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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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檢查前列腺和膀胱。
“我現在就過去的話，你能幫我插個隊嗎？” 牛津的泌尿科設在丘吉爾醫院，開車穿過一小段城區就到。
我穿着藍色手術服走到外面的停車場，隻用了十分鐘就把車停到了丘吉爾醫院大門外的禁停區。
五分鐘後，我已經躺到了檢查台上，兩腿高舉，露着屁股，一根又粗又黑的管子插在我的尿道裡。
不舒服，但是極度安心。
裡面沒有腫瘤出血的迹象，隻是前列腺内表面的靜脈擴張然後破裂了，現在血液已經凝結。
排除癌症後，管子從陰莖中抽出來那一瞬間成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
不到十分鐘，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手術室，下一個病人還在麻醉室裡醒着呢。
大家都以為我隻是回了一趟辦公室。
懂得恐懼是什麼滋味後，我發現那是一種悲慘而壓抑的體驗，是我完全排斥的東西。
要是每台複雜手術都激起這種令人不适的反應，我早就抛棄這門專業，改行去做骨骼或腸胃手術了。
當然，更好的出路是去接受律師培訓，放下鋒利的器械，改用尖銳的語言。
我很好奇究竟是什麼在我給教授朋友開刀時引發了那列情緒過山車。
也許這不過是對可能失去一位病人的理性反應——一種我之前從沒有過的反應？在面對這種情形時，那些大腦線路不像我這麼奇怪又走運的外科醫生，是否經常感到痛苦？又或者是我對朋友的關心引發了這種反應？我對自己的親密家人始終懷有共情，但是要一個外科醫生對每個病人都懷有這種感情，那就太他媽的瘋狂了，完全不利于治療。
很顯然，我們越是共情豐富，就越是變得很慘。
薩拉在工作中最能體會這種感受，她把這叫作“同情疲勞”。
這種疲勞是導緻倦怠的快車道，我就認識幾個有倦怠問題的外科醫生。
他們變得冷漠麻木、毫無個性、筋疲力盡、退縮孤僻，被自己的工作環境消磨了個幹淨。
我一直對這一切有着抵抗力，但是今天我看清了它是如何發生的。
當每個人都指望我能治愈病人時，我卻差點毀了他的腦子。
但是我真正恐慌的是什麼呢？是他可能死在手術台上，還是我的聲譽可能會因此受損？ 我沒指望這位教授當天晚上就能恢複意識，但他居然做到了。
我當時還在辦公室，值夜班的主治醫師沖進來告訴了我這個消息。
我聽了心情大好，趕忙去ICU歡迎他重返陽間。
蘇醒并不等于智力完好，但畢竟開了一個好頭。
可能是手術期間短暫的幾次腦部再灌注輸送了足夠的氧氣，保證了他的安全，或者是這點氧氣剛好保住了他腦幹的活力？不管怎麼說，他仍有可能變成植物人。
這些是我在去病房路上的想法，但當我來到他的床邊時，他已經脫離了呼吸機，抽出了氣管插管，正在和妻子交談。
夫婦倆用毫不掩飾的興奮迎接我的到來，雖然我知道自己配不上這個。
“感謝，感謝，太感謝了。
你太了不起了！”他們對我說道。
但我冷酷的眼神卻盯住了那條血壓描記線。
蘇醒帶來的突然刺激釋放了大量的腎上腺素，所以他的血壓現在升到了脆弱的主動脈無法承受的高度。
我仿佛看到那些縫線像鋼絲切乳酪似的切開了血管，然後他全身的血液都湧向胸膛，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有時我真希望自己是個皮膚科醫生。
我把目光從監護器轉向胸腔引流管，同時禮貌地詢問護士對病人緻命的高血壓有何對策。
我本該招呼他那位充滿感恩之情的妻子，謊稱手術非常順利，領下功勞。
但是看見180/110毫米汞柱的血壓，想到失血過多的可能，我卻走到了大發雷霆的邊緣，甚至都要心髒病發作了。
但如果我這時對那些沒照顧好他的人發火，他們就會向醫務主任舉報我職場欺淩。
于是我再次喚起了正念，“深呼吸，平靜下來。
感受你的身體，體會雙腳踩在地上的感覺”，然後斥問那個麻醉主治醫師是不是想殺了我的病人。
我沒有向那個莫名其妙的派遣護士叫罵，她始終不知道我在生哪門子氣。
我離開後，教授的血壓自行降了下去。
這就是所謂的“白大褂綜合征”，雖然我從來不穿白大褂：病人看見醫生走近，血壓就會随之升高。
我自己每次去看全科醫生時，血壓也總是特别高，但在操刀手術時血壓都很正常。
疏通心髒的時候，我總是愉快且放松，至少到那時依然如此。
*** 在我68歲這年，右手的攣縮削減了我的外科生涯。
病因是40年來護士們反複将金屬器械拍進我的手掌，到最後我再也抓不住器械了。
我知道整形手術後休養幾個月是可以重返崗位的，但說心裡話，我已經對這一切都厭倦了。
在牛津，我無法再給先天性心髒病患者做手術，也無法開展人工心髒和幹細胞的研究。
我完全有能力繼續為病人減輕痛苦、延長壽命，而上面卻極力阻止我這麼做。
我一邊懷疑他們這樣是否道德，一邊下定了改弦更張的決心。
比起每周在手術室裡站上兩天，多花點時間在我那些研究項目上更能造福病人。
但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學工作又得大量趕路，而我那些煩人的尿道症狀也越來越嚴重了。
外科醫生沒有一個希望自己接受手術。
我們太知道手術中會出什麼差錯，即便是很簡單的手術也并非絕對安全。
我在泌尿科規培的時候就知道，前列腺切除術會導緻兩種主要的并發症：一是切除障礙物後可能會有尿失禁，二是負責調節某些血流的神經一旦受損會造成不舉——那些血流通向的正是我長久以來一直珍視的那個能夠膨脹的部位。
40多年後的今天，規培期間那段發人深省的記憶仍在我的心頭萦繞。
不過反過來說，我當年在嘗試為病人解除尿潴留的痛苦時，弄壞的前列腺也不在少數吧？對有些人，除了令人痛苦的傳統導尿管之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在恥骨上方紮一根管子，穿過腹壁直入膀胱。
病人們對此并不排斥，因為這能使他們從痛苦中獲得甜蜜的解脫，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自己的情況也極不穩定，去任何地方都要帶着導尿管和麻醉凝膠。
這些年我一直在服一種名字很好聽的藥，叫“最大流量片”（Flowmax）[實際是Flomax（商品名），通用名為“坦索羅辛/坦洛新”（Tamsulosin）。
]。
