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命運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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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感變得越來越強烈；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不由得沖出家門，跑到歌舞伎町的一家電影院裡看了一部爛恐怖片。
看完電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見一台模樣挺古怪的塔羅牌占蔔機立在商店街的入口。
我心想，既然這麼心神不定，聽一聽專家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我往占蔔機裡投了100日元，屏幕亮了，粉紅色和綠色的燈呈旋渦狀盤旋起來。
我在占蔔類别中選了“職業”，算命先生選了“坦陀羅夫人”，然後仔細鍵入我的個人信息。
接着，坦陀羅夫人伴随着一陣耀眼的煙霧出現在屏幕上，她是個很可愛的日本女人，身着披肩，額頭上有一點紅記，活像個印度女祭司。
她讓我挑幾張牌，我滾動着水晶球狀的鼠标，在虛拟桌上一字擺開的牌堆上點了幾下。
定論：劍神，一身正氣。
成功。
關鍵詞：好奇心 你最适合的工作是當一名撰稿人或編輯，或者做一些與寫作有關的事情。
這種工作需要有文學功底，還要有一定的厚臉皮、好打聽（刨根問底）的本領。
你同時具備這兩種特質，這些本領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場。
隻要你不斷讓自己接收新的信息，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命運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我興奮極了。
這簡直太準了，我把占蔔機打出來的這張字條收好，帶着命運的青睐讓自己增強了的信念，坐上末班電車回到了家裡。
我查看了一下錄音電話，有一條讀賣新聞社的來電，讓我去參加第二輪的面試。
第二輪的面試官有三個人，其中兩位似乎對我很熱情，第三位卻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隻盤旋在他的生魚片上的蒼蠅。
我有一種感覺，自己是個有争議的候選人。
幾個問題之後，一位面試官帶着極其嚴肅的口吻問了我下面這個問題。
“你是猶太人，對吧？” “是的，名義上是的。
” “日本有許多人認為猶太人在操控着世界經濟，你怎麼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猶太人真的在操控着世界經濟，你認為我還會來這裡找工作當報社記者嗎？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 我猜想這個回答不錯，因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了眨眼。
他們就沒有再問别的問題了。
我站起身來正準備離開時，一位面試官叫住了我：“阿德爾斯坦先生，最後還剩下一輪面試。
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穩了。
我們會在7月12日那天給最後人選打電話。
在家裡等着吧，我們的電話隻打一次。
” 這樣，時間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間小公寓裡，我半個身子都塞在冰箱裡，一隻手緊貼在電話機上，口幹舌燥，身子哆嗦着，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等着獲得舞會之夜的最關鍵的約會允諾。
電話是在晚上9點30分的時候打過來的。
“恭喜您，阿德爾斯坦先生。
您已經被選上參加最後一輪的面試。
請您在7月31日到讀賣新聞大廈來。
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
最後的面試進行得非常順利。
我身邊的人個個笑容可掬，氣氛非常輕松。
沒有很難回答的問題。
一位面試官開始問我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是有關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濃，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
于是，我玩起精神病專家的把戲，重複了他最後一句話裡的部分内容，加上模棱兩可的評論——“嗯，那隻是這個問題的一種看法。
”他好像把我的回答當成了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的意思，我也懶得去糾正了。
最後兩個問題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沒問題。
“你吃不吃壽司？” 也不成問題。
就這樣，人力資源部的一位長得格外像猶太人的資深職員松坂先生拍了拍我的後背說：“恭喜你。
你可以認為自己被聘用了。
正式材料屆時會郵寄給你。
” 他一邊送我出門，一邊在我耳邊鬼頭鬼腦地低聲說道：“我也是上智大學畢業的。
我從你的老師那兒聽說你很不錯，很高興公司又多了一個上智人。
