠的。
2006年11月,我們在離東京很遠的地方見了一面,他告訴我的事情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後藤之所以能夠進入美國,是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放他進去了。
聯邦調查局。
他給了我大緻的日期,還告訴我安排這件事的人的名字:吉姆·莫伊尼漢,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法務專員(事實上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代表)。
我認識吉姆,他是我的良師益友。
我不願意相信這件事,但我知道這是事實。
這下我明白了後藤不想讓我寫這篇報道的原因:為了得到美國的入境許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這是一筆相當明确的交易。
他向有關當局提供了一些主要幫派頭目的名字、文件和幌子公司的名單,甚至還向他們指認了山口組在美國洗錢時使用的金融機構。
即使是在那些溫文爾雅的壓酷砸世界裡,出賣自己人也不會有好下場。
事實上,這種事情會讓你被組織上除名,甚至會要了你的命。
2006年12月,我在跟吉姆一起吃飯的時候,一邊喝着冰鎮健力士黑啤,一邊盡可能禮貌地問他,到底為什麼要跟那樣的人做交易。
吉姆把情況盡可能詳細地告訴了我,我理解了。
他沒有把所有的細節提供給我,但他給我作了充分的說明,把所有可以公開的信息都給了我。
然而,2007年夏天,關鍵的資料出來了。
當時有個警探在北澤警察署裡用自己的電腦下載色情照片,無意中将東京都警視廳有關後藤忠政的全部文件洩露到了文件共享網絡WINNY[WINNY是一種利用P2P技術在MicrosoftWindows系統平台上操作的共享軟件。
——譯注]上。
日本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那次洩密事件,我立刻下載了那份文件。
那是一次信息高潮。
洩露出來的文件中列出了他的所有航班記錄、他的大部分情婦(至少有9名,他一共有15名情婦)的名字及其他很有用的信息。
這下我知道了他去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做手術的日期和陪他去的人。
文件中還記載着另外一些有趣的八卦消息。
名單中有一名情婦是一個著名的女電影演員,這條消息自然成了喜愛名人八卦的日本媒體關注和報道的話題。
沒有報道的消息是,“燃燒系”——日本最強大的演藝人才中介機構——就在幌子公司的名單裡。
後藤對“燃燒系”的控制是他壓制對他不利的報道的一個重要手段。
跟後藤唱反調的電視台有邀請不到日本頂級女演員、歌手和藝人的風險。
在日本,幾乎每家報社都隸屬于一家電視網,這是很常見的。
這也就意味着這些報社也可能受到間接的威脅。
娛樂節目的收入總是比新聞的收入多啊。
在那份多達千兆字節的資料中,有很多東西證實了我早就有所覺察的可疑行迹。
在跟美國司法部和日本警方及黑社會裡的線人交談之後,我現在能夠把這一切都串聯起來了。
在2001年的一二月份,昭和大學的醫生告訴後藤,他如果不馬上進行肝髒移植就會沒命。
後藤得了丙肝,心髒也有問題,但在日本不太可能等到肝髒移植。
2001年4月,後藤通過仁星(他是昔日岸信介[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
第56、57屆内閣總理大臣。
在太平洋戰争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訴。
——譯注]的“疏通人”,與自民黨有很深的交情)找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
(岸先生曾兩次擔任日本首相,岸的外孫安倍晉三在2006年9月出任首相。
)岸信介轉達了後藤的提議。
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得到重要壓酷砸的名字,因為日本警視廳一直以“隐私問題”為由拒絕提供這些信息。
這樣,美國聯邦調查局就不可能有效地對壓酷砸在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視。
後藤答應給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可能是另一個情報機構)提供一份詳盡的山口組成員、關聯幌子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名單,外加有關朝鮮動向的情報。
作為交換,後藤希望得到去美國的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肝髒移植手術了[據稱,後藤是通過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員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親納谷宣雄介紹給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和他的醫生的。
(出于種種原因,“知”回避使用他父親的姓。
)]。
後藤憑借自己的力量談妥了跟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交易,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迫于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壓力,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勉強答應了。
