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夜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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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處罰的。
這的确是一種合理的做法，卻在部門内部引起了不合理的反應。
浜谷針對這個問題寫下的文章并不被一些資深編輯看好。
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正直和熱情反而被視為一種公然的挑戰。
9月12日，一次會議上宣布了一則調令，浜谷被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了，基本上是被攆出了國内新聞部。
菊池部長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調任，并讓她緻告别詞，而她的嗓音已經啞了，幾乎聽不到她在說什麼。
她幾乎快要哭出來了，但她克制着不讓自己崩潰。
我不知道這個部門讓人這麼想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或許就像一次不美滿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費在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頭越多，離婚的難度就越大——你不想讓自己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
或許原因就在于，你感覺自己是新聞記者裡的精英；也可能在于，這份工作成了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
如果你被别人剝奪了這種感覺，會覺得很痛。
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意大利餐廳吃了飯。
部長一個月前就給她打了電話，跟她說，他準備把她轉去《讀賣周刊》——《讀賣新聞》旗下的一份出版物。
浜谷對他說：“我想留在國内新聞部。
如果我走了，沒有人能妥善處理好智障人士和殘疾人士的報道。
”她說，部長看上去對她的答複并不滿意；其實他把她的答複看成是對命令的違抗了。
在即将召開部門會議的幾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辦公桌前，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你即将離開這個部門，奉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
你要麼接受這個決定，要麼辭職，不然就會被解雇。
隻要在這個公司裡，你就再也别想當記者了。
我的話完了。
” 然後二話不說就把她打發走了。
她什麼理由和解釋也沒有得到。
我能夠體會到，她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頓似的。
我們坐在餐廳裡。
“你再也别想當記者了。
”她重複完這句話之後就完全崩潰了。
她哭得那麼厲害，我都以為她快要窒息了。
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來為止。
我想，讓她哭出來興許會好受些。
“喂，”我使盡渾身解數，用最能鼓舞人心的聲音說道，“部長就是個混蛋——他不會一直待在那個位置上的。
隻要耐心等待，事情就會過去的。
你是個優秀的記者，還會有機會寫報道的。
隻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 她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的。
我并不是，但我撒了謊。
我讓她放心，這隻是時間的問題。
雖然我當時并不知道事情不會有所改變了，但我強烈地懷疑事情不會轉圜，不過你總想給人留一些希望吧。
或許我應該把我的真實想法告訴她；或許我應該告訴她——趕快離開《讀賣新聞》，到另一家能賞識她的報社去工作吧。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和讀賣新聞社裡的人保持聯絡是一件難事。
大家看起來都在一家公司裡工作，但是，如果你負責了警方采訪，在自己的部門裡就成了陌生人。
你吃喝拉撒睡都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裡，就基本上不回公司總部去了。
尤其難得一見的是浜谷，因為她現在幹脆就不在我這個部門裡了。
但我們還一直保持着聯系。
信息技術采訪部門的主編在他的公寓裡舉行了一次豐盛的晚宴，同時也邀請了以前的記者參加，我們終于有一些時間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談談各自的工作了。
我拍了幾張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錯，她假裝揮起拳頭打倒了好幾個人。
我們本來約好那一周的晚些時候一起出去吃個飯，繼續聊一聊的，不巧我忙于為一篇報道做采訪，不得不取消了跟她的約定。
