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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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腿上綁着尿袋熬上一年，而一年後還不一定能等到手術，我也不想讓病情進展到晚期腎衰竭。
于是我決定周六早上去私立醫院把事情一舉解決。
把身份從外科醫生切換到病人真是需要刻意地努力。
多虧了現代麻醉術和外科技巧創造的奇迹，僅僅一台日間手術就把我那隻縮成了爪子的手切開并複原了。
這次前列腺手術我要在醫院裡“住幾天”，其間我必須保持被動，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正當我痛苦地思索由誰來做麻醉醫師時，薩拉卻為一些瑣事犯起了愁，比如“你沒有睡袍和拖鞋”。
我唯一的一套睡衣是一位好心的病人送的，她自己開有一家女士内衣公司——那是一套亮藍色的真絲睡衣，不怎麼适合住院穿。
薩拉因此去了一趟瑪莎百貨。
而我做的唯一準備就是沒喝酒，讓肝髒休息了兩晚。
他們把我安排在了一天中第一台手術的時段，要我破曉時分就到醫院。
想到要将那話兒展現在一起工作過的護士眼前，我滿心竊喜，早上五點半就起床沖了淋浴。
我拿起兩本前一天投遞到信箱的醫學期刊翻了翻，然後讓薩拉開車送我進了城。
這台手術已經拖了幾年，當我終于站到前台排隊、等着遞上信用卡時，我感到既驚惶又放松。
接着我就來到了那片熟悉的病房區。
當年我們在這幢樓裡為NHS排隊名單前列的病人開刀時，他們就住這片病房，因為ICU區就在旁邊。
從辦公室門上主任醫師的名字來看，它現在應該是改成婦科病房了。
我也很熟悉我要進的這間病房。
在我在這家醫院為其做過手術的病人中，隻有一位使用過NHS提供的心室輔助設備，而她在離開ICU的次日晚上就死在了這間房裡。
這位年輕女士死于腦動脈瘤導緻的大面積出血。
本來她還在慶祝自己的氣急症狀得到緩解，終于又能平躺下來，丈夫和孩子們來探望她，也都很是高興。
巧是真巧，十年之後，她的外科醫生竟被分配到了同一個陰魂不散的房間。
從博茨瓦納來的格雷絲護士進來為我稱重，并測量生命體征。
但血壓計一上來就不工作了。
我幹脆告訴她我平常的血壓是多少，順便建議她多報一點，因為我在手術前應該會有些許焦慮。
但這次我卻一點不緊張——還趕不上我在理發之前的擔心。
接着，格雷絲和我溜達到護士站，旁邊的走廊上有一台體重秤。
秤好像也壞了，可憐的格雷絲又急又窘。
我跟她說沒關系，反正沒人會看我的體重。
說完，我坐到那個出過人命的房間的一角，開始翻閱《英國醫學期刊》。
我每次都會從後面的招聘欄看起。
對我來說，那些非洲和中東的心外科醫生招聘啟事依然很誘人，在那裡我可以再次為孩子們開展手術。
其實，要我去任何地方都行，隻要那裡重視的是技術和經驗，而不是捏造一些個評估表格或是祭起“反思”二字。
喲，奇不奇怪，裡面有一篇文章概述了英國醫學總會關于“反思”的新指南，我的我的目光立刻被它吸引了。
指南的開頭就是一條陳述：“醫生能進行開放誠實的反思，對公衆利益大有好處。
”真的假的？不過到這裡還算說得不錯，我在這本書裡做的不就是“反思”嗎？指南接着說：“醫生應該辟出時間，開展自我反思和群體反思。
”就像群交那樣？我在心裡壞笑。
這時我不由想起了我在手術上浪費的大好時光，要是當初都用來反思，那該多麼有益啊！也許在切除我的前列腺之前，克蘭斯頓教授和我應該先共度一段反思的歡愉時光。
我們可以反思一下NHS無法開展的所有手術，就比如我自己的這一台，因為外科醫生們都被官僚作風給壓垮了。
是什麼讓全國醫學總會認為，今天的醫生們已經愚鈍到了需要讓别人來指導怎麼思考？這個問題才值得反思。
在這個國家，幾乎每一個心外科室都曾因高壓的工作環境、短缺的人手和簡陋的設備而發生過公共醜聞。
我的一些病人在術後死亡，因為我們缺乏穩定默契的手術團隊和護理團隊——這就是所謂的“搶救失敗”式死亡。
