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壓酷砸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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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色顯得那麼緊張。
房間頓時變得非常安靜，靜得都可以聽到煙絲燃燒的“咝咝”聲。
“我還是沒有完全弄明白。
” “你是記者，自己去想吧。
” “前記者。
” “是啊，是啊，反正都無所謂了，都成為曆史了，沒人在乎。
不過，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你難道不想知道龜谷為什麼對自己的動機隻字未提嗎？你難道不想知道他為什麼隻被判了20年而不是終身監禁嗎？” “嗯，我認為，要是他殺了平民，就會被判終身監禁。
” “你們這些王八蛋。
隻要是壓酷砸殺了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
” 這話讓我躊躇了一下。
“你知道嗎，”我說，“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個警察說過同樣的話，然後我們就打了賭。
結果是我帶着他一家人出去吃了韓國燒烤，而他們點的竟然是和牛[即神戶牛肉。
]！你想聽嗎？” 他點了點頭。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關口的身體還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國粹會和山口組之間的敵對狀态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程度。
國粹會先動手了，開槍重傷了兩名造訪他們的東京事務所的山口組打手。
第二天，山口組進行了報複，那場火并擴大到了兩個縣——佐賀和山梨，然後蔓延到東京的新宿，最終蔓延到了埼玉縣。
那天，我正期待着有什麼事情發生，老天沒有讓我失望。
我當時正在警方記者俱樂部裡消磨着時間——向《東京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學習麻将的高招，這時，一個公共事務官跑了進來，大聲叫着“發生槍擊事件啦”。
有人中槍了，是兩個人，而不是事務所的門。
我搭便車趕到了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在鴻巢市中心的一棟七層公寓大樓裡，國粹會事務所的門上挂着“東歐偵探社”的牌子。
這是該地區作為國粹會事務所的幌子的三家私人偵探社之一，連黃頁裡都有它們的廣告。
幾個壓酷砸模樣的兇漢在事務所進進出出，朝着他們的手機大聲喊叫着，對那些正在湧入現場、忙着用黃膠帶把整個一樓隔離起來的警察視而不見。
人行道上有血，但沒有屍體。
我盡可能多地搶拍着照片。
有一個壓酷砸，戴着一副超大的墨鏡，穿着一身白絲絨運動服，一邊瞪着我，一邊對着手機說着什麼。
他猛地揮了揮手，仿佛在說：“别他媽的拍我。
”但我還是拍了。
這下可把他惹着了。
他朝我跺着腳，操着下流話破口大罵起來，但他那些卷着舌頭發出帶“r”音的那種典型的壓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聽不懂，那一定是從拙劣的壓酷砸電影裡學來的，就像意大利黑手黨指望在好萊塢電影上看到自己一樣，日本的壓酷砸也在幹同樣的事情。
事實上，壓酷砸通常擁有拍壓酷砸電影的制片廠，也就是說，在一部壓酷砸電影裡，有時扮演壓酷砸的群衆演員其實就是壓酷砸。
反過來說，在我面前的這些相貌可怕的家夥肯定不是演員。
我指着我的《讀賣新聞》袖标：“我是記者，我有權利拍照。
” 我的靈敏反應并沒有鎮住他，他伸手就來搶我的相機。
我把相機往回一收，他沒夠着；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擺了擺，然後走了。
我為什麼敢這麼神氣活現？因為我最喜歡的警察關口這時來到了現場。
他身穿黑色牛仔褲、深藍色毛衣和長皮夾克，頭發向後梳成服帖的背頭，而且戴着皮手套，看上去比壓酷砸更像壓酷砸。
正當這個白絲絨先生靠過來準備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時候，關口大喝了一聲那家夥的名字，對他說道：“别待在這兒礙事，把那讨厭的手機關了。
”那個男子後退了幾步，但還在瞪着我。
關口走過來檢查了一下現場的子彈，低聲說：“傑克，不要再冒險了。
别招惹那些家夥，他們可沒有什麼幽默感。
”然後加了一句：“晚上過來坐坐吧。
” 我點了點頭。
我們定過一個規矩：絕不在犯罪現場交談。
我在附近轉悠了一下，想聽一聽一般人的看法。
二樓一間酒吧的女招待告訴我說：“我知道樓下的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偵探，但我沒想到他們是壓酷砸。
他們一直都安分守己的。
” “現在你知道了，會害怕嗎？”我問道，小心翼翼地套她的話。
“嗯，”她說着，慢吞吞地抽出一根七星牌香煙，“那倒不會。
這就像閃電，從來不會閃兩次的，對吧？” 一條完全用不上的評論。
有幸聽到三樓的一位退休教師說了一些比較靠譜的話：“我總擔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不就來了。
我很害怕，想搬走。
警方為什麼不能想點辦法來對付這些危險人物呢？” 這條評論應該能用上，不過也有些問題，需要編輯一下。