她似乎有點失望，我答應過幾天重新定個日子。
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但沒人接。
我記不得确切的日期了。
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圖書館去複印一些材料，就順便進總部去逛了一圈。
我經過部裡的時候，發現裡面的氣氛顯得異常地壓抑，菊池部長正在他的辦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聲商量着什麼。
我走進大廳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記者走到我背後，拍了拍我的
這的确是一種合理的做法，卻在部門内部引起了不合理的反應。
浜谷針對這個問題寫下的文章并不被一些資深編輯看好。
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正直和熱情反而被視為一種公然的挑戰。
9月12日，一次會議上宣布了一則調令，浜谷被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了，基本上是被攆出了國内新聞部。
菊池部長要求浜谷在8月29日調任，并讓她緻告别詞，而她的嗓音已經啞了，幾乎聽不到她在說什麼。
她幾乎快要哭出來了，但她克制着不讓自己崩潰。
我不知道這個部門讓人這麼想留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或許就像一次不美滿的婚姻吧：你的人生花費在這要命的事情上的年頭越多，離婚的難度就越大——你不想讓自己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
或許原因就在于，你感覺自己是新聞記者裡的精英；也可能在于，這份工作成了你的身份、你的生活和你早晨起床的理由。
如果你被别人剝奪了這種感覺，會覺得很痛。
那天晚上，我和浜谷一起去青山的意大利餐廳吃了飯。
部長一個月前就給她打了電話，跟她說，他準備把她轉去《讀賣周刊》——《讀賣新聞》旗下的一份出版物。
浜谷對他說：“我想留在國内新聞部。
如果我走了，沒有人能妥善處理好智障人士和殘疾人士的報道。
”她說，部長看上去對她的答複并不滿意；其實他把她的答複看成是對命令的違抗了。
在即将召開部門會議的幾天前，他把她叫到他的辦公桌前，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你即将離開這個部門，奉調到人力資源部門去。
你要麼接受這個決定，要麼辭職，不然就會被解雇。
隻要在這個公司裡，你就再也别想當記者了。
我的話完了。
” 然後二話不說就把她打發走了。
她什麼理由和解釋也沒有得到。
我能夠體會到，她就像被人痛打了一頓似的。
我們坐在餐廳裡。
“你再也别想當記者了。
”她重複完這句話之後就完全崩潰了。
她哭得那麼厲害，我都以為她快要窒息了。
她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任由她哭到再也哭不出來為止。
我想，讓她哭出來興許會好受些。
“喂，”我使盡渾身解數，用最能鼓舞人心的聲音說道，“部長就是個混蛋——他不會一直待在那個位置上的。
隻要耐心等待，事情就會過去的。
你是個優秀的記者，還會有機會寫報道的。
隻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 她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想的。
我并不是，但我撒了謊。
我讓她放心，這隻是時間的問題。
雖然我當時并不知道事情不會有所改變了，但我強烈地懷疑事情不會轉圜，不過你總想給人留一些希望吧。
或許我應該把我的真實想法告訴她；或許我應該告訴她——趕快離開《讀賣新聞》，到另一家能賞識她的報社去工作吧。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和讀賣新聞社裡的人保持聯絡是一件難事。
大家看起來都在一家公司裡工作，但是，如果你負責了警方采訪，在自己的部門裡就成了陌生人。
你吃喝拉撒睡都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裡，就基本上不回公司總部去了。
尤其難得一見的是浜谷，因為她現在幹脆就不在我這個部門裡了。
但我們還一直保持着聯系。
信息技術采訪部門的主編在他的公寓裡舉行了一次豐盛的晚宴，同時也邀請了以前的記者參加，我們終于有一些時間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談談各自的工作了。
我拍了幾張浜谷的照片，拍得挺不錯，她假裝揮起拳頭打倒了好幾個人。
我們本來約好那一周的晚些時候一起出去吃個飯，繼續聊一聊的，不巧我忙于為一篇報道做采訪，不得不取消了跟她的約定。
她似乎有點失望，我答應過幾天重新定個日子。
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但沒人接。
我記不得确切的日期了。
那天我要到公司的圖書館去複印一些材料，就順便進總部去逛了一圈。
我經過部裡的時候，發現裡面的氣氛顯得異常地壓抑，菊池部長正在他的辦公桌前跟一些高管在低聲商量着什麼。
我走進大廳去倒咖啡喝，另一位女記者走到我背後，拍了拍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