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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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山本。
我興奮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山本讓我慢點說,把情況說得詳細點。
他讓我去找吉原一起處理這個線索。
我們開始給電話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電話。
吉原最終找到了我們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說她接不了電話,因為她正在和警方交談。
看吧! 我們又接到了一個指示——到西入間派出所去參加新聞發布會。
當地組的記者神田已經在那兒了,正在和副隊長說着話。
《朝日新聞》和埼玉當地報紙的新晉記者吵吵嚷嚷地圍在邊上,不過,聚在自動售咖啡機邊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裡已經拿着一罐咖啡了。
神田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很勤奮,也很有進取心。
他戴着鋼絲邊眼鏡,眼鏡遮住了大半邊臉,長長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劉海垂在眼鏡上,像條牧羊犬一樣。
他招呼我到副隊長的辦公桌那邊去,把我們互相介紹了一下。
我們寒暄了幾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了。
他祝賀我,說我幹得不錯,但同時提醒我,在新聞發布會上千萬不要開口。
“要是你在新聞發布會上問了重要的事情,你就毀了自己的獨家新聞。
你隻能細問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不要細問你一知半解的事情。
要多看,多聽。
” 新聞發布會在二樓的會議室裡舉行。
電視攝制組的人員正在那兒擠來擠去,不停地忙碌着,人們把錄音機都放在講台上,兇殺科科長即将在那兒發言。
他的發言很簡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來受害者町田是幾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蹤的當天晚上。
長刃刀看來是刺穿了心髒,導緻他當即死亡。
正式死因是失血過多。
“從濺血的痕迹來看,受害者應該是在車上被殺害的。
我們正在找他的朋友和雇主談話,尋找線索。
我們已經正式成立了一個特别調查總部,稍後會在今晚公布它的名稱。
“現在我們掌握的情況就是這些。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人立刻把手舉起來。
看來普遍的共識就是,在官方新聞發布會上不問真正的問題,會後再向警方抛出尖銳的問題(在他們的家裡或者等他們出門的時候)。
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覺得有必要問點什麼。
“你剛才在發布會上說是妻子發現了屍體。
她是怎麼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個地區尋找的時候看見了那輛私家車。
屍體就在那裡面。
”我自認為這是個很明顯的暗示。
“警方是什麼時候接到町田失蹤的報案的?” “他失蹤兩天之後。
” “他們為什麼等了那麼久才報案?”這是個《朝日新聞》記者,聳了聳他的眉毛。
警探沒有吃他這一套:“哦,你認為應該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淩晨兩點還沒回家,你妻子就要到我們那兒報案去了?” “我妻子嗎?當然!” 有人笑了起來。
發布會接下來風平浪靜,然後就散了。
最後,我們回到浦和,互相對照了記錄。
山本是淩晨3點左右從警察局長家回到這兒來的,他去那裡打聽到了消息,證實了我們收集到的一些細節。
“幫着”町田夫人發現她丈夫屍體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個吉山。
不用說,警方認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們一直在那附近做調查,但沒有任何收獲。
我們确認警方正在審問吉山,但她拒不開口。
不過,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了,她丈夫打電話給埼玉縣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動恰好趕上我們在晚刊上發這條新聞。
新聞稿是這樣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裡的一個臨時工。
兩個人從去年春天開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
12日下班後,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見了面,并開車兜了三個小時風。
晚上9時左右,町田把車停在廠區附近,他們在那兒吵了起來。
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當即身亡。
吉山聲稱,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和自己的生命,她隻不過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吉山在平時的交往中結識了町田夫人,因此,她還自告奮勇去幫町田夫人尋找丈夫。
警方尚未找到兇器,但證實在車内發現了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紋。
這篇報道和終審記錄沒有多大的差别。
1994年9月,她被判處了8年的苦役。
這不是一起特别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當時的警方早把這個案子忘到後腦勺兒去了,連當時采訪這個報道的記者也不例外。
而我呢,在同行的競争中那麼快就找到了殺人犯的線索,的确讓自己賺到了一些印象分。
