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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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和新聞組真可謂是名聲在外啊。
一位曾被分配到那兒去的前任記者在媒體業界雜志《創》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通篇言語尖酸刻薄。
文章的标題是“《讀賣新聞》：我三個月的幻滅生活”，倘若你還不得要領，請看副标題：“幻想、絕望、痛苦之後的最終決斷”。
這篇揭露文章記錄了作者被迫24小時連軸轉地幹着沒完沒了的瑣事的經曆。
文章講到了一件編輯如何侮辱年輕記者的事情——編輯偶然發現那個記者用了一個報社的批準使用漢字清單上沒有的漢字，便失去理智，對着他破口大罵，還拿起涼鞋朝他頭上扔了過去。
文章還提到，每天晚上一到6點，酒氣便在新聞組裡彌漫開來——編輯通常會在這個時候宣布工作時間結束，然後開上一瓶酒…… 我來談談我自己在報社的第一年是怎麼過的，權當是那篇文章的一個不完全的佐證。
我之所以說“不完全”，是因為我認為那位作者實際上不了解實情，實情是這樣的：日本記者第一年的生活是一段精心策劃的肉體折磨，中間會穿插一些在職培訓的内容。
如果你挺過了那一段時間，狀況就會變得好起來。
如果幸運的話，你還會得到可以讓你頤指氣使的新人，開始領悟新聞業的基本規則。
讀賣新聞社最近才決定提升浦和新聞組的地位，多半是因為我們的死敵朝日新聞社将它的浦和新聞組交由社會部（包括首都和國内新聞）統轄。
這意味着，要進行一次重大報道時，我們的新聞組隻能用上地方組的微薄人力，而朝日新聞社的新聞組卻可以召集起上百名的記者軍團到埼玉來。
《朝日新聞》開始對《讀賣新聞》大動幹戈了，覺得受到愚弄的《讀賣新聞》的掌權者們決定要一争高下。
在這場浦和戰役中，有四個新人準備成為炮灰：辻、高知、吉原和我。
在日本的企業生涯中，和你同時進公司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任命時和你去同一個地方的人，就成了最親近的家夥，可以說就是一家人。
你們是“同一期的”這個事實會形成一條奇妙而重要的紐帶，隻要你們在公司裡，這條紐帶就不會斷，甚至在你們離開公司之後也往往斷不了。
這和年輕壓酷砸的結拜兄弟有一拼，隻不過在那種儀式上要喝交杯酒：一種一諾千金的盟約。
我極其幸運，早在讀賣新聞社的宣誓就職儀式上第一次碰面時，我就立刻喜歡上我未來的戰友們了，他們似乎也喜歡我。
吉原淳22歲，小我兩歲，看上去像個流行偶像。
他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商學部（這種情況很罕見，雖然有許多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進入大衆傳媒業工作，但通常都是來自新聞系的），身材高大，體形健美（他一直在踢足球），但臉色蒼白得跟白種人一樣。
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叫他“鬼臉”，我現在想起他的時候還這麼叫。
直樹辻，“法國佬”，25歲，也是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他也不是新聞系的，而是法國文學系的。
我們4個人當中他最聰明。
他的頭發總是梳理得一塵不染，身上總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手上老是捧着一些晦澀的日本小說或法國名著，顯露出多愁善感、富有教養的風度。
當然，我剛才描述的一切都讓他看上去和《讀賣新聞》是個絕配，他大概就是因此而成了老記者們騷擾的對象——那些老記者發現，正是他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傷透了腦筋。
或許他到《朝日新聞》那裡去就可以大展身手了，不過誰知道呢。
在許多方面看來，這就像一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的優秀畢業生在《華盛頓時報》找到了一份工作。
如今，他是個頗有成就的作家，出版了4本小說。
高知泰的綽号叫“花花公子”，但我不記得為什麼這樣叫他了。
他24歲，在築波大學取得了國際關系的學位。
過早稀疏了的頭發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老相了點，臉圓溜溜的，看上去像中國人（在日本人看來）。
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可信賴的人之一，他思維敏捷，救了我不少回場。
我們這幾個小子可真夠特别的了：“鬼臉”、“花花公子”、“法國佬”，還有“老外”。
而我們一開始就相互包庇，工作崗位上的朋友、同事能這樣滿足你的要求或期望就夠意思的了。
就我而言，我沒有想到自己那麼快就倚仗起了他們的通情達理——當時有件小糾紛差點過早地斷送了我的職業生涯。
那是我們準備在第一個正式上班日去新聞組報到的前一天晚上，新聞組在當地的一家酒館裡舉行了歡迎宴會，我當時得了相當重的感冒，但還是出席了——如果沒去就更糟了。
