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第二部 日常</strong>
關燈
小
中
大
我被派到埼玉縣采訪地方警力的時間很短，也比較枯燥無味；警方采訪部門很快來了調令，這次我被調到了東京市區，終于登上了記者生涯的頂峰。
不過，等到公布我們這些東京社會部的所有新人的采訪對象分配方案時，我才知道自己被派到了“地獄”——采訪風化糾察隊（vicesquad）。
這時我已經成家了，淳·阿德爾斯坦夫人對我被分配到誘惑街區的事高興不起來。
我們已經結婚三年左右，曾經談過一段速戰速決的戀愛。
我是在一次活動中遇見她的，她當時是日經社的采訪記者，我想方設法跟她約會了一次。
她當時29歲，想在30歲之前結婚。
幾次約會之後，她定下了期限：我們可以談3個月戀愛，3個月過後如果我沒有正式考慮結婚，那就拜拜。
她很風趣，精通英語，而且漂亮性感——現在還是這樣——這看起來真是一筆不錯的交易。
既然這樣，我也說了我的條件：結婚——行啊！不過三年内不要孩子。
她同意了，我們便以最快的速度訂了婚，結果真的在她第30個生日到來的前一天結了婚；我們利用我的午休時間在浦和市政廳登了記。
那天幾乎像是被抹去了，因為我按照日本傳統的和曆——昭和四十四年（而不是西曆1969年）——寫下了自己的生日。
不過，一點大吼和驚叫就讓事情順利完成了。
能搬到東京去生活，她覺得很興奮，我也一樣——終于走出新澤西州，可以回到大都市繼續我的警方采訪了。
從劃分上來說，我是被派到了東京都警視廳的第四管區，不過實際上就像被派到了作戰區。
第四管區屬新宿警方管轄，範圍幾乎包括了整個新宿區，而臭名昭著的歌舞伎町就在其中。
歌舞伎町其實與歌舞伎（一種完全由男性表演——包括女性角色——的傳統戲劇藝術）無關，更像是傳統的色情業。
歌舞伎町過去一向是東京最龐大、最輕浮也最賺錢的紅燈區。
在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監督下，東京都警視廳協調努力，清理整頓了歌舞伎町，隻留下一些遺風殘影。
那次清理行動的起因很可能是2001年9月在明星56大廈發生的一場嚴重火災，那場事故造成了44人死亡。
那棟大樓的業主濑川重雄是個有壓酷砸背景的人肉販子，還是衆所周知的“肥皂樂園之王”，他擁有的數棟大樓均多次因違反消防安全法規而被舉報。
那場事故喚起了人們的注意：歌舞伎町已經成了無法無天的地帶[這個報道很難采訪，因為受害者都死在性愛俱樂部和非法賭博場所裡。
因此，在上了晚刊之後再見報的話就不刊登死者的姓名了。
]，該做些事情了——哪怕不是全面整頓，而是強制執行消防安全法規，這起碼是能夠做到的。
也許吧。
我不是紐約人，不過我想，這種整頓可以看成是舊時報廣場與後朱利安尼[兩任紐約市長。
——譯注]時代的新時報廣場的對比吧。
說起娛樂區，1999年，沒有一個地方比歌舞伎町更卑鄙龌龊了。
吸毒、賣淫、性奴役、宰客酒吧、交友俱樂部、按摩院、SM館、色情用品店和色情作品制作間、高檔陪酒屋、低檔口交沙龍、一百多個不同的壓酷砸派系、華人黑幫、同性戀賣淫酒吧、性愛俱樂部、初高中女生穿髒了的制服或内褲的轉售商店……應有盡有，而且，在那兒工作的人種之繁多是日本的其他地方所無法比拟的。
那兒就像是東京市中心的異國他鄉。
當然，我當時并沒有想到那個地方有多肮髒，隻知道自己被派去采訪它了。
我已經好多年沒上那兒去了。
我想起了1992年極其準确地預測了我的未來的那台神秘的塔羅牌占蔔機，很想知道它是不是還在那兒。
或許是時候重新占蔔了，有些建議興許能用上。
第四管區可是個重擔。
我并不是單槍匹馬上任的。
井上還派了沖村來一起負責這裡的采訪工作。
沖村和我一樣，是1993年進《讀賣新聞》的，但在那些事情上比我精明多了。
