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壓酷砸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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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弄清楚後藤怎樣進入美國的問題上開始有所進展了。
我有了一個線索，而且發展了一個可靠的線人——知道很多内幕而且願意開口的人。
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氣晴朗而寒冷，我去見了柴田正樹——一個住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非常講究的醫院裡的前壓酷砸。
柴田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還曾經是高利貸帝王的朋友。
畢竟，世界真小啊。
我正在做人口販賣調查項目，同時進行着其他調查工作來維持進項。
我很擔心海倫娜，她完全消失了。
我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來回穿梭着，孩子們似乎很滿意他們的新家，英語學得也很快[我的兒子雷出生于2004年5月，當時我還在負責警方采訪。
他的名字源于日語中的“禮”。
]。
我們有些問題需要适應，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全民醫療保險。
碰到貝尼發高燒病倒的時候，日子就變得非常艱難；我心裡很清楚，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診。
在日本，我們即使在半夜裡也會不假思索就去的。
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像現在這樣盤算過醫療保健的費用問題。
日本的公共醫療制度可能并不怎麼樣，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說得過去的，總比沒有好吧。
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幾乎所有的餐館都是一塵不染的——地闆發光，台面清潔，桌布明亮。
但醫療設施裡就看不到這種景象了。
大多數醫院的地闆上都積着一層薄薄的灰塵；床單是洗過的，但污漬還留在上面；窗戶也好像有幾十年沒有擦了。
你必須把鞋脫掉，穿上發黴的拖鞋，走過光線昏暗的大廳，兩旁的過道擺滿了醫療設備和醫療用品。
柴田住的那家醫院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穿鞋，裡面窗明幾淨，光線充足，你也許真的可以把飯菜吃個精光而不必擔心二次感染。
我沒有在訪客留名簿上簽名。
我不想留下拜訪過這家夥或認識他的任何證據。
柴田在他的有組織犯罪團夥裡曾是個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組織裡的人了。
他被診斷出罹患肝癌的時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過的是一種罪惡的生活。
你也許會覺得奇怪，壓酷砸群體為什麼會成為肝癌的重災區。
這種現象和文身有很大的關系，大多數壓酷砸在年輕的時候就文身了，而且用的針頭也不幹淨。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得了丙肝，還嗜酒成性——這是一種相當緻命的組合。
此外，傳統的文身方法幾乎把汗腺全部殺死了，身體不容易把毒排出體外，這也加重了這個器官的負擔。
柴田知道自己是不會去做肝髒移植的，他決定與這個世界言歸于好，彌補他所能彌補的地方。
他娶了一位曾在他的一家俱樂部裡工作的馬來西亞女子，跟她有了一個孩子。
幸運的是，柴田想找個人談一談，以此來抵消自己的罪過。
于是，一個和尚介紹我們相互認識了。
這就是所謂的“贖罪”。
當然，他告訴我什麼消息和我能怎麼處理這些消息都是有條件的。
他知道，他一死，報刊上就會披露有關他那些令人難堪的事情。
我必須答應他，我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父親還有另外的一面，想過要更好地做人。
我還要負責把一封未打開的信函交給他的兒子。
柴田看上去精神相當不好。
一個人到了肝癌晚期，臉色會變得慘白。
他的臉色微黃，看來還沒到那個地步。
随着肝髒的功能越來越弱，體内應該濾除的各種毒素就排不出去了。
這樣，你自己就不知不覺地中毒了。
有些人還會變得脾氣暴躁，神志不清。
作為一名記者，在詢問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會兒總是沒有壞處的。
我提到自己在來看望他的途中經過了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了2002年的金永壽謀殺案。
他問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
不過，我得先把窗戶打開，他想抽煙。
我給他帶了一盒鋁盒的好彩牌香煙，這是他最喜歡的牌子，我是在免稅店裡買的，一盒10根。
我還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煙霧報警器斷開。
富士屋酒店槍擊案依然曆曆在目，我隻要低頭看着自己的腳就可以了。
我又一次裝成傻乎乎的老外——這種角色用不着體驗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鑽過警方的黃膠帶，直接走到了屍體旁邊。
地上的血幾乎覆蓋了那段街道，那麼濃，那麼多。
我仿佛都能看見血水坑上依稀冒出來的熱氣，空氣中飄蕩着類似鋁箔的氣味。
盡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着入時——也許是阿瑪尼牌的一套黑色細條紋西服。
我不趕時髦，但好西服還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裡面穿着一件做工精細的人字形圖案的襯衫，深灰色的，顯然是定做的，很合身。
金是個老派的人。
我數了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過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點可疑——可能不是原來的，而是用一個腳趾通過修複手術複原的。
