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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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醫護有才能，有幹勁，也關心自己治療的病人。
隻要剔除陳腐的官僚體制和法規，他們就可能更加高效。
那些運行更好的醫療體系擁有更多的醫生，更高的護士病人比，等候評估和治療的時間也比我們短得多。
他們擁有更多掃描儀器，能及時購入救命的藥物和設備，不去對成本斤斤計較。
還有就是，那些體系不必受政治拉鋸戰的左右。
我在整個歐洲大陸和美國都親身體驗過這一切。
我有幾個侄子在澳大利亞快樂地行醫。
我們出高價聘請澳洲的醫生到英國就職，但他們就是不來。
隻有貧窮國家的醫生才想來為NHS工作，其後果正在顯現。
我們現在忙着從亞洲和非洲吸引醫護人員，但這些國家本身也很需要他們。
是時候徹底反思一下了。
良好的醫療體系都不是由國家經營的，因為國家隻會将更多的病人、手術和更好的技術視為負擔。
别的國家注重的仍是醫治病人而非控制成本，因此不必每年支付50億英鎊解決醫療事故索賠，也不會因為骨關節炎、疝氣或靜脈曲張不是緻命疾病就對它們施行醫療配給。
良好的醫療體系不必因為所謂的“季節壓力”就将所有擇期手術中斷一個月，就好像冬季的來臨很意外似的。
而我一個服務了幾十年、眼下仍在忙碌的醫生，從NHS那裡得到的待遇是等一年才能做手術，這一年裡我必須一直插着一根導尿管，拖着一隻裝滿尿液的塑料袋。
難怪在防止可避免的死亡方面，英國在18個西方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
然而，沒人有膽量廢除或是改革這件失色的珠寶——他們怕自己會從此在政壇上消失。
你想必認為那一連串天天上演的恐怖故事和醜聞（有的甚至出自我們最好的醫院）會在政界敲響警鐘。
但事實并非如此。
工黨等着保守黨提出歐洲大陸或是澳洲的資金模式，好攻擊保守黨走私有化路線，出于同樣的原因，托利黨也刻意回避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改革，隻一遍遍地唱着同一套陳詞濫調。
我們投入十億百億的英鎊改造NHS，但誰也說不清這些錢用在了哪裡，又做成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們，我們這些工作在這套體制内的人，始終覺得幻滅的原因。
尼爾·莫特，這位在我做手術時替我關照薩拉分娩的優秀心外科醫生，從布朗普頓醫院提前退休，去美國加州的一家大型制藥公司做了醫學總監。
我後來在一家咖啡館裡和他不期而遇，他說：“我對NHS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 悲哀的是，我們這些堅守在前沿陣地的人是真心想讓NHS做到最好的。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對私人執業沒有一點興趣。
我之所以開展原創性研究、撰寫科學論文并出版了多本教材，都是為了能在世界舞台上為NHS壯大聲勢。
我們吸引了許多外科醫生來牛津參觀，他們都想看看我們是怎麼用這麼少的資源産出這麼多成果的。
但體制并不領情。
就在我68歲那年，醫務主任威脅要把我“打發走”，原因是我為“續期考核”所寫的個人發展計劃夠不上“達标”。
反思反思吧，全國醫學總會。
皇家外科醫師學院那麼熱衷于“情緒健康”，但又有什麼可供我來提振自己的情緒健康？ 在私營部門的短暫服務使我思考在一個醫療體系中我最診視的是什麼。
我首要關心的問題，不管是在英國還是非洲，都是病人獲得治療的機會。
NHS的治療号稱全免費，但是不要忘了，我們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已經在繳稅時付過醫藥費了。
我們英國人在生病時有四種選擇。
第一種是，在預約全科醫生後平均等候兩周。
其次，打111求助電話聽赤腳醫生念問卷，并在一番掙紮後放棄希望，而問卷歸納下來不過是“你什麼時候需要救護車——馬上，四小時後，還是永遠不來”。
又或者，你也可以去藥房，為你生病的寶寶向他們咨詢重要建議。
最後，你還可以到醫院的急診部去加入蹒跚的傷者組成的漫長隊列，但結果不外乎是被醫院無視，認為你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再把你打發回全科醫生那邊去排預約。