因為如果警方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當地居民也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那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讓它們關門走人呢？對啊，為什麼不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了。
我想，這句評論的最後版本應該是：“我當然希望警方把那些人抓起來。
” 住在隔壁的一位家庭主婦補充了一句：“如果有一顆子彈打偏了……我可不願意這樣想。
沒傷着人真是萬幸。
”瞧，這句話更到位，雖然與事實不符——因為有兩個壓酷砸現在還情況危殆。
在公衆的眼裡，就隻有兩個壓酷砸吃了槍子兒等于“沒傷着人”。
我把報道發了出去，小睡了一下，然後就出發去見關口了。
關口10點左右才回來，我已經在他家裡了。
我把雙腳放在“被爐”底下，坐在他的大女兒友紀的身邊，被她甜言蜜語哄着幫她完成英語作業。
小女兒小智一邊看着電視上的一檔難看的音樂劇，一邊吃着蜜餞鱿魚串。
關口夫人在看着報紙。
房間小得我伸直兩隻胳膊就幾乎能夠摸到兩邊的牆壁，卻讓我覺得很舒适。
關口走了進來，把外套扔在榻榻米上，随即坐到地上，跟我們坐在一起，把腳也伸到了被爐底下。
“您辛苦了。
調查工作進行得怎麼樣？”我不失時機地問道。
“嗯，國粹會的那些家夥不配合，他們不開口。
不過，無論那個開槍的人是誰，他的膽子可夠大的了。
”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看所有其他的槍擊事件吧——好幾槍都射在門上，搞什麼名堂？不過這家夥，這家夥幹的這事兒，簡直就是個神風特攻隊隊員。
他按了門鈴，走進事務所，然後說道，‘誰是頭兒？’他沒等别人回答，就走到坐在那兒的一個國粹會的家夥面前，舉起槍來——‘砰砰’——正中胸部和腹部。
然後，他轉身用同樣的手法幹掉了另一個家夥，随後便走出門去。
他是走出門去的。
後來，有個想要成為壓酷砸的18歲小阿飛在大街上抓住了那個殺手，想要搶那家夥右手拿着的那把槍，他們打了起來。
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對手，那個殺手用另一隻手拿刀捅了那小子的腹部，然後離開了那兒。
大樓的管理人聽到了吵鬧聲，跑到樓下，把那三個受傷的家夥扶上他的汽車，開車送他們去了醫院，還報了警。
犯罪現場調查組的人還在那兒呢。
” “知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槍？” “大概是托卡列夫[20世紀前半期，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手槍之一，這種槍具有結構緊湊、威力大的特點。
中國仿照托卡列夫制造了五四式手槍。
——譯注]，俄羅斯槍。
現在壓酷砸都人手一支了吧。
” “這些家夥是因為什麼幹起來的？” 關口點着了一根煙：“你
房間頓時變得非常安靜，靜得都可以聽到煙絲燃燒的“咝咝”聲。
“我還是沒有完全弄明白。
” “你是記者，自己去想吧。
” “前記者。
” “是啊，是啊，反正都無所謂了，都成為曆史了，沒人在乎。
不過，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你難道不想知道龜谷為什麼對自己的動機隻字未提嗎？你難道不想知道他為什麼隻被判了20年而不是終身監禁嗎？” “嗯，我認為，要是他殺了平民，就會被判終身監禁。
” “你們這些王八蛋。
隻要是壓酷砸殺了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
” 這話讓我躊躇了一下。
“你知道嗎，”我說，“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個警察說過同樣的話，然後我們就打了賭。
結果是我帶着他一家人出去吃了韓國燒烤，而他們點的竟然是和牛[即神戶牛肉。
]！你想聽嗎？” 他點了點頭。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關口的身體還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國粹會和山口組之間的敵對狀态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程度。
國粹會先動手了，開槍重傷了兩名造訪他們的東京事務所的山口組打手。
第二天，山口組進行了報複，那場火并擴大到了兩個縣——佐賀和山梨，然後蔓延到東京的新宿，最終蔓延到了埼玉縣。
那天，我正期待着有什麼事情發生，老天沒有讓我失望。
我當時正在警方記者俱樂部裡消磨着時間——向《東京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學習麻将的高招，這時，一個公共事務官跑了進來，大聲叫着“發生槍擊事件啦”。
有人中槍了，是兩個人，而不是事務所的門。
我搭便車趕到了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在鴻巢市中心的一棟七層公寓大樓裡，國粹會事務所的門上挂着“東歐偵探社”的牌子。
這是該地區作為國粹會事務所的幌子的三家私人偵探社之一，連黃頁裡都有它們的廣告。
幾個壓酷砸模樣的兇漢在事務所進進出出，朝着他們的手機大聲喊叫着，對那些正在湧入現場、忙着用黃膠帶把整個一樓隔離起來的警察視而不見。
人行道上有血，但沒有屍體。
我盡可能多地搶拍着照片。
有一個壓酷砸，戴着一副超大的墨鏡，穿着一身白絲絨運動服，一邊瞪着我，一邊對着手機說着什麼。