隻要脫下他的鞋子就會知道真相，但那樣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風險。
我照了兩三張照片之後，被一個驚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兩腳騰空地拖回到犯罪現場膠帶的外面去了。
他拖着我往外走的時候，我發現雙腳留下了一道血迹，黏糊糊的，就像蝸牛的黏液一樣。
我想搞不好會有人來指責我破壞了犯罪現場的完整性，不過這起槍殺案發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車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現場早就被破壞了不少，開槍的人也被拘留了，我并不覺得太内疚。
我在腦海裡重現着這段情景的時候，柴田在默默地等着我。
“我說，當時你在那兒？” “是的，我在現場。
我看到了屍體。
” 金永壽，真實年齡不詳，但很可能還不到50歲，韓國血統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壓酷砸團體俠友會（屬于山口組家族）的頭子。
他跟六甲聯合團夥（同樣屬于山口組）的頭子龜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進行着激烈的談話。
他們兩個人本來是密友。
金突然不談了，迅速鑽進停在他們旁邊的一輛黑色大轎車的後座。
陪着金的30歲的下屬兼司機高貫健一也坐進了駕駛室，隻剩下龜谷一個人站在車旁。
汽車正準備開走，龜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朝着汽車的後座掃射起來，當即就把金打死了。
司機跳下車來，也中槍了。
龜谷徒步逃離了現場，但跑出五六十米遠就被正好在附近轉悠的警察捉住，并以謀殺未遂的罪名逮捕了。
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當簡單的兇殺案，卻是極不尋常的：這種派系間的暴力事件并不常見。
“你想知道真相嗎？” “是的，我想知道。
” “好吧。
”然後柴田卻沒說什麼，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點了點頭。
柴田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
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煙，手指形成了一個圓圈，小指頗為優雅地翹着。
然後講了起來。
真相令人難以置信，它牽涉到大阪檢察官辦公室的賄賂款、媒體對事實的隐瞞和駭人聽聞的掩蓋行為。
盡管如此，它并不完全合乎情理，有點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陰謀論。
我可以說得詳細些，但還是讓我活到天年吧。
不過，我當時還想進一步了解一下。
“證據在哪裡？”我問這個聰明人。
“我就是他媽的證據。
我說是真的就是真的。
”柴田斷然回答道，然後把煙頭撚滅在窗台上。
那一瞬間，盡管他的面頰顯得蒼白而消瘦，我還是能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魄力，正是這種魄力使他成了他那個時代裡會吓得你屁滾尿流的執行殺手。
他的
我有了一個線索，而且發展了一個可靠的線人——知道很多内幕而且願意開口的人。
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氣晴朗而寒冷，我去見了柴田正樹——一個住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非常講究的醫院裡的前壓酷砸。
柴田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還曾經是高利貸帝王的朋友。
畢竟，世界真小啊。
我正在做人口販賣調查項目，同時進行着其他調查工作來維持進項。
我很擔心海倫娜，她完全消失了。
我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來回穿梭着，孩子們似乎很滿意他們的新家，英語學得也很快[我的兒子雷出生于2004年5月，當時我還在負責警方采訪。
他的名字源于日語中的“禮”。
]。
我們有些問題需要适應，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全民醫療保險。
碰到貝尼發高燒病倒的時候，日子就變得非常艱難；我心裡很清楚，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診。
在日本，我們即使在半夜裡也會不假思索就去的。
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像現在這樣盤算過醫療保健的費用問題。
日本的公共醫療制度可能并不怎麼樣，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說得過去的，總比沒有好吧。
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幾乎所有的餐館都是一塵不染的——地闆發光，台面清潔，桌布明亮。
但醫療設施裡就看不到這種景象了。
大多數醫院的地闆上都積着一層薄薄的灰塵；床單是洗過的，但污漬還留在上面；窗戶也好像有幾十年沒有擦了。
你必須把鞋脫掉，穿上發黴的拖鞋，走過光線昏暗的大廳，兩旁的過道擺滿了醫療設備和醫療用品。
柴田住的那家醫院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穿鞋，裡面窗明幾淨，光線充足，你也許真的可以把飯菜吃個精光而不必擔心二次感染。
我沒有在訪客留名簿上簽名。
我不想留下拜訪過這家夥或認識他的任何證據。
柴田在他的有組織犯罪團夥裡曾是個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組織裡的人了。
他被診斷出罹患肝癌的時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過的是一種罪惡的生活。
你也許會覺得奇怪，壓酷砸群體為什麼會成為肝癌的重災區。
這種現象和文身有很大的關系，大多數壓酷砸在年輕的時候就文身了，而且用的針頭也不幹淨。