這四種選擇我都替家人試過。
在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的過程中，我發現唯一有用的辦法還是去醫院排隊。
我們的基礎醫療體系已經卸下了所有在下班後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醫院的急診服務顯然不能應付公衆的日常需求，現狀如此也就不足為奇了。
就我個人來說，要是我太過擔憂，不敢涉足這個爛攤子，我還可以打電話給朋友求助；但英國的普通民衆可沒有這份奢侈。
他們要是給診斷出了癌症，就必須在治療前忍受一段明文規定的、可怕的等候時間，決定這段時間的不是醫生，而是政客。
我在美國培訓時，任何需要接受心髒手術或是癌症手術的人，隻要買了保險，都可以在本周内做上手術。
但是當我來到牛津時，卻發現許多可憐人要為手術等候一年以上，有些人甚至沒等到就死了。
我們管這叫“成本控制”。
這正好可以引出及時介入的話題：隻要檢查足以讓每個人都知道需要做些什麼，就可以讓病人接受規定的治療。
比如一名患者有心絞痛，運動試驗呈陽性，那麼任誰都知道他有冠狀動脈疾病，但他還是要先等上好幾個月才能去門診看心内科醫生，再經過又一段漫長的拖延才能去做冠狀動脈造影以确定合适的療法，此後他還要耽擱一陣，好見到一位心外科醫生來會診，而對方隻會跟他說手術等候名單長得沒有盡頭。
在整個過程中，病人隻能承受持續的症狀、永恒的焦慮和過早死亡的風險。
英國公衆怎麼受得了這個？這和醫療事故沒有兩樣。
在我做外科醫生的最後幾年裡，許多病人都曾數次經曆就要被醫院收治卻又被取消掉的情況，甚至有人在手術當天被取消了手術，原因常常是病房裡沒有床位。
類似的，還有手術後的病人因為普通病房缺床位而無法離開ICU——這就是糟糕管理造成的惡性循環。
我的一些病人甚至被從ICU直接打發回了家。
許多老年人或重病人是不能打發回家的，因為家裡沒有人照顧他們。
德國有1500家康複專科醫院，其中一些有數百張病床，所以這種事情不可能在他們那裡發生。
NHS之下沒有一家這樣的康複醫院。
我們的病人隻能在醫院的急症病床上忍受煎熬，并産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手術後的病人，以及從中風、頭部傷或心髒病發作中恢複過來的病人，在卧床十天後會損失高達10%的腿部肌肉，這本身就相當于衰老了十年。
為此，我正努力在牛津建設一家“先進的”康複醫院，希望能在逼仄的急症病床上最大限度地增加病人的運動量。
作為病人，我們都需要對那些派來治療我們的人抱有信心。
可現在醫院醜聞一再發生，政府推波助瀾，媒體津津樂道，我們要如何保持信心？布裡斯托、斯塔福、戈斯波特，說到這個我就想起這些醫院的名字；但應該對醜聞負責的是官僚，而不是一線的工作人員。
若挖掘這些醜聞的根源，會發現錯的是體制，不是個人。
當我自己接受手術時，我希望關照我的醫生有技術，有經驗，人也誠實；我還喜歡運氣好的外科醫生，因為他們能避開意料不到的情況。
我雖然也重視隐私和保密，但如果要接受的是比較重大的手術，我并不想住在一個外人看不見的單人病房裡。
即便有連續不斷的遠程監控，也得有人在一旁看着才行——這個通常都沒有。
護士們太忙，根本沒時間坐下來看監護器，所以擡頭就能看見醫護和其他病人，才令人安心。
那麼共情和體恤會在哪個環節起作用？對我來說，這兩樣沒有也沒關系。
我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
大家也都知道，我們那些生意人一般的NHS員工根本沒工夫和你交流感情。
還有的前列腺癌手術是用機器人做的。
而那些機器人是無法表達同情或體恤的，沒想到吧！雖然它們可以在程序的驅使下，一邊翻來覆去地重複“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一邊把裡面的壞東西挖出來。
不過也有一些時候和場合，善良可以給人以幫助。
說回剛才的《英國醫學期刊》，上面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同情式醫療的作用》，作者是一位丹麥教授，她的嬰兒患有一種先天性遺傳病，後來不治身亡。
下面就是她的一段感想： 病人和家屬都會試圖去理解進而應對無法解釋的現象，無論是孩子死去，被診斷出某種疾病，還是其他許多使我們和醫療系統産生交集的情況。