新聞組的全體員工都在那兒：原，我們的組長，體格像個相撲選手，笑聲深沉而快活，身上穿着一套意大利西服，手上戴着一塊勞力士手表。
他的頭
一位曾被分配到那兒去的前任記者在媒體業界雜志《創》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通篇言語尖酸刻薄。
文章的标題是“《讀賣新聞》：我三個月的幻滅生活”，倘若你還不得要領，請看副标題：“幻想、絕望、痛苦之後的最終決斷”。
這篇揭露文章記錄了作者被迫24小時連軸轉地幹着沒完沒了的瑣事的經曆。
文章講到了一件編輯如何侮辱年輕記者的事情——編輯偶然發現那個記者用了一個報社的批準使用漢字清單上沒有的漢字，便失去理智，對着他破口大罵，還拿起涼鞋朝他頭上扔了過去。
文章還提到，每天晚上一到6點，酒氣便在新聞組裡彌漫開來——編輯通常會在這個時候宣布工作時間結束，然後開上一瓶酒…… 我來談談我自己在報社的第一年是怎麼過的，權當是那篇文章的一個不完全的佐證。
我之所以說“不完全”，是因為我認為那位作者實際上不了解實情，實情是這樣的：日本記者第一年的生活是一段精心策劃的肉體折磨，中間會穿插一些在職培訓的内容。
如果你挺過了那一段時間，狀況就會變得好起來。
如果幸運的話，你還會得到可以讓你頤指氣使的新人，開始領悟新聞業的基本規則。
讀賣新聞社最近才決定提升浦和新聞組的地位，多半是因為我們的死敵朝日新聞社将它的浦和新聞組交由社會部（包括首都和國内新聞）統轄。
這意味着，要進行一次重大報道時，我們的新聞組隻能用上地方組的微薄人力，而朝日新聞社的新聞組卻可以召集起上百名的記者軍團到埼玉來。
《朝日新聞》開始對《讀賣新聞》大動幹戈了，覺得受到愚弄的《讀賣新聞》的掌權者們決定要一争高下。
在這場浦和戰役中，有四個新人準備成為炮灰：辻、高知、吉原和我。
在日本的企業生涯中，和你同時進公司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任命時和你去同一個地方的人，就成了最親近的家夥，可以說就是一家人。
你們是“同一期的”這個事實會形成一條奇妙而重要的紐帶，隻要你們在公司裡，這條紐帶就不會斷，甚至在你們離開公司之後也往往斷不了。
這和年輕壓酷砸的結拜兄弟有一拼，隻不過在那種儀式上要喝交杯酒：一種一諾千金的盟約。
我極其幸運，早在讀賣新聞社的宣誓就職儀式上第一次碰面時，我就立刻喜歡上我未來的戰友們了，他們似乎也喜歡我。
吉原淳22歲，小我兩歲，看上去像個流行偶像。
他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商學部（這種情況很罕見，雖然有許多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進入大衆傳媒業工作，但通常都是來自新聞系的），身材高大，體形健美（他一直在踢足球），但臉色蒼白得跟白種人一樣。
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叫他“鬼臉”，我現在想起他的時候還這麼叫。
直樹辻，“法國佬”，25歲，也是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他也不是新聞系的，而是法國文學系的。
我們4個人當中他最聰明。
他的頭發總是梳理得一塵不染，身上總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手上老是捧着一些晦澀的日本小說或法國名著，顯露出多愁善感、富有教養的風度。
當然，我剛才描述的一切都讓他看上去和《讀賣新聞》是個絕配，他大概就是因此而成了老記者們騷擾的對象——那些老記者發現，正是他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傷透了腦筋。
或許他到《朝日新聞》那裡去就可以大展身手了，不過誰知道呢。
在許多方面看來，這就像一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的優秀畢業生在《華盛頓時報》找到了一份工作。
如今，他是個頗有成就的作家，出版了4本小說。
高知泰的綽号叫“花花公子”，但我不記得為什麼這樣叫他了。
他24歲，在築波大學取得了國際關系的學位。
過早稀疏了的頭發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老相了點，臉圓溜溜的，看上去像中國人（在日本人看來）。
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可信賴的人之一，他思維敏捷，救了我不少回場。
我們這幾個小子可真夠特别的了：“鬼臉”、“花花公子”、“法國佬”，還有“老外”。
而我們一開始就相互包庇，工作崗位上的朋友、同事能這樣滿足你的要求或期望就夠意思的了。
就我而言，我沒有想到自己那麼快就倚仗起了他們的通情達理——當時有件小糾紛差點過早地斷送了我的職業生涯。
那是我們準備在第一個正式上班日去新聞組報到的前一天晚上，新聞組在當地的一家酒館裡舉行了歡迎宴會，我當時得了相當重的感冒，但還是出席了——如果沒去就更糟了。
新聞組的全體員工都在那兒：原，我們的組長，體格像個相撲選手，笑聲深沉而快活，身上穿着一套意大利西服，手上戴着一塊勞力士手表。
他的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