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得了丙肝，還嗜酒成性——這是一種相當緻命的組合。
此外，傳統的文身方法幾乎把汗腺全部殺死了，身體不容易把毒排出體外，這也加重了這個器官的負擔。
柴田知道自己是不會去做肝髒移植的，他決定與這個世界言歸于好，彌補他所能彌補的地方。
他娶了一位曾在他的一家俱樂部裡工作的馬來西亞女子，跟她有了一個孩子。
幸運的是，柴田想找個人談一談，以此來抵消自己的罪過。
于是，一個和尚介紹我們相互認識了。
這就是所謂的“贖罪”。
當然，他告訴我什麼消息和我能怎麼處理這些消息都是有條件的。
他知道，他一死，報刊上就會披露有關他那些令人難堪的事情。
我必須答應他，我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父親還有另外的一面，想過要更好地做人。
我還要負責把一封未打開的信函交給他的兒子。
柴田看上去精神相當不好。
一個人到了肝癌晚期，臉色會變得慘白。
他的臉色微黃，看來還沒到那個地步。
随着肝髒的功能越來越弱，體内應該濾除的各種毒素就排不出去了。
這樣，你自己就不知不覺地中毒了。
有些人還會變得脾氣暴躁，神志不清。
作為一名記者，在詢問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會兒總是沒有壞處的。
我提到自己在來看望他的途中經過了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了2002年的金永壽謀殺案。
他問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
不過，我得先把窗戶打開，他想抽煙。
我給他帶了一盒鋁盒的好彩牌香煙，這是他最喜歡的牌子，我是在免稅店裡買的，一盒10根。
我還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煙霧報警器斷開。
富士屋酒店槍擊案依然曆曆在目，我隻要低頭看着自己的腳就可以了。
我又一次裝成傻乎乎的老外——這種角色用不着體驗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鑽過警方的黃膠帶，直接走到了屍體旁邊。
地上的血幾乎覆蓋了那段街道，那麼濃，那麼多。
我仿佛都能看見血水坑上依稀冒出來的熱氣，空氣中飄蕩着類似鋁箔的氣味。
盡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着入時——也許是阿瑪尼牌的一套黑色細條紋西服。
我不趕時髦，但好西服還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裡面穿着一件做工精細的人字形圖案的襯衫，深灰色的，顯然是定做的，很合身。
金是個老派的人。
我數了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過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點可疑——可能不是原來的，而是用一個腳趾通過修複手術複原的。
隻要脫下他的鞋子就會知道真相，但那樣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風險。
我照了兩三張照片之後，被一個驚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兩腳騰空地拖回到犯罪現場膠帶的外面去了。
他拖着我往外走的時候，我發現雙腳留下了一道血迹，黏糊糊的，就像蝸牛的黏液一樣。
我想搞不好會有人來指責我破壞了犯罪現場的完整性，不過這起槍殺案發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車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現場早就被破壞了不少，開槍的人也被拘留了，我并不覺得太内疚。
我在腦海裡重現着這段情景的時候，柴田在默默地等着我。
“我說，當時你在那兒？” “是的，我在現場。
我看到了屍體。
” 金永壽，真實年齡不詳，但很可能還不到50歲，韓國血統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壓酷砸團體俠友會（屬于山口組家族）的頭子。
他跟六甲聯合團夥（同樣屬于山口組）的頭子龜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進行着激烈的談話。
他們兩個人本來是密友。
金突然不談了，迅速鑽進停在他們旁邊的一輛黑色大轎車的後座。
陪着金的30歲的下屬兼司機高貫健一也坐進了駕駛室，隻剩下龜谷一個人站在車旁。
汽車正準備開走，龜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朝着汽車的後座掃射起來，當即就把金打死了。
司機跳下車來，也中槍了。
龜谷徒步逃離了現場，但跑出五六十米遠就被正好在附近轉悠的警察捉住，并以謀殺未遂的罪名逮捕了。
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當簡單的兇殺案，卻是極不尋常的：這種派系間的暴力事件并不常見。
“你想知道真相嗎？” “是的，我想知道。
” “好吧。
”然後柴田卻沒說什麼，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點了點頭。
柴田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
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煙，手指形成了一個圓圈，小指頗為優雅地翹着。
然後講了起來。
真相令人難以置信，它牽涉到大阪檢察官辦公室的賄賂款、媒體對事實的隐瞞和駭人聽聞的掩蓋行為。
盡管如此，它并不完全合乎情理，有點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陰謀論。
我可以說得詳細些，但還是讓我活到天年吧。
不過，我當時還想進一步了解一下。
“證據在哪裡？”我問這個聰明人。
“我就是他媽的證據。
我說是真的就是真的。
”柴田斷然回答道，然後把煙頭撚滅在窗台上。
那一瞬間，盡管他的面頰顯得蒼白而消瘦，我還是能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魄力，正是這種魄力使他成了他那個時代裡會吓得你屁滾尿流的執行殺手。
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