他一直在橫濱采訪——另一犯罪活動的溫床，經受住了警方采訪現場的考驗。
他娶了橫濱最漂亮的女招待中的一個，至少和橫濱分部的一個資深編輯鬧翻過，當時那個人也在追那個女招待。
沖村在大學是個跆拳道運動員，他的外表還是那麼精幹、健康；他的視力就像一些特種部隊的老兵，可以看到千米之外的東西。
警方采訪管區的記者是受駐紮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的東京都警視廳記者指揮的。
他們指揮，我們服從。
我們還受到遊軍（後備軍）記者的擺布，通常他們随時都可以叫我們靠邊站。
井上已經下達了指示——今年，我們這些新手不必在值白班的時候替《讀賣新聞》大本營裡的資深記者跑腿了，實際上就是允許我們做自己分内的采訪工作了。
這将是個有趣的嘗試。
新宿警署從歌舞伎町步行10分鐘就到，旁邊就是西新宿車站，附近有一片辦公樓群。
警署大樓相當新，在那個地區算是高樓了，至少有七層樓高。
警署前面總有一個警察伫立在一根高高的旗杆邊上站着崗，我得經過那個警衛才能進入警署。
我告訴他，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他一眼不眨地查看了我的身份證後，揮手讓我進去了。
我想，這些在東京的警衛一定比較習慣跟外國人打交道，至少在新宿警署的警衛是這樣的。
在東京，幾乎每一個區都有一個帶記者俱樂部的警署。
新宿警署的記者俱樂部是為第四管區準備的。
我坐着電梯上到了俱樂部所在的樓層，這個俱樂部怎麼看都顯得很大——一個巨大的方形房間，各家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桌靠牆一字排開，從前到後組成了一個大L形。
門旁邊是一個隔開的榻榻米房間，被褥齊全，不進去把燈打開，裡面就是黑漆漆的一片——是個睡覺的地方。
我有一種預感，我會真的喜歡上這次的任命。
榻榻米房間肯定會派上用場的。
我和淳正在努力造人，無論困難多大，不分白天黑夜，我們都不想錯過她的排卵期。
必要的時候這個房間也得用上。
到那兒的時候，在我準備接手的記者桌前，現任桌主正在打着鼾。
他仰靠在靠背很低的轉椅上，搖搖欲墜的樣子，雙臂軟綿綿地晃來晃去，淩亂的頭發直挺挺地下垂着，鼻子朝着天空，正發出咕噜咕噜的鼾聲。
他的襯衫上全是米果薄餅的碎片，腳邊扔着一隻半打開的背包。
我以後就叫他“易碎品”得了。
我走過去的時候，《朝日新聞》的年輕女記者坐在離他兩個座位遠的地方——我一想起她來就叫她“瘦竹竿”小姐——正翹着嘴唇厭煩地盯着他，她朝我做了個鬼臉，看了我一眼，但什麼話也沒說。
我把裝滿書籍、相機和電腦的背包漫不經心地扔在“易碎品”的桌上，發出了一聲重重的撞擊聲。
“易碎品”吓得一哆嗦，從椅子上滑了下來，一屁股坐在我的腳邊。
“對不起。
”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
“易碎品”站起身來，竟然還沒忘了把剩下的米果薄餅抓在手裡。
“沒關系，就補點覺。
哦……” “哦……” “你就是來接手的，對不？” “是的。
” “好吧，我沒什麼消息或經驗可以傳給你。
我好像在第四管區也沒做多長時間，老實說，這個管區的記者們都在忙着打雜，我們幾乎很少待在這兒。
” “井上先生也是這麼說的。
他說今年準備鼓勵各個管區的記者真正負起采訪的責任來。
這樣對以後成為警察總部的記者有好處。
” 他從桌上的一堆筆記本中抽出一本紅色的，說道：“是啊，不錯，我要是能有那樣的待遇就好了。
這就是我掌握的警官住址的清單，不多。
” 的确不多。
那份清單已經有一年多沒更新了。
