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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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裡發現一名男子被捅死。
埼玉縣警方已經發了通告，看樣子他們打算成立一個兇殺案特别調查組。
小野顯得很興奮：“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帶上你們的相機，出發。
”兇殺事件在埼玉縣算是大新聞，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樣。
這種事件與國内的安全秩序關系重大，所以，一起兇殺案，無論性質如何，都算全國新聞。
但也有例外，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壓酷砸、無家可歸者或非白種外國人的話，新聞價值就會減半。
小野解釋了一下規則：“我們現在就要到兇殺現場和死者所在的公司去做查訪。
你們的任務是找出有關他的一切線索——他是誰，什麼時候有人最後看見過他，誰有可能想殺他——還要照一張相。
要帶一張頭部特寫回來；我不管你們到哪裡去弄，隻管給我弄到手就行。
要是你們發現有什麼感興趣的東西，就給警方記者俱樂部裡的記者或浦和新聞組打電話。
去吧。
” 我們出發了。
新員工前6個月是禁止開車的，所以，我們當中的兩個人跟着山本和其他記者一起走，另外兩個人從一個與讀賣新聞社簽約的出租車公司匆匆叫來了一輛車。
從浦和到鶴島有很長的一段路。
西入間警方正在進行初步的調查，超級警力計劃總部的調查一處（主管兇殺和暴力犯罪）正在派處長前往現場。
我一到犯罪現場，山本就帶着我很快熟悉了情況： 昨天晚上11點左右，41歲的町田隆，被他妻子發現死在停在重工業區中央的一輛旅行車裡。
他躺在後座上，左胸被刺傷。
很明顯，他是因失血過多而死。
有人最後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時候。
他一直沒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經到當地警方那兒交了失蹤報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對他進行搜尋。
4月，天還很冷。
我帶着《讀賣新聞》的正式名片和袖标，在現場轉來轉去，覺得非常興奮。
不過，犯罪現場好像沒有什麼線索。
警方已經用帶“禁止入内”字樣的黃膠帶封鎖了汽車周圍的一大片區域。
周邊地區幾乎荒無人煙。
我盡職盡責地四下敲着門，設法找到有可能看見了什麼的人。
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會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白面孔，而緩過神來的人也隻是面無表情地說，什麼也沒看見。
“鬼臉”和“花花公子”也沒交上什麼好運。
在汽車配件廠，我向一位年齡較大的員工介紹自己是“《讀賣新聞》的傑克·阿德爾斯坦”，得到的卻是那種習慣性的反應：“我什麼都不需要。
” “我什麼也不賣。
” “我已經訂了一份報紙。
” “我不賣報，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
” “記者？” “是的，記者。
”我遞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來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國人吧？” “是的，我是在《讀賣新聞》工作的外國記者。
” “那你幹嗎到這兒來？” 這種過程沒完沒了地重複着，而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個報童。
一個身穿運動服來開門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沒有得到按時投遞。
于是，我改變了戰術。
“你好，”我開口便說，“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正在做一個報道。
這是我的名片。
很抱歉，我是個外國人，占用你的時間了，我想問幾個問題。
” 進程是加快了，但依然毫無結果。
我的同事們也同樣沒有任何收獲，于是，我們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經工作過的公司去，加入了蜂擁而至的其他媒體記者的行列。
我們到那兒的時候，下班時間剛過，工人們正在從大樓裡陸陸續續地走出來。
他們一定接到了不要跟記者說話的指示，因為我們撞上了一堵沉默之牆。
我四下溜達了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運氣會不會有所好轉。
我碰到一個身穿綠工裝的人正在那裡裝車。
我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對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無動于衷。
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因為什麼事殺了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個打下手的勾搭上了，”他說，“大夥兒都知道這事兒。
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許還可能是那個情婦。
你想知道名字嗎？” 我當然想知道名字。
我試圖把它寫下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麼多不同的讀音和漢字，這對日本人來說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後還是把我手中的來訪本拿過去，替我把名字寫了下來。
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謝，他隻是揮了揮手。
“你沒有從我這兒聽到什麼，我也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話。
” “明白了。