”真令人難以置信，我的狗屎運在整個招聘過程中竟然對我不離不棄，甚至到了讓聘用委員會裡都有了校友關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運為什麼會如此眷顧我，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把所有不光彩的行為掩藏起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根津美術館花園裡的佛像前停下腳步，往錢堆裡添了幾枚硬币。
我欠佛陀一些錢（當時是借來買地鐵票的），我一貫不喜歡欠别人的債。
看完電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見一台模樣挺古怪的塔羅牌占蔔機立在商店街的入口。
我心想，既然這麼心神不定，聽一聽專家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壞處吧。
我往占蔔機裡投了100日元，屏幕亮了，粉紅色和綠色的燈呈旋渦狀盤旋起來。
我在占蔔類别中選了“職業”，算命先生選了“坦陀羅夫人”，然後仔細鍵入我的個人信息。
接着，坦陀羅夫人伴随着一陣耀眼的煙霧出現在屏幕上，她是個很可愛的日本女人，身着披肩，額頭上有一點紅記，活像個印度女祭司。
她讓我挑幾張牌，我滾動着水晶球狀的鼠标，在虛拟桌上一字擺開的牌堆上點了幾下。
定論：劍神，一身正氣。
成功。
關鍵詞：好奇心 你最适合的工作是當一名撰稿人或編輯，或者做一些與寫作有關的事情。
這種工作需要有文學功底，還要有一定的厚臉皮、好打聽（刨根問底）的本領。
你同時具備這兩種特質，這些本領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場。
隻要你不斷讓自己接收新的信息，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命運會站在你這一邊的。
我興奮極了。
這簡直太準了，我把占蔔機打出來的這張字條收好，帶着命運的青睐讓自己增強了的信念，坐上末班電車回到了家裡。
我查看了一下錄音電話，有一條讀賣新聞社的來電，讓我去參加第二輪的面試。
第二輪的面試官有三個人，其中兩位似乎對我很熱情，第三位卻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隻盤旋在他的生魚片上的蒼蠅。
我有一種感覺，自己是個有争議的候選人。
幾個問題之後，一位面試官帶着極其嚴肅的口吻問了我下面這個問題。
“你是猶太人，對吧？” “是的，名義上是的。
” “日本有許多人認為猶太人在操控着世界經濟，你怎麼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猶太人真的在操控着世界經濟，你認為我還會來這裡找工作當報社記者嗎？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 我猜想這個回答不錯，因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了眨眼。
他們就沒有再問别的問題了。
我站起身來正準備離開時，一位面試官叫住了我：“阿德爾斯坦先生，最後還剩下一輪面試。
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穩了。
我們會在7月12日那天給最後人選打電話。
在家裡等着吧，我們的電話隻打一次。
” 這樣，時間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間小公寓裡，我半個身子都塞在冰箱裡，一隻手緊貼在電話機上，口幹舌燥，身子哆嗦着，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等着獲得舞會之夜的最關鍵的約會允諾。
電話是在晚上9點30分的時候打過來的。
“恭喜您，阿德爾斯坦先生。
您已經被選上參加最後一輪的面試。
請您在7月31日到讀賣新聞大廈來。
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沒有。
最後的面試進行得非常順利。
我身邊的人個個笑容可掬，氣氛非常輕松。
沒有很難回答的問題。
一位面試官開始問我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是有關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濃，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
于是，我玩起精神病專家的把戲，重複了他最後一句話裡的部分内容，加上模棱兩可的評論——“嗯，那隻是這個問題的一種看法。
”他好像把我的回答當成了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的意思，我也懶得去糾正了。
最後兩個問題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沒問題。
“你吃不吃壽司？” 也不成問題。
就這樣，人力資源部的一位長得格外像猶太人的資深職員松坂先生拍了拍我的後背說：“恭喜你。
你可以認為自己被聘用了。
正式材料屆時會郵寄給你。
” 他一邊送我出門，一邊在我耳邊鬼頭鬼腦地低聲說道：“我也是上智大學畢業的。
我從你的老師那兒聽說你很不錯，很高興公司又多了一個上智人。
”真令人難以置信，我的狗屎運在整個招聘過程中竟然對我不離不棄，甚至到了讓聘用委員會裡都有了校友關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運為什麼會如此眷顧我，不過，我想還是應該把所有不光彩的行為掩藏起來。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根津美術館花園裡的佛像前停下腳步，往錢堆裡添了幾枚硬币。
我欠佛陀一些錢（當時是借來買地鐵票的），我一貫不喜歡欠别人的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