共情式醫療可以幫到他們。
作者寫道，她自己遇見過一些“關懷備至的醫生”，但也有“一些醫生舉止匆忙、心不在焉，對病人（我兒子）和我都似視而不見。
” 但我要說，這樣的區别是虛假的。
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是，她見到的所有醫生都很關懷病人，但他們給她留下什麼印象，取決于他們當時的工作量如何。
NHS的全科醫生要在8分鐘以内招呼、診斷并治療一個病人，還要填寫病曆。
如果病人有精神健康問題，這點時間怎麼夠？一個全科醫生，一天也許要看50個病人。
面對這樣繁重的工作，他們的全副注意都要放在怎麼不出差錯上。
病房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有急診部和手術室——在那些高壓鍋一般的工作環境中，每個科室都缺少人手——隻有管理層不缺。
或許NHS應該指派一些富于“共情和體恤心”的管理者，因為被時間所迫的臨床工作者不得不保持客觀冷靜，不可能去深入體會病人的希望和恐懼——也許在那些過去的好時光裡會如此，但那都過去了。
我對NHS的省錢手段最感遺憾的是，對臨床效率和“産出”的追求會從方方面面損害醫患關系，這一點必須承認。
每天都要面對亡魂，這需要一種很特殊的心态；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心理學調查發現，外科、小兒癌症及精神科的醫生，精神病态傾向高得出奇。
我的手下很少治死兒童，真的治死了我也隻得徑直走開、不再回顧。
我不能總是設身處地為孩子的父母着想，不然第二天就沒法上班了——所謂倦怠就是這麼回事。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約翰·吉本和約翰·柯克林的區别，前者是心肺機的發明者，而後者在病人身上成功運用了這件可怕的機器。
當吉本失去幾個兒童之後，他放棄了。
柯克林沒有放棄，布羅克勳爵也沒有。
能追随這些先驅者的腳步，我備感榮幸。
悲哀的是，從今往後不會再有人享有這項自由了。
最後，請容許我引用喬治·奧威爾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書： 自傳隻有披露了不體面的事情才是可信的。
一個隻說自己好話的人多半是在撒謊，因為隻要從内裡去看，任何一場人生都隻是一連串的失敗。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隻要剔除陳腐的官僚體制和法規，他們就可能更加高效。
那些運行更好的醫療體系擁有更多的醫生，更高的護士病人比，等候評估和治療的時間也比我們短得多。
他們擁有更多掃描儀器，能及時購入救命的藥物和設備，不去對成本斤斤計較。
還有就是，那些體系不必受政治拉鋸戰的左右。
我在整個歐洲大陸和美國都親身體驗過這一切。
我有幾個侄子在澳大利亞快樂地行醫。
我們出高價聘請澳洲的醫生到英國就職，但他們就是不來。
隻有貧窮國家的醫生才想來為NHS工作，其後果正在顯現。
我們現在忙着從亞洲和非洲吸引醫護人員，但這些國家本身也很需要他們。
是時候徹底反思一下了。
良好的醫療體系都不是由國家經營的，因為國家隻會将更多的病人、手術和更好的技術視為負擔。
别的國家注重的仍是醫治病人而非控制成本，因此不必每年支付50億英鎊解決醫療事故索賠，也不會因為骨關節炎、疝氣或靜脈曲張不是緻命疾病就對它們施行醫療配給。
良好的醫療體系不必因為所謂的“季節壓力”就将所有擇期手術中斷一個月，就好像冬季的來臨很意外似的。
而我一個服務了幾十年、眼下仍在忙碌的醫生，從NHS那裡得到的待遇是等一年才能做手術，這一年裡我必須一直插着一根導尿管，拖着一隻裝滿尿液的塑料袋。
難怪在防止可避免的死亡方面，英國在18個西方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
然而，沒人有膽量廢除或是改革這件失色的珠寶——他們怕自己會從此在政壇上消失。
你想必認為那一連串天天上演的恐怖故事和醜聞（有的甚至出自我們最好的醫院）會在政界敲響警鐘。
但事實并非如此。
工黨等着保守黨提出歐洲大陸或是澳洲的資金模式，好攻擊保守黨走私有化路線，出于同樣的原因，托利黨也刻意回避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改革，隻一遍遍地唱着同一套陳詞濫調。