他猛地揮了揮手，仿佛在說：“别他媽的拍我。
”但我還是拍了。
這下可把他惹着了。
他朝我跺着腳，操着下流話破口大罵起來，但他那些卷着舌頭發出帶“r”音的那種典型的壓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聽不懂，那一定是從拙劣的壓酷砸電影裡學來的，就像意大利黑手黨指望在好萊塢電影上看到自己一樣，日本的壓酷砸也在幹同樣的事情。
事實上，壓酷砸通常擁有拍壓酷砸電影的制片廠，也就是說，在一部壓酷砸電影裡，有時扮演壓酷砸的群衆演員其實就是壓酷砸。
反過來說，在我面前的這些相貌可怕的家夥肯定不是演員。
我指着我的《讀賣新聞》袖标：“我是記者，我有權利拍照。
” 我的靈敏反應并沒有鎮住他，他伸手就來搶我的相機。
我把相機往回一收，他沒夠着；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擺了擺，然後走了。
我為什麼敢這麼神氣活現？因為我最喜歡的警察關口這時來到了現場。
他身穿黑色牛仔褲、深藍色毛衣和長皮夾克，頭發向後梳成服帖的背頭，而且戴着皮手套，看上去比壓酷砸更像壓酷砸。
正當這個白絲絨先生靠過來準備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時候，關口大喝了一聲那家夥的名字，對他說道：“别待在這兒礙事，把那讨厭的手機關了。
”那個男子後退了幾步，但還在瞪着我。
關口走過來檢查了一下現場的子彈，低聲說：“傑克，不要再冒險了。
别招惹那些家夥，他們可沒有什麼幽默感。
”然後加了一句：“晚上過來坐坐吧。
” 我點了點頭。
我們定過一個規矩：絕不在犯罪現場交談。
我在附近轉悠了一下，想聽一聽一般人的看法。
二樓一間酒吧的女招待告訴我說：“我知道樓下的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偵探，但我沒想到他們是壓酷砸。
他們一直都安分守己的。
” “現在你知道了，會害怕嗎？”我問道，小心翼翼地套她的話。
“嗯，”她說着，慢吞吞地抽出一根七星牌香煙，“那倒不會。
這就像閃電，從來不會閃兩次的，對吧？” 一條完全用不上的評論。
有幸聽到三樓的一位退休教師說了一些比較靠譜的話：“我總擔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不就來了。
我很害怕，想搬走。
警方為什麼不能想點辦法來對付這些危險人物呢？” 這條評論應該能用上，不過也有些問題，需要編輯一下。
因為如果警方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當地居民也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那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讓它們關門走人呢？對啊，為什麼不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了。
我想，這句評論的最後版本應該是：“我當然希望警方把那些人抓起來。
” 住在隔壁的一位家庭主婦補充了一句：“如果有一顆子彈打偏了……我可不願意這樣想。
沒傷着人真是萬幸。
”瞧，這句話更到位，雖然與事實不符——因為有兩個壓酷砸現在還情況危殆。
在公衆的眼裡，就隻有兩個壓酷砸吃了槍子兒等于“沒傷着人”。
我把報道發了出去，小睡了一下，然後就出發去見關口了。
關口10點左右才回來，我已經在他家裡了。
我把雙腳放在“被爐”底下，坐在他的大女兒友紀的身邊，被她甜言蜜語哄着幫她完成英語作業。
小女兒小智一邊看着電視上的一檔難看的音樂劇，一邊吃着蜜餞鱿魚串。
關口夫人在看着報紙。
房間小得我伸直兩隻胳膊就幾乎能夠摸到兩邊的牆壁，卻讓我覺得很舒适。
關口走了進來，把外套扔在榻榻米上，随即坐到地上，跟我們坐在一起，把腳也伸到了被爐底下。
“您辛苦了。
調查工作進行得怎麼樣？”我不失時機地問道。
“嗯，國粹會的那些家夥不配合，他們不開口。
不過，無論那個開槍的人是誰，他的膽子可夠大的了。
”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看所有其他的槍擊事件吧——好幾槍都射在門上，搞什麼名堂？不過這家夥，這家夥幹的這事兒，簡直就是個神風特攻隊隊員。
他按了門鈴，走進事務所，然後說道，‘誰是頭兒？’他沒等别人回答，就走到坐在那兒的一個國粹會的家夥面前，舉起槍來——‘砰砰’——正中胸部和腹部。
然後，他轉身用同樣的手法幹掉了另一個家夥，随後便走出門去。
他是走出門去的。
後來，有個想要成為壓酷砸的18歲小阿飛在大街上抓住了那個殺手，想要搶那家夥右手拿着的那把槍，他們打了起來。
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對手，那個殺手用另一隻手拿刀捅了那小子的腹部，然後離開了那兒。
大樓的管理人聽到了吵鬧聲，跑到樓下，把那三個受傷的家夥扶上他的汽車，開車送他們去了醫院，還報了警。
犯罪現場調查組的人還在那兒呢。
” “知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槍？” “大概是托卡列夫[20世紀前半期，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手槍之一，這種槍具有結構緊湊、威力大的特點。
中國仿照托卡列夫制造了五四式手槍。
——譯注]，俄羅斯槍。
現在壓酷砸都人手一支了吧。
” “這些家夥是因為什麼幹起來的？” 關口點着了一根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