于是,後藤獲得了簽證。
如果我是吉姆,我也會接受這筆交易的。
這些情報的潛力是巨大的。
美國聯邦調查局并沒有為他提供肝髒,隻是給了他一把進門的鑰匙。
其他的一切就都是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責任了。
據記者宮崎學(他是壓酷砸的代言人,也是後藤的密友)稱,除了與壓酷砸有關的情報外,美國聯邦調查局還對後藤掌握的有關朝鮮的信息特别感興趣。
當時朝鮮已經卷入了制造高仿真美元假鈔的犯罪活動,這也引起了美國的極大關注。
後藤一直與朝鮮保持着緊密的聯系,據稱那個國家為他提供了毒品、槍支和金錢。
手術是在7月5日進行的[後藤忠政的移植手術是由世界知名的肝髒外科手術專家羅納德·布蘇蒂爾親自主刀的。
——譯注]。
然而,後藤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了他許諾的一小部分情報。
他一換完肝髒就乘人不備坐上飛機回到了日本,然後就再也不跟美國聯邦調查局聯絡了。
美國方面沒有後藤返回日本的記錄。
對美國聯邦調查局來說,那次“行動”沒有獲得非凡的成功。
對後藤來說,那次手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後藤在那年年底前返回了日本,眼睛不再有黃疸,而且顯得再健康不過了。
在那年的山口組年度新年晚會上,後藤的健康狀況堪稱完美。
他在慶祝活動中就像日本人常說的“鲸魚般狼吞虎咽”,煙抽得像不停冒煙的煙囪。
有一次,他指了指他的胯部對另一個壓酷砸老大稻川智廣吹噓說:“自從我得到了那個年輕的新肝,就沒有立不起來的時候。
”據說稻川接着對後藤說道:“你真是紅運當頭啊。
你的器官捐獻者多完美,是個十幾歲的小年輕,而且在你排進器官移植等候名單後僅僅兩個月就出車禍死了,巧得令人難以置信啊。
” 後藤竊笑了一下,答道:“噢,那可不是什麼巧合。
” 稻川沒有笑。
我一直不确定後藤指的是交通事故死亡,還是他很快就跳到器官移植等候名單頂部的事情。
不知什麼緣故,我無法想象他不會設法操縱這件事。
稻川自己後來也想去美國做肝髒移植,隻不過他的簽證申請被拒了。
他得到了一次特别安排的面談,在他向美國的官員申辯的時候,負責此事的特工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讓你入境,就去問問後藤先生吧。
”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想再次上當受騙了。
它不看好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的交易,覺得這筆交易得不到多少可采取行動的情報。
後藤告訴他的一個助手說,他為那次換肝一共支付了300萬美元。
(警方報告裡的數字為100萬美元,而且推測後藤的醫生每次到日本來“出診”都得到了10萬美元,而且大抵是在帝國飯店進行的。
)隻有後藤的親信知道後藤跟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交易。
捂得真好。
就是在仔細推敲山口組的其他材料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後藤可能不是唯一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髒移植手術的人。
大概有三個人接受了這樣的手術。
我認為我的報道好極了——不隻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而且還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事件。
日本
什麼都不知道才折磨人。
我需要進一步了解後藤忠政的有關情況——他有多大的權力,誰是他的盟友和敵人。
柴田的去世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關口的去世帶給我的打擊就更大了。
下面就是我收集到的有關後藤的情況: 他在山口組滲入東京的行動中打了頭陣,開了100多家幌子公司。
他的個人資産估計不止50億美元。
他甚至一度成為日本航空公司最大的單一股東。
使他聲名狼藉的事件據說是在1992年5月下令襲擊了受人尊敬的日本電影導演伊丹十三。
伊丹曾執導過一部名叫《民暴之女》的電影。
與以往日本所有的壓酷砸電影不同的是,這部電影把壓酷砸描繪成唯利是圖、舉止粗魯的粗人,而不是高貴的亡命之徒。
後藤不喜歡這部電影,尤其是對壓酷砸不會兌現他們的恐吓的種種暗喻感到不安。
5月22日,他的組織裡的5名成員在伊丹家門前的停車場襲擊了伊丹,砍傷了他的左臉頰和脖子,使他身受重傷。
同年,日本政府實施了新的《打擊有組織犯罪法》,伊丹直言不諱地表示支持,成了有組織犯罪團體的眼中釘。
他是壓酷砸的真實所為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電影裡假裝的那樣。
據說他在數年後從一幢高樓上跳樓自殺了。
我收集了數百頁有關後藤組的材料。
我用上了在讀賣新聞社工作時學會的各種招數。
為了得到這些材料,我不得不在道德上作出了一些妥協,因為我需要了解我的敵人。
其中有一份材料對我非常有用,那就是2001年日本警視廳在日本各地的警察機構的協助下彙編的,有關後藤忠政和他的組織的絕密報告。
這份材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人為報答我幫的忙提供給我的。
在計劃襲擊/報複時,他們會毫不遲疑地采取極端的手段,從不考慮所牽涉到的其他人。