倘若當時能投入更大的努力和更專業的技能，病人原本是可以救活的。
能在牛津負擔得起住房的人很少，因此我們雇了海量的臨時工，花了許多錢。
全國醫學總會宣稱：“醫護團隊若有機會共同反思，就能為病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我卻要說：“你他媽倒是先給我團隊，到時候我們再來反思。
”到時候，要反思的就不會是：“是你們這群王八蛋害死了我的病人。
” 就在這時，一個英語極不流利的羅馬尼亞醫生來給我采血了。
“我要抽一點血。
”他隻說了這麼一句。
但他手法娴熟，一針就紮準了靜脈。
他還知道在拔出針頭之前松開皮條，好讓我不至于流血。
接着他打印了知情同意書要我簽字，我很樂意地簽了。
英語不好的他沒有陰沉沉地向我背誦可能出現的并發症，那東西多數神志正常的病人聽了都會吓得退避三舍。
當這位高效的年輕人轉身走開時，我說了一句：“請轉告克蘭斯頓教授，我不想輸血。
”似乎是想試探命運，我又加了一句：“如果在手術中發生緻命中風，我很樂意捐獻器官。
”哪怕到最後一刻，我也要做一個利他主義者。
但他沒有聽到，我的姿态白擺了。
後來法律用“默認”同意取代了自願捐獻，這麼一來，我就又另作他想了：這麼做好像是又回到了盜墓掘屍的時代。
就在我穿着白色手術衣閱讀雜志時，麻醉醫師奧利弗·戴爾（OliverDyar）走了進來。
我認識奧利弗少說也有20年了，他曾是重症監護主任醫師中的一個，照看過我的病人。
他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說道：“斯蒂夫，你可以選擇脊髓局麻，這樣能保持清醒。
但是老實說，我們不想聽你在邊上搗亂。
局麻也不會讓你更快離開這裡。
所以我還是會給你全麻，也會開點止痛片讓你在術後吃。
我們過幾分鐘見。
” 這次簡短的會面，完全符合我對這個必須同時保證我昏睡和活着的人的期待。
我對那些假惺惺的體恤、共情或其他無聊的情緒毫無胃口，那些玩意兒對我的手術結果毫無幫助。
我有點害怕會在手術過程中醒來，但我知道這話說出來就是對他的冒犯。
幾分鐘後，我穿着瑪莎百貨的拖鞋和睡袍慢悠悠地走進手術室。
我跳上推車，凝視天花闆，随着一根尖針刺進手背，我陷入了昏睡。
麻醉開始，意識結束。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我被右臂上的一條血壓袖帶勒醒了。
我仿佛置身于一處陌生的場所，周圍的霧氣正漸漸散去。
這地方是恢複室，我曾經在外面的手術室走廊上朝裡面看過，過了一陣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遠處有人在交談，接着身邊有人發問，好像是在問我。
“感覺怎麼樣？” 發問的是我的康複護士，穿着一身紫色的護士服。
出于條件反射，我在毯子底下伸手去抓從膀胱裡伸出的那根硬管。
這個動作扯到了輸液管，我左手背上的針頭脫落了，一陣刺痛。
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注意力也從護士的腿上轉開了。
有液體正從一隻巨大的塑料容器流進我的膀胱，沖刷一番之後流入引流袋——進去時是透明的，出來時是鮮亮的粉色。
我覺得自己應該沒出多少血，不然出來的顔色會更深。
輸液架上沒有輸光的血袋，我猜想手術應該很順利。
一股深深的狂喜從心底升起，彌漫我的全身。
在忍受了十年痛苦之後，我終于鼓起勇氣解決了問題。
現在看來，這過程并沒有我想象的那樣不快。
到下午2點，我已經和家人通過話，告訴他們我還活着，然後又回了那個幽靈徘徊的房間。
我已經開始無聊了，于是又翻起了那些雜志。
我在《英國醫學期刊》的“總覽”闆塊看到了另一篇文章，标題是《經過近十年等待，病人申請供體心髒》，好像是第二次申請了。
看标題就知道，一定是在說NHS。
看文章的内容，這麼長的時間裡，這名男子一直在心髒移植名單上上排隊，一直在家裡等着。
現在思考一下：事實證明，隻有那些已經住院并使用強力藥物或循環輔助裝置的人，才在心髒移植後獲得了生存益處，所以這個标題應該改成《一男子慶祝未接受心髒移植卻依然存活十年》。