如果那就是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我還不如重新編一份屬于自己的警官名單，并弄清楚他們住的地方以便夜巡。
他交給我一大堆第四管區的警署
不過，等到公布我們這些東京社會部的所有新人的采訪對象分配方案時，我才知道自己被派到了“地獄”——采訪風化糾察隊（vicesquad）。
這時我已經成家了，淳·阿德爾斯坦夫人對我被分配到誘惑街區的事高興不起來。
我們已經結婚三年左右，曾經談過一段速戰速決的戀愛。
我是在一次活動中遇見她的，她當時是日經社的采訪記者，我想方設法跟她約會了一次。
她當時29歲，想在30歲之前結婚。
幾次約會之後，她定下了期限：我們可以談3個月戀愛，3個月過後如果我沒有正式考慮結婚，那就拜拜。
她很風趣，精通英語，而且漂亮性感——現在還是這樣——這看起來真是一筆不錯的交易。
既然這樣，我也說了我的條件：結婚——行啊！不過三年内不要孩子。
她同意了，我們便以最快的速度訂了婚，結果真的在她第30個生日到來的前一天結了婚；我們利用我的午休時間在浦和市政廳登了記。
那天幾乎像是被抹去了，因為我按照日本傳統的和曆——昭和四十四年（而不是西曆1969年）——寫下了自己的生日。
不過，一點大吼和驚叫就讓事情順利完成了。
能搬到東京去生活，她覺得很興奮，我也一樣——終于走出新澤西州，可以回到大都市繼續我的警方采訪了。
從劃分上來說，我是被派到了東京都警視廳的第四管區，不過實際上就像被派到了作戰區。
第四管區屬新宿警方管轄，範圍幾乎包括了整個新宿區，而臭名昭著的歌舞伎町就在其中。
歌舞伎町其實與歌舞伎（一種完全由男性表演——包括女性角色——的傳統戲劇藝術）無關，更像是傳統的色情業。
歌舞伎町過去一向是東京最龐大、最輕浮也最賺錢的紅燈區。
在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監督下，東京都警視廳協調努力，清理整頓了歌舞伎町，隻留下一些遺風殘影。
那次清理行動的起因很可能是2001年9月在明星56大廈發生的一場嚴重火災，那場事故造成了44人死亡。
那棟大樓的業主濑川重雄是個有壓酷砸背景的人肉販子，還是衆所周知的“肥皂樂園之王”，他擁有的數棟大樓均多次因違反消防安全法規而被舉報。
那場事故喚起了人們的注意：歌舞伎町已經成了無法無天的地帶[這個報道很難采訪，因為受害者都死在性愛俱樂部和非法賭博場所裡。
因此，在上了晚刊之後再見報的話就不刊登死者的姓名了。
]，該做些事情了——哪怕不是全面整頓，而是強制執行消防安全法規，這起碼是能夠做到的。
也許吧。
我不是紐約人，不過我想，這種整頓可以看成是舊時報廣場與後朱利安尼[兩任紐約市長。
——譯注]時代的新時報廣場的對比吧。
說起娛樂區，1999年，沒有一個地方比歌舞伎町更卑鄙龌龊了。
吸毒、賣淫、性奴役、宰客酒吧、交友俱樂部、按摩院、SM館、色情用品店和色情作品制作間、高檔陪酒屋、低檔口交沙龍、一百多個不同的壓酷砸派系、華人黑幫、同性戀賣淫酒吧、性愛俱樂部、初高中女生穿髒了的制服或内褲的轉售商店……應有盡有，而且，在那兒工作的人種之繁多是日本的其他地方所無法比拟的。
那兒就像是東京市中心的異國他鄉。
當然，我當時并沒有想到那個地方有多肮髒，隻知道自己被派去采訪它了。
我已經好多年沒上那兒去了。
我想起了1992年極其準确地預測了我的未來的那台神秘的塔羅牌占蔔機，很想知道它是不是還在那兒。
或許是時候重新占蔔了，有些建議興許能用上。
第四管區可是個重擔。
我并不是單槍匹馬上任的。
井上還派了沖村來一起負責這裡的采訪工作。
沖村和我一樣，是1993年進《讀賣新聞》的，但在那些事情上比我精明多了。
他一直在橫濱采訪——另一犯罪活動的溫床，經受住了警方采訪現場的考驗。
他娶了橫濱最漂亮的女招待中的一個，至少和橫濱分部的一個資深編輯鬧翻過，當時那個人也在追那個女招待。