他們會在婦女和/或兒童在場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強迫那些人觀看可怕暴行,這樣,那些人事後就不會提起刑事申訴了。
報複行動的實施是極為蓄意的,而且是經過長期的計劃,不慌不忙地進行的。
分工明确(初步調查、殺手、望風者等),沒有人知道實際負責的人是誰。
(因此無法進行深入的調查。
)他們在進行犯罪活動時使用的是從外縣拿(盜)來的帶車牌的客運車輛(這同樣加大了深入調查的難度)。
這份報告還指出,他的組織的另一個特點是“恐吓大衆傳媒”,還說到“各成員會利用該組織的名稱(和影響力)對那些對不利的報道負有責任的人進行殘酷無情的恫吓”。
總之,我懷疑,到2006年,甚至在我與柴田有聯系之前,後藤以外的另外三個同夥也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髒移植手術。
柴田給我的“美尾”這個名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從某一方面來說,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後藤忠政本人。
後藤維持組織秩序的那一套辦法已經引起了他的親信的反感。
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生動而詳細地描述了他維持掌控的辦法: (團夥成員受制于)某種獎懲制度。
成員立功時定會得到授與榮譽或獎勵(家庭生活開支、坐牢後的起訴金、現金獎勵、汽車禮品等)。
個人的犯罪活動給組織上制造了麻煩時,後藤會把那個人降級。
為了懲一儆百,後藤會在那個人的同輩面前毆打那個人,或者強迫那個人的同輩來對其施行處罰。
由于後藤的手法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個打手曾被迫将一個朋友打殘了,就是那個打手找到了我。
他非常不喜歡我,但他更恨後藤。
他不是我在那個組織裡唯一的線人,卻是最可靠的。
2006年11月,我們在離東京很遠的地方見了一面,他告訴我的事情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後藤之所以能夠進入美國,是因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放他進去了。
聯邦調查局。
他給了我大緻的日期,還告訴我安排這件事的人的名字:吉姆·莫伊尼漢,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法務專員(事實上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代表)。
我認識吉姆,他是我的良師益友。
我不願意相信這件事,但我知道這是事實。
這下我明白了後藤不想讓我寫這篇報道的原因:為了得到美國的入境許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這是一筆相當明确的交易。
他向有關當局提供了一些主要幫派頭目的名字、文件和幌子公司的名單,甚至還向他們指認了山口組在美國洗錢時使用的金融機構。
即使是在那些溫文爾雅的壓酷砸世界裡,出賣自己人也不會有好下場。
事實上,這種事情會讓你被組織上除名,甚至會要了你的命。
2006年12月,我在跟吉姆一起吃飯的時候,一邊喝着冰鎮健力士黑啤,一邊盡可能禮貌地問他,到底為什麼要跟那樣的人做交易。
吉姆把情況盡可能詳細地告訴了我,我理解了。
他沒有把所有的細節提供給我,但他給我作了充分的說明,把所有可以公開的信息都給了我。
然而,2007年夏天,關鍵的資料出來了。
當時有個警探在北澤警察署裡用自己的電腦下載色情照片,無意中将東京都警視廳有關後藤忠政的全部文件洩露到了文件共享網絡WINNY[WINNY是一種利用P2P技術在MicrosoftWindows系統平台上操作的共享軟件。
——譯注]上。
日本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那次洩密事件,我立刻下載了那份文件。
那是一次信息高潮。
洩露出來的文件中列出了他的所有航班記錄、他的大部分情婦(至少有9名,他一共有15名情婦)的名字及其他很有用的信息。
這下我知道了他去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做手術的日期和陪他去的人。
文件中還記載着另外一些有趣的八卦消息。
名單中有一名情婦是一個著名的女電影演員,這條消息自然成了喜愛名人八卦的日本媒體關注和報道的話題。
沒有報道的消息是,“燃燒系”——日本最強大的演藝人才中介機構——就在幌子公司的名單裡。
後藤對“燃燒系”的控制是他壓制對他不利的報道的一個重要手段。
跟後藤唱反調的電視台有邀請不到日本頂級女演員、歌手和藝人的風險。
在日本,幾乎每家報社都隸屬于一家電視網,這是很常見的。
這也就意味着這些報社也可能受到間接的威脅。
娛樂節目的收入總是比新聞的收入多啊。
在那份多達千兆字節的資料中,有很多東西證實了我早就有所覺察的可疑行迹。
在跟美國司法部和日本警方及黑社會裡的線人交談之後,我現在能夠把這一切都串聯起來了。
在2001年的一二月份,昭和大學的醫生告訴後藤,他如果不馬上進行肝髒移植就會沒命。
後藤得了丙肝,心髒也有問題,但在日本不太可能等到肝髒移植。
2001年4月,後藤通過仁星(他是昔日岸信介[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
第56、57屆内閣總理大臣。
在太平洋戰争開戰時擔任工商大臣,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訴。
——譯注]的“疏通人”,與自民黨有很深的交情)找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