我們還是别操心事實或證據了。
作者的目的隻是訴諸感情，呼籲器官捐獻；但針對這個問題，還有更為理性恰當的主張，那就是推廣心室輔助設備。
隻要從架子上取一件下來，縫到衰竭的心髒上，再打開控制器就完事了。
然後症狀消失，生命延長，也不用求助于死人。
我把這本雜志扔到一邊，又翻開了《皇家外科醫師學院公報》。
什麼玩意兒！裡面有一篇論文，題目叫《外科醫生的性格與手術結果》，探讨的是心外科醫生的人格類型和手術死亡率之間的關系。
其要點是，心外科醫生不同于一般大衆，性格會更為外向，但其中的内向者造成的死亡率要低于外向者。
在我看來這不是明擺着的麼？外向者不會糾結于給哪個病人做手術，或是故意挑揀容易的病人以維護自己的手術結果和聲譽。
況且，内向和高盡責性，是造成壓力和倦怠的公認原因。
文章的各位作者表示，他們向英國的全部261名心外科主任醫師發放了一張題為“最簡且最全面的正常成人人格模型”的問卷，并将問卷結果和心胸外科醫師學會收集的所謂“風險調整後死亡率”做了比對。
他們考察了五種人格特質：盡責性和開放性，這兩樣我希望所有醫生都具備；宜人性和外傾性，這兩樣外科醫生一般都有；最後是神經質性，這是内向者天生就有的特質。
隻有96名調查對象勤勤懇懇填寫了問卷，其中僅53人能查到患者死亡數據。
也就是說，文章作者分析的全部信息都來自全體對象中“自我挑選”的那盡責的1/5，然後他們就從中得出結論說，人格開放性分數最高的對象害死的病人更多。
基于此類奇怪的發現，他們進而推論說，在選拔外科醫生時應該多招收内向者。
然而我們都知道，心外科手術最初就是由外向者開創的，而内向者和神經質的人太容易緊張，在這行做不下去。
這時的業界氛圍已經使我痛不欲生。
在我放棄手術之後的兩年裡，據說已經有40%剛剛取得資格的心外科醫師被停了職——原因很容易想見。
《公報》的下一篇文章是《外科手術與情緒健康》，内容也沒怎麼讓我恢複信心。
它報道了皇家外科醫師學院舉辦的一系列座談會，主題是“壓力、倦怠和欺淩”，進而是“焦慮、懷疑和悲傷”，然後是“體恤和同情”。
參加這些濫情活動的肯定都是内向者，他們的外向同事則待在手術室裡推高死屍數字。
在一場旨在“提建議促改變”的“分組讨論”中，與會代表強調“醫院
于是我決定周六早上去私立醫院把事情一舉解決。
把身份從外科醫生切換到病人真是需要刻意地努力。
多虧了現代麻醉術和外科技巧創造的奇迹，僅僅一台日間手術就把我那隻縮成了爪子的手切開并複原了。
這次前列腺手術我要在醫院裡“住幾天”，其間我必須保持被動，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正當我痛苦地思索由誰來做麻醉醫師時，薩拉卻為一些瑣事犯起了愁，比如“你沒有睡袍和拖鞋”。
我唯一的一套睡衣是一位好心的病人送的，她自己開有一家女士内衣公司——那是一套亮藍色的真絲睡衣，不怎麼适合住院穿。
薩拉因此去了一趟瑪莎百貨。
而我做的唯一準備就是沒喝酒，讓肝髒休息了兩晚。
他們把我安排在了一天中第一台手術的時段，要我破曉時分就到醫院。
想到要将那話兒展現在一起工作過的護士眼前，我滿心竊喜，早上五點半就起床沖了淋浴。
我拿起兩本前一天投遞到信箱的醫學期刊翻了翻，然後讓薩拉開車送我進了城。
這台手術已經拖了幾年，當我終于站到前台排隊、等着遞上信用卡時，我感到既驚惶又放松。
接着我就來到了那片熟悉的病房區。
當年我們在這幢樓裡為NHS排隊名單前列的病人開刀時，他們就住這片病房，因為ICU區就在旁邊。
從辦公室門上主任醫師的名字來看，它現在應該是改成婦科病房了。
我也很熟悉我要進的這間病房。
在我在這家醫院為其做過手術的病人中，隻有一位使用過NHS提供的心室輔助設備，而她在離開ICU的次日晚上就死在了這間房裡。
這位年輕女士死于腦動脈瘤導緻的大面積出血。
本來她還在慶祝自己的氣急症狀得到緩解，終于又能平躺下來，丈夫和孩子們來探望她，也都很是高興。
巧是真巧，十年之後，她的外科醫生竟被分配到了同一個陰魂不散的房間。
從博茨瓦納來的格雷絲護士進來為我稱重，并測量生命體征。