我們投入十億百億的英鎊改造NHS，但誰也說不清這些錢用在了哪裡，又做成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們，我們這些工作在這套體制内的人，始終覺得幻滅的原因。
尼爾·莫特，這位在我做手術時替我關照薩拉分娩的優秀心外科醫生，從布朗普頓醫院提前退休，去美國加州的一家大型制藥公司做了醫學總監。
我後來在一家咖啡館裡和他不期而遇，他說：“我對NHS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 悲哀的是，我們這些堅守在前沿陣地的人是真心想讓NHS做到最好的。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對私人執業沒有一點興趣。
我之所以開展原創性研究、撰寫科學論文并出版了多本教材，都是為了能在世界舞台上為NHS壯大聲勢。
我們吸引了許多外科醫生來牛津參觀，他們都想看看我們是怎麼用這麼少的資源産出這麼多成果的。
但體制并不領情。
就在我68歲那年，醫務主任威脅要把我“打發走”，原因是我為“續期考核”所寫的個人發展計劃夠不上“達标”。
反思反思吧，全國醫學總會。
皇家外科醫師學院那麼熱衷于“情緒健康”，但又有什麼可供我來提振自己的情緒健康？ 在私營部門的短暫服務使我思考在一個醫療體系中我最診視的是什麼。
我首要關心的問題，不管是在英國還是非洲，都是病人獲得治療的機會。
NHS的治療号稱全免費，但是不要忘了，我們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已經在繳稅時付過醫藥費了。
我們英國人在生病時有四種選擇。
第一種是，在預約全科醫生後平均等候兩周。
其次，打111求助電話聽赤腳醫生念問卷，并在一番掙紮後放棄希望，而問卷歸納下來不過是“你什麼時候需要救護車——馬上，四小時後，還是永遠不來”。
又或者，你也可以去藥房，為你生病的寶寶向他們咨詢重要建議。
最後，你還可以到醫院的急診部去加入蹒跚的傷者組成的漫長隊列，但結果不外乎是被醫院無視，認為你是在浪費他們的時間，再把你打發回全科醫生那邊去排預約。
這四種選擇我都替家人試過。
在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的過程中，我發現唯一有用的辦法還是去醫院排隊。
我們的基礎醫療體系已經卸下了所有在下班後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醫院的急診服務顯然不能應付公衆的日常需求，現狀如此也就不足為奇了。
就我個人來說，要是我太過擔憂，不敢涉足這個爛攤子，我還可以打電話給朋友求助；但英國的普通民衆可沒有這份奢侈。
他們要是給診斷出了癌症，就必須在治療前忍受一段明文規定的、可怕的等候時間，決定這段時間的不是醫生，而是政客。
我在美國培訓時，任何需要接受心髒手術或是癌症手術的人，隻要買了保險，都可以在本周内做上手術。
但是當我來到牛津時，卻發現許多可憐人要為手術等候一年以上，有些人甚至沒等到就死了。
我們管這叫“成本控制”。
這正好可以引出及時介入的話題：隻要檢查足以讓每個人都知道需要做些什麼，就可以讓病人接受規定的治療。
比如一名患者有心絞痛，運動試驗呈陽性，那麼任誰都知道他有冠狀動脈疾病，但他還是要先等上好幾個月才能去門診看心内科醫生，再經過又一段漫長的拖延才能去做冠狀動脈造影以确定合适的療法，此後他還要耽擱一陣，好見到一位心外科醫生來會診，而對方隻會跟他說手術等候名單長得沒有盡頭。
在整個過程中，病人隻能承受持續的症狀、永恒的焦慮和過早死亡的風險。
英國公衆怎麼受得了這個？這和醫療事故沒有兩樣。
在我做外科醫生的最後幾年裡，許多病人都曾數次經曆就要被醫院收治卻又被取消掉的情況，甚至有人在手術當天被取消了手術，原因常常是病房裡沒有床位。
類似的，還有手術後的病人因為普通病房缺床位而無法離開ICU——這就是糟糕管理造成的惡性循環。
我的一些病人甚至被從ICU直接打發回了家。
許多老年人或重病人是不能打發回家的，因為家裡沒有人照顧他們。
德國有1500家康複專科醫院，其中一些有數百張病床，所以這種事情不可能在他們那裡發生。
NHS之下沒有一家這樣的康複醫院。
我們的病人隻能在醫院的急症病床上忍受煎熬，并産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手術後的病人，以及從中風、頭部傷或心髒病發作中恢複過來的病人，在卧床十天後會損失高達10%的腿部肌肉，這本身就相當于衰老了十年。