沖村在大學是個跆拳道運動員，他的外表還是那麼精幹、健康；他的視力就像一些特種部隊的老兵，可以看到千米之外的東西。
警方采訪管區的記者是受駐紮在東京都警視廳總部的東京都警視廳記者指揮的。
他們指揮，我們服從。
我們還受到遊軍（後備軍）記者的擺布，通常他們随時都可以叫我們靠邊站。
井上已經下達了指示——今年，我們這些新手不必在值白班的時候替《讀賣新聞》大本營裡的資深記者跑腿了，實際上就是允許我們做自己分内的采訪工作了。
這将是個有趣的嘗試。
新宿警署從歌舞伎町步行10分鐘就到，旁邊就是西新宿車站，附近有一片辦公樓群。
警署大樓相當新，在那個地區算是高樓了，至少有七層樓高。
警署前面總有一個警察伫立在一根高高的旗杆邊上站着崗，我得經過那個警衛才能進入警署。
我告訴他，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他一眼不眨地查看了我的身份證後，揮手讓我進去了。
我想，這些在東京的警衛一定比較習慣跟外國人打交道，至少在新宿警署的警衛是這樣的。
在東京，幾乎每一個區都有一個帶記者俱樂部的警署。
新宿警署的記者俱樂部是為第四管區準備的。
我坐着電梯上到了俱樂部所在的樓層，這個俱樂部怎麼看都顯得很大——一個巨大的方形房間，各家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桌靠牆一字排開，從前到後組成了一個大L形。
門旁邊是一個隔開的榻榻米房間，被褥齊全，不進去把燈打開，裡面就是黑漆漆的一片——是個睡覺的地方。
我有一種預感，我會真的喜歡上這次的任命。
榻榻米房間肯定會派上用場的。
我和淳正在努力造人，無論困難多大，不分白天黑夜，我們都不想錯過她的排卵期。
必要的時候這個房間也得用上。
到那兒的時候，在我準備接手的記者桌前，現任桌主正在打着鼾。
他仰靠在靠背很低的轉椅上，搖搖欲墜的樣子，雙臂軟綿綿地晃來晃去，淩亂的頭發直挺挺地下垂着，鼻子朝着天空，正發出咕噜咕噜的鼾聲。
他的襯衫上全是米果薄餅的碎片，腳邊扔着一隻半打開的背包。
我以後就叫他“易碎品”得了。
我走過去的時候，《朝日新聞》的年輕女記者坐在離他兩個座位遠的地方——我一想起她來就叫她“瘦竹竿”小姐——正翹着嘴唇厭煩地盯着他，她朝我做了個鬼臉，看了我一眼，但什麼話也沒說。
我把裝滿書籍、相機和電腦的背包漫不經心地扔在“易碎品”的桌上，發出了一聲重重的撞擊聲。
“易碎品”吓得一哆嗦，從椅子上滑了下來，一屁股坐在我的腳邊。
“對不起。
”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
“易碎品”站起身來，竟然還沒忘了把剩下的米果薄餅抓在手裡。
“沒關系，就補點覺。
哦……” “哦……” “你就是來接手的，對不？” “是的。
” “好吧，我沒什麼消息或經驗可以傳給你。
我好像在第四管區也沒做多長時間，老實說，這個管區的記者們都在忙着打雜，我們幾乎很少待在這兒。
” “井上先生也是這麼說的。
他說今年準備鼓勵各個管區的記者真正負起采訪的責任來。
這樣對以後成為警察總部的記者有好處。
” 他從桌上的一堆筆記本中抽出一本紅色的，說道：“是啊，不錯，我要是能有那樣的待遇就好了。
這就是我掌握的警官住址的清單，不多。
” 的确不多。
那份清單已經有一年多沒更新了。
如果那就是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我還不如重新編一份屬于自己的警官名單，并弄清楚他們住的地方以便夜巡。
他交給我一大堆第四管區的警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