” “吉山，那個情婦，好幾天都沒來幹活了。
沒别的了。
”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我找了
埼玉縣警方已經發了通告，看樣子他們打算成立一個兇殺案特别調查組。
小野顯得很興奮：“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帶上你們的相機，出發。
”兇殺事件在埼玉縣算是大新聞，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樣。
這種事件與國内的安全秩序關系重大，所以，一起兇殺案，無論性質如何，都算全國新聞。
但也有例外，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壓酷砸、無家可歸者或非白種外國人的話，新聞價值就會減半。
小野解釋了一下規則：“我們現在就要到兇殺現場和死者所在的公司去做查訪。
你們的任務是找出有關他的一切線索——他是誰，什麼時候有人最後看見過他，誰有可能想殺他——還要照一張相。
要帶一張頭部特寫回來；我不管你們到哪裡去弄，隻管給我弄到手就行。
要是你們發現有什麼感興趣的東西，就給警方記者俱樂部裡的記者或浦和新聞組打電話。
去吧。
” 我們出發了。
新員工前6個月是禁止開車的，所以，我們當中的兩個人跟着山本和其他記者一起走，另外兩個人從一個與讀賣新聞社簽約的出租車公司匆匆叫來了一輛車。
從浦和到鶴島有很長的一段路。
西入間警方正在進行初步的調查，超級警力計劃總部的調查一處（主管兇殺和暴力犯罪）正在派處長前往現場。
我一到犯罪現場，山本就帶着我很快熟悉了情況： 昨天晚上11點左右，41歲的町田隆，被他妻子發現死在停在重工業區中央的一輛旅行車裡。
他躺在後座上，左胸被刺傷。
很明顯，他是因失血過多而死。
有人最後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時候。
他一直沒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經到當地警方那兒交了失蹤報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對他進行搜尋。
4月，天還很冷。
我帶着《讀賣新聞》的正式名片和袖标，在現場轉來轉去，覺得非常興奮。
不過，犯罪現場好像沒有什麼線索。
警方已經用帶“禁止入内”字樣的黃膠帶封鎖了汽車周圍的一大片區域。
周邊地區幾乎荒無人煙。
我盡職盡責地四下敲着門，設法找到有可能看見了什麼的人。
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會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白面孔，而緩過神來的人也隻是面無表情地說，什麼也沒看見。
“鬼臉”和“花花公子”也沒交上什麼好運。
在汽車配件廠，我向一位年齡較大的員工介紹自己是“《讀賣新聞》的傑克·阿德爾斯坦”，得到的卻是那種習慣性的反應：“我什麼都不需要。
” “我什麼也不賣。
” “我已經訂了一份報紙。
” “我不賣報，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
” “記者？” “是的，記者。
”我遞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來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國人吧？” “是的，我是在《讀賣新聞》工作的外國記者。
” “那你幹嗎到這兒來？” 這種過程沒完沒了地重複着，而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個報童。
一個身穿運動服來開門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沒有得到按時投遞。
于是，我改變了戰術。
“你好，”我開口便說，“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正在做一個報道。
這是我的名片。
很抱歉，我是個外國人，占用你的時間了，我想問幾個問題。
” 進程是加快了，但依然毫無結果。
我的同事們也同樣沒有任何收獲，于是，我們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經工作過的公司去，加入了蜂擁而至的其他媒體記者的行列。
我們到那兒的時候，下班時間剛過，工人們正在從大樓裡陸陸續續地走出來。
他們一定接到了不要跟記者說話的指示，因為我們撞上了一堵沉默之牆。
我四下溜達了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運氣會不會有所好轉。
我碰到一個身穿綠工裝的人正在那裡裝車。
我跟他打了個招呼，他對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無動于衷。
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因為什麼事殺了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個打下手的勾搭上了，”他說，“大夥兒都知道這事兒。
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許還可能是那個情婦。
你想知道名字嗎？” 我當然想知道名字。
我試圖把它寫下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麼多不同的讀音和漢字，這對日本人來說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後還是把我手中的來訪本拿過去，替我把名字寫了下來。
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謝，他隻是揮了揮手。
“你沒有從我這兒聽到什麼，我也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話。
” “明白了。
” “吉山，那個情婦，好幾天都沒來幹活了。
沒别的了。
”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我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