為此，我正努力在牛津建設一家“先進的”康複醫院，希望能在逼仄的急症病床上最大限度地增加病人的運動量。
作為病人，我們都需要對那些派來治療我們的人抱有信心。
可現在醫院醜聞一再發生，政府推波助瀾，媒體津津樂道，我們要如何保持信心？布裡斯托、斯塔福、戈斯波特，說到這個我就想起這些醫院的名字；但應該對醜聞負責的是官僚，而不是一線的工作人員。
若挖掘這些醜聞的根源，會發現錯的是體制，不是個人。
當我自己接受手術時，我希望關照我的醫生有技術，有經驗，人也誠實；我還喜歡運氣好的外科醫生，因為他們能避開意料不到的情況。
我雖然也重視隐私和保密，但如果要接受的是比較重大的手術，我并不想住在一個外人看不見的單人病房裡。
即便有連續不斷的遠程監控，也得有人在一旁看着才行——這個通常都沒有。
護士們太忙，根本沒時間坐下來看監護器，所以擡頭就能看見醫護和其他病人，才令人安心。
那麼共情和體恤會在哪個環節起作用？對我來說，這兩樣沒有也沒關系。
我真正需要的是安全感。
大家也都知道，我們那些生意人一般的NHS員工根本沒工夫和你交流感情。
還有的前列腺癌手術是用機器人做的。
而那些機器人是無法表達同情或體恤的，沒想到吧！雖然它們可以在程序的驅使下，一邊翻來覆去地重複“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我能感受到你的疼痛”，一邊把裡面的壞東西挖出來。
不過也有一些時候和場合，善良可以給人以幫助。
說回剛才的《英國醫學期刊》，上面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同情式醫療的作用》，作者是一位丹麥教授，她的嬰兒患有一種先天性遺傳病，後來不治身亡。
下面就是她的一段感想： 病人和家屬都會試圖去理解進而應對無法解釋的現象，無論是孩子死去，被診斷出某種疾病，還是其他許多使我們和醫療系統産生交集的情況。
共情式醫療可以幫到他們。
作者寫道，她自己遇見過一些“關懷備至的醫生”，但也有“一些醫生舉止匆忙、心不在焉，對病人（我兒子）和我都似視而不見。
” 但我要說，這樣的區别是虛假的。
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是，她見到的所有醫生都很關懷病人，但他們給她留下什麼印象，取決于他們當時的工作量如何。
NHS的全科醫生要在8分鐘以内招呼、診斷并治療一個病人，還要填寫病曆。
如果病人有精神健康問題，這點時間怎麼夠？一個全科醫生，一天也許要看50個病人。
面對這樣繁重的工作，他們的全副注意都要放在怎麼不出差錯上。
病房的情況也是如此，還有急診部和手術室——在那些高壓鍋一般的工作環境中，每個科室都缺少人手——隻有管理層不缺。
或許NHS應該指派一些富于“共情和體恤心”的管理者，因為被時間所迫的臨床工作者不得不保持客觀冷靜，不可能去深入體會病人的希望和恐懼——也許在那些過去的好時光裡會如此，但那都過去了。
我對NHS的省錢手段最感遺憾的是，對臨床效率和“産出”的追求會從方方面面損害醫患關系，這一點必須承認。
每天都要面對亡魂，這需要一種很特殊的心态；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心理學調查發現，外科、小兒癌症及精神科的醫生，精神病态傾向高得出奇。
我的手下很少治死兒童，真的治死了我也隻得徑直走開、不再回顧。
我不能總是設身處地為孩子的父母着想，不然第二天就沒法上班了——所謂倦怠就是這麼回事。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約翰·吉本和約翰·柯克林的區别，前者是心肺機的發明者，而後者在病人身上成功運用了這件可怕的機器。
當吉本失去幾個兒童之後，他放棄了。
柯克林沒有放棄，布羅克勳爵也沒有。
能追随這些先驅者的腳步，我備感榮幸。
悲哀的是，從今往後不會再有人享有這項自由了。
最後，請容許我引用喬治·奧威爾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書： 自傳隻有披露了不體面的事情才是可信的。
一個隻說自己好話的人多半是在撒謊，因為隻要從内裡去看，任何一場人生都隻是一連串的失敗。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