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夜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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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種超人類？”
又過了一天，浜谷把28份昨天的報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分成四疊，用塑料繩整整齊齊地裝訂在一起。
這竟成了一份絕無僅有的紀念品和遺物。
日本的報社（也許日本的企業和政府也一樣）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決不容許你長期從事同樣的工作。
人事變動不斷，僅僅是為變動而變動，這種做法損害了工作的連貫性，使一個記者很難擁有自己的專業知識領域。
大多數的報道都不讓署名，這也傷害了為争取在某一新聞題材上被專家認可而努力的記者。
浜谷的專業領域是智障人士問題，特别涉及那些人觸犯了法律時應對他們采取的适當措施。
她還是個為殘疾人士服務的熱心倡導者，從社會融合的角度來看，日本在這個領域仍然落後美國幾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末期，有關法律及其如何處理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讨論。
有些人大聲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員在強行關押精神病患者方面應當具有更大的權限。
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發生的一起事件——從羽田機場（東京國際機場）起飛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被一個精神病患者劫持了。
他在犯罪過程中刺傷了機長，被捕後，關于應不應當把他的名字公之于衆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辯論。
因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經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處理這種案件的慣例，大多數報紙沒有在報道中指名道姓。
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報——《産經新聞》——提到了他的名字。
檢察官辦公室在起訴那名男子之前并沒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評價，這意味着他被認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
到了8月10日，連《讀賣新聞》的姊妹台——日本電視台——也在報道中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
到他被正式起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新聞機構都在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
事實上，多家媒體非常詳細地曝光了他的心理問題和病史。
浜谷竭力反對公布那名男子的姓名，并在采訪報道中表達了她對這種做法的不滿。
“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助長了一種暴民心态。
所有刊登出來的報道幾乎都在暗示，如果一個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療，那麼，他離犯下可怕的罪行就隻有一步之遙了。
” 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時跟我這樣說，我當時并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說是起初不同意吧。
我的腦子裡依然有我在警方采訪時留下的烙印，像一個警察那樣思考問題——要懲罰罪犯，别為他們平反。
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編造出來的，是為了逃避牢獄之災。
然而，她跟我介紹了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進心理健康診所的各種電話之後，我重新認識了這個問題，開始理解她的觀點了。
當時，所有我們這些日本媒體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這一事件來說事，并由此推斷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類似的罪行。
在很多方面，這種報道加深了許多過去對智障人士的偏見，慫恿了人們歧視他們。
然而，這并不符合公衆的意願，當然也不符合報紙的基調；而浜谷為人過于正直，她不會放棄自己的想法，也不會修改自己的文章來迎合一條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這樣，她讓自己被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标簽，并被看成是激進分子，說“她和她所庇護的那些瘋子一樣瘋狂”。
打那以後，她的日子就開始不太好過了。
2001年6月8日，一個名叫宅間守的37歲男子沖進大阪教育學院附屬池田小學，刺傷23名小孩，刺死8人。
宅間當時被認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明顯是一起為了洩憤而事先策劃好的犯罪行為，而且，他故意謊稱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為這樣自己不會受到起訴。
這起事件再次讓人們把精神病人與暴力犯罪聯系在了一起，而浜谷也在繼續發表她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報道不應該支持那種偏見，不應該以偏概全地認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編造出來逃
這竟成了一份絕無僅有的紀念品和遺物。
日本的報社（也許日本的企業和政府也一樣）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決不容許你長期從事同樣的工作。
人事變動不斷，僅僅是為變動而變動，這種做法損害了工作的連貫性，使一個記者很難擁有自己的專業知識領域。
大多數的報道都不讓署名，這也傷害了為争取在某一新聞題材上被專家認可而努力的記者。
浜谷的專業領域是智障人士問題，特别涉及那些人觸犯了法律時應對他們采取的适當措施。
她還是個為殘疾人士服務的熱心倡導者，從社會融合的角度來看，日本在這個領域仍然落後美國幾十年。
20世紀90年代末期，有關法律及其如何處理精神病患者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讨論。
有些人大聲疾呼，法律方面的官員在強行關押精神病患者方面應當具有更大的權限。
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是1999年7月23日發生的一起事件——從羽田機場（東京國際機場）起飛的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被一個精神病患者劫持了。
他在犯罪過程中刺傷了機長，被捕後，關于應不應當把他的名字公之于衆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辯論。
因為他有精神病史，他曾經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按照處理這種案件的慣例，大多數報紙沒有在報道中指名道姓。
然而就在27日那天，最保守的日報——《産經新聞》——提到了他的名字。
檢察官辦公室在起訴那名男子之前并沒有把他送去做一次正式的精神能力評價，這意味着他被認定在精神上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
到了8月10日，連《讀賣新聞》的姊妹台——日本電視台——也在報道中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
到他被正式起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新聞機構都在使用他的真實姓名了。
事實上，多家媒體非常詳細地曝光了他的心理問題和病史。
浜谷竭力反對公布那名男子的姓名，并在采訪報道中表達了她對這種做法的不滿。
“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助長了一種暴民心态。
所有刊登出來的報道幾乎都在暗示，如果一個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療，那麼，他離犯下可怕的罪行就隻有一步之遙了。
” 她在8月的一次午餐時跟我這樣說，我當時并不同意她的看法，可以說是起初不同意吧。
我的腦子裡依然有我在警方采訪時留下的烙印，像一個警察那樣思考問題——要懲罰罪犯，别為他們平反。
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狡猾的歹徒編造出來的，是為了逃避牢獄之災。
然而，她跟我介紹了那名男子的病史和打進心理健康診所的各種電話之後，我重新認識了這個問題，開始理解她的觀點了。
當時，所有我們這些日本媒體人都在拿患有精神病的人犯下可怕的罪行這一事件來說事，并由此推斷出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能力或有可能犯下類似的罪行。
在很多方面，這種報道加深了許多過去對智障人士的偏見，慫恿了人們歧視他們。
然而，這并不符合公衆的意願，當然也不符合報紙的基調；而浜谷為人過于正直，她不會放棄自己的想法，也不會修改自己的文章來迎合一條心照不宣的公司政策。
就這樣，她讓自己被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标簽，并被看成是激進分子，說“她和她所庇護的那些瘋子一樣瘋狂”。
打那以後，她的日子就開始不太好過了。
2001年6月8日，一個名叫宅間守的37歲男子沖進大阪教育學院附屬池田小學，刺傷23名小孩，刺死8人。
宅間當時被認定患有精神病，但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這明顯是一起為了洩憤而事先策劃好的犯罪行為，而且，他故意謊稱自己有精神病，就是以為這樣自己不會受到起訴。
這起事件再次讓人們把精神病人與暴力犯罪聯系在了一起，而浜谷也在繼續發表她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報道不應該支持那種偏見，不應該以偏概全地認為所有精神疾病都是編造出來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