但血壓計一上來就不工作了。
我幹脆告訴她我平常的血壓是多少，順便建議她多報一點，因為我在手術前應該會有些許焦慮。
但這次我卻一點不緊張——還趕不上我在理發之前的擔心。
接着，格雷絲和我溜達到護士站，旁邊的走廊上有一台體重秤。
秤好像也壞了，可憐的格雷絲又急又窘。
我跟她說沒關系，反正沒人會看我的體重。
說完，我坐到那個出過人命的房間的一角，開始翻閱《英國醫學期刊》。
我每次都會從後面的招聘欄看起。
對我來說，那些非洲和中東的心外科醫生招聘啟事依然很誘人，在那裡我可以再次為孩子們開展手術。
其實，要我去任何地方都行，隻要那裡重視的是技術和經驗，而不是捏造一些個評估表格或是祭起“反思”二字。
喲，奇不奇怪，裡面有一篇文章概述了英國醫學總會關于“反思”的新指南，我的我的目光立刻被它吸引了。
指南的開頭就是一條陳述：“醫生能進行開放誠實的反思，對公衆利益大有好處。
”真的假的？不過到這裡還算說得不錯，我在這本書裡做的不就是“反思”嗎？指南接着說：“醫生應該辟出時間，開展自我反思和群體反思。
”就像群交那樣？我在心裡壞笑。
這時我不由想起了我在手術上浪費的大好時光，要是當初都用來反思，那該多麼有益啊！也許在切除我的前列腺之前，克蘭斯頓教授和我應該先共度一段反思的歡愉時光。
我們可以反思一下NHS無法開展的所有手術，就比如我自己的這一台，因為外科醫生們都被官僚作風給壓垮了。
是什麼讓全國醫學總會認為，今天的醫生們已經愚鈍到了需要讓别人來指導怎麼思考？這個問題才值得反思。
在這個國家，幾乎每一個心外科室都曾因高壓的工作環境、短缺的人手和簡陋的設備而發生過公共醜聞。
我的一些病人在術後死亡，因為我們缺乏穩定默契的手術團隊和護理團隊——這就是所謂的“搶救失敗”式死亡。
倘若當時能投入更大的努力和更專業的技能，病人原本是可以救活的。
能在牛津負擔得起住房的人很少，因此我們雇了海量的臨時工，花了許多錢。
全國醫學總會宣稱：“醫護團隊若有機會共同反思，就能為病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我卻要說：“你他媽倒是先給我團隊，到時候我們再來反思。
”到時候，要反思的就不會是：“是你們這群王八蛋害死了我的病人。
” 就在這時，一個英語極不流利的羅馬尼亞醫生來給我采血了。
“我要抽一點血。
”他隻說了這麼一句。
但他手法娴熟，一針就紮準了靜脈。
他還知道在拔出針頭之前松開皮條，好讓我不至于流血。
接着他打印了知情同意書要我簽字，我很樂意地簽了。
英語不好的他沒有陰沉沉地向我背誦可能出現的并發症，那東西多數神志正常的病人聽了都會吓得退避三舍。
當這位高效的年輕人轉身走開時，我說了一句：“請轉告克蘭斯頓教授，我不想輸血。
”似乎是想試探命運，我又加了一句：“如果在手術中發生緻命中風，我很樂意捐獻器官。
”哪怕到最後一刻，我也要做一個利他主義者。
但他沒有聽到，我的姿态白擺了。
後來法律用“默認”同意取代了自願捐獻，這麼一來，我就又另作他想了：這麼做好像是又回到了盜墓掘屍的時代。
就在我穿着白色手術衣閱讀雜志時，麻醉醫師奧利弗·戴爾（OliverDyar）走了進來。
我認識奧利弗少說也有20年了，他曾是重症監護主任醫師中的一個，照看過我的病人。
他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說道：“斯蒂夫，你可以選擇脊髓局麻，這樣能保持清醒。
但是老實說，我們不想聽你在邊上搗亂。
局麻也不會讓你更快離開這裡。
所以我還是會給你全麻，也會開點止痛片讓你在術後吃。
我們過幾分鐘見。
” 這次簡短的會面，完全符合我對這個必須同時保證我昏睡和活着的人的期待。
我對那些假惺惺的體恤、共情或其他無聊的情緒毫無胃口，那些玩意兒對我的手術結果毫無幫助。
我有點害怕會在手術過程中醒來，但我知道這話說出來就是對他的冒犯。
幾分鐘後，我穿着瑪莎百貨的拖鞋和睡袍慢悠悠地走進手術室。
我跳上推車，凝視天花闆，随着一根尖針刺進手背，我陷入了昏睡。
麻醉開始，意識結束。
大概一個小時之後，我被右臂上的一條血壓袖帶勒醒了。