(岸先生曾兩次擔任日本首相,岸的外孫安倍晉三在2006年9月出任首相。
)岸信介轉達了後藤的提議。
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得到重要壓酷砸的名字,因為日本警視廳一直以“隐私問題”為由拒絕提供這些信息。
這樣,美國聯邦調查局就不可能有效地對壓酷砸在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視。
後藤答應給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可能是另一個情報機構)提供一份詳盡的山口組成員、關聯幌子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名單,外加有關朝鮮動向的情報。
作為交換,後藤希望得到去美國的簽證,這樣他就可以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肝髒移植手術了[據稱,後藤是通過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員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親納谷宣雄介紹給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和他的醫生的。
(出于種種原因,“知”回避使用他父親的姓。
)]。
後藤憑借自己的力量談妥了跟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交易,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迫于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壓力,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勉強答應了。
于是,後藤獲得了簽證。
如果我是吉姆,我也會接受這筆交易的。
這些情報的潛力是巨大的。
美國聯邦調查局并沒有為他提供肝髒,隻是給了他一把進門的鑰匙。
其他的一切就都是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責任了。
據記者宮崎學(他是壓酷砸的代言人,也是後藤的密友)稱,除了與壓酷砸有關的情報外,美國聯邦調查局還對後藤掌握的有關朝鮮的信息特别感興趣。
當時朝鮮已經卷入了制造高仿真美元假鈔的犯罪活動,這也引起了美國的極大關注。
後藤一直與朝鮮保持着緊密的聯系,據稱那個國家為他提供了毒品、槍支和金錢。
手術是在7月5日進行的[後藤忠政的移植手術是由世界知名的肝髒外科手術專家羅納德·布蘇蒂爾親自主刀的。
——譯注]。
然而,後藤隻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了他許諾的一小部分情報。
他一換完肝髒就乘人不備坐上飛機回到了日本,然後就再也不跟美國聯邦調查局聯絡了。
美國方面沒有後藤返回日本的記錄。
對美國聯邦調查局來說,那次“行動”沒有獲得非凡的成功。
對後藤來說,那次手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後藤在那年年底前返回了日本,眼睛不再有黃疸,而且顯得再健康不過了。
在那年的山口組年度新年晚會上,後藤的健康狀況堪稱完美。
他在慶祝活動中就像日本人常說的“鲸魚般狼吞虎咽”,煙抽得像不停冒煙的煙囪。
有一次,他指了指他的胯部對另一個壓酷砸老大稻川智廣吹噓說:“自從我得到了那個年輕的新肝,就沒有立不起來的時候。
”據說稻川接着對後藤說道:“你真是紅運當頭啊。
你的器官捐獻者多完美,是個十幾歲的小年輕,而且在你排進器官移植等候名單後僅僅兩個月就出車禍死了,巧得令人難以置信啊。
” 後藤竊笑了一下,答道:“噢,那可不是什麼巧合。
” 稻川沒有笑。
我一直不确定後藤指的是交通事故死亡,還是他很快就跳到器官移植等候名單頂部的事情。
不知什麼緣故,我無法想象他不會設法操縱這件事。
稻川自己後來也想去美國做肝髒移植,隻不過他的簽證申請被拒了。
他得到了一次特别安排的面談,在他向美國的官員申辯的時候,負責此事的特工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讓你入境,就去問問後藤先生吧。
”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想再次上當受騙了。
它不看好跟美國聯邦調查局做的交易,覺得這筆交易得不到多少可采取行動的情報。
後藤告訴他的一個助手說,他為那次換肝一共支付了300萬美元。
(警方報告裡的數字為100萬美元,而且推測後藤的醫生每次到日本來“出診”都得到了10萬美元,而且大抵是在帝國飯店進行的。
)隻有後藤的親信知道後藤跟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交易。
捂得真好。
就是在仔細推敲山口組的其他材料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後藤可能不是唯一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髒移植手術的人。
大概有三個人接受了這樣的手術。
我認為我的報道好極了——不隻是從美國人的角度,而且還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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