當然,這多半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本事,但我從中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新聞業注重的是最終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過程。
我興奮得連話都說不清楚了。
山本讓我慢點說,把情況說得詳細點。
他讓我去找吉原一起處理這個線索。
我們開始給電話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電話。
吉原最終找到了我們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說她接不了電話,因為她正在和警方交談。
看吧! 我們又接到了一個指示——到西入間派出所去參加新聞發布會。
當地組的記者神田已經在那兒了,正在和副隊長說着話。
《朝日新聞》和埼玉當地報紙的新晉記者吵吵嚷嚷地圍在邊上,不過,聚在自動售咖啡機邊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裡已經拿着一罐咖啡了。
神田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很勤奮,也很有進取心。
他戴着鋼絲邊眼鏡,眼鏡遮住了大半邊臉,長長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劉海垂在眼鏡上,像條牧羊犬一樣。
他招呼我到副隊長的辦公桌那邊去,把我們互相介紹了一下。
我們寒暄了幾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了。
他祝賀我,說我幹得不錯,但同時提醒我,在新聞發布會上千萬不要開口。
“要是你在新聞發布會上問了重要的事情,你就毀了自己的獨家新聞。
你隻能細問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不要細問你一知半解的事情。
要多看,多聽。
” 新聞發布會在二樓的會議室裡舉行。
電視攝制組的人員正在那兒擠來擠去,不停地忙碌着,人們把錄音機都放在講台上,兇殺科科長即将在那兒發言。
他的發言很簡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來受害者町田是幾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蹤的當天晚上。
長刃刀看來是刺穿了心髒,導緻他當即死亡。
正式死因是失血過多。
“從濺血的痕迹來看,受害者應該是在車上被殺害的。
我們正在找他的朋友和雇主談話,尋找線索。
我們已經正式成立了一個特别調查總部,稍後會在今晚公布它的名稱。
“現在我們掌握的情況就是這些。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人立刻把手舉起來。
看來普遍的共識就是,在官方新聞發布會上不問真正的問題,會後再向警方抛出尖銳的問題(在他們的家裡或者等他們出門的時候)。
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覺得有必要問點什麼。
“你剛才在發布會上說是妻子發現了屍體。
她是怎麼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個地區尋找的時候看見了那輛私家車。
屍體就在那裡面。
”我自認為這是個很明顯的暗示。
“警方是什麼時候接到町田失蹤的報案的?” “他失蹤兩天之後。
” “他們為什麼等了那麼久才報案?”這是個《朝日新聞》記者,聳了聳他的眉毛。
警探沒有吃他這一套:“哦,你認為應該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淩晨兩點還沒回家,你妻子就要到我們那兒報案去了?” “我妻子嗎?當然!” 有人笑了起來。
發布會接下來風平浪靜,然後就散了。
最後,我們回到浦和,互相對照了記錄。
山本是淩晨3點左右從警察局長家回到這兒來的,他去那裡打聽到了消息,證實了我們收集到的一些細節。
“幫着”町田夫人發現她丈夫屍體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個吉山。
不用說,警方認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們一直在那附近做調查,但沒有任何收獲。
我們确認警方正在審問吉山,但她拒不開口。
不過,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了,她丈夫打電話給埼玉縣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動恰好趕上我們在晚刊上發這條新聞。
新聞稿是這樣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裡的一個臨時工。
兩個人從去年春天開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
12日下班後,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見了面,并開車兜了三個小時風。
晚上9時左右,町田把車停在廠區附近,他們在那兒吵了起來。
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當即身亡。
吉山聲稱,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和自己的生命,她隻不過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吉山在平時的交往中結識了町田夫人,因此,她還自告奮勇去幫町田夫人尋找丈夫。
警方尚未找到兇器,但證實在車内發現了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紋。
這篇報道和終審記錄沒有多大的差别。
1994年9月,她被判處了8年的苦役。
這不是一起特别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當時的警方早把這個案子忘到後腦勺兒去了,連當時采訪這個報道的記者也不例外。
而我呢,在同行的競争中那麼快就找到了殺人犯的線索,的确讓自己賺到了一些印象分。
當然,這多半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本事,但我從中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新聞業注重的是最終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