我仿佛置身于一處陌生的場所，周圍的霧氣正漸漸散去。
這地方是恢複室，我曾經在外面的手術室走廊上朝裡面看過，過了一陣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遠處有人在交談，接着身邊有人發問，好像是在問我。
“感覺怎麼樣？” 發問的是我的康複護士，穿着一身紫色的護士服。
出于條件反射，我在毯子底下伸手去抓從膀胱裡伸出的那根硬管。
這個動作扯到了輸液管，我左手背上的針頭脫落了，一陣刺痛。
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注意力也從護士的腿上轉開了。
有液體正從一隻巨大的塑料容器流進我的膀胱，沖刷一番之後流入引流袋——進去時是透明的，出來時是鮮亮的粉色。
我覺得自己應該沒出多少血，不然出來的顔色會更深。
輸液架上沒有輸光的血袋，我猜想手術應該很順利。
一股深深的狂喜從心底升起，彌漫我的全身。
在忍受了十年痛苦之後，我終于鼓起勇氣解決了問題。
現在看來，這過程并沒有我想象的那樣不快。
到下午2點，我已經和家人通過話，告訴他們我還活着，然後又回了那個幽靈徘徊的房間。
我已經開始無聊了，于是又翻起了那些雜志。
我在《英國醫學期刊》的“總覽”闆塊看到了另一篇文章，标題是《經過近十年等待，病人申請供體心髒》，好像是第二次申請了。
看标題就知道，一定是在說NHS。
看文章的内容，這麼長的時間裡，這名男子一直在心髒移植名單上上排隊，一直在家裡等着。
現在思考一下：事實證明，隻有那些已經住院并使用強力藥物或循環輔助裝置的人，才在心髒移植後獲得了生存益處，所以這個标題應該改成《一男子慶祝未接受心髒移植卻依然存活十年》。
我們還是别操心事實或證據了。
作者的目的隻是訴諸感情，呼籲器官捐獻；但針對這個問題，還有更為理性恰當的主張，那就是推廣心室輔助設備。
隻要從架子上取一件下來，縫到衰竭的心髒上，再打開控制器就完事了。
然後症狀消失，生命延長，也不用求助于死人。
我把這本雜志扔到一邊，又翻開了《皇家外科醫師學院公報》。
什麼玩意兒！裡面有一篇論文，題目叫《外科醫生的性格與手術結果》，探讨的是心外科醫生的人格類型和手術死亡率之間的關系。
其要點是，心外科醫生不同于一般大衆，性格會更為外向，但其中的内向者造成的死亡率要低于外向者。
在我看來這不是明擺着的麼？外向者不會糾結于給哪個病人做手術，或是故意挑揀容易的病人以維護自己的手術結果和聲譽。
況且，内向和高盡責性，是造成壓力和倦怠的公認原因。
文章的各位作者表示，他們向英國的全部261名心外科主任醫師發放了一張題為“最簡且最全面的正常成人人格模型”的問卷，并将問卷結果和心胸外科醫師學會收集的所謂“風險調整後死亡率”做了比對。
他們考察了五種人格特質：盡責性和開放性，這兩樣我希望所有醫生都具備；宜人性和外傾性，這兩樣外科醫生一般都有；最後是神經質性，這是内向者天生就有的特質。
隻有96名調查對象勤勤懇懇填寫了問卷，其中僅53人能查到患者死亡數據。
也就是說，文章作者分析的全部信息都來自全體對象中“自我挑選”的那盡責的1/5，然後他們就從中得出結論說，人格開放性分數最高的對象害死的病人更多。
基于此類奇怪的發現，他們進而推論說，在選拔外科醫生時應該多招收内向者。
然而我們都知道，心外科手術最初就是由外向者開創的，而内向者和神經質的人太容易緊張，在這行做不下去。
這時的業界氛圍已經使我痛不欲生。
在我放棄手術之後的兩年裡，據說已經有40%剛剛取得資格的心外科醫師被停了職——原因很容易想見。
《公報》的下一篇文章是《外科手術與情緒健康》，内容也沒怎麼讓我恢複信心。
它報道了皇家外科醫師學院舉辦的一系列座談會，主題是“壓力、倦怠和欺淩”，進而是“焦慮、懷疑和悲傷”，然後是“體恤和同情”。
參加這些濫情活動的肯定都是内向者，他們的外向同事則待在手術室裡推高死屍數字。
在一場旨在“提建議促改變”的“分組讨論”中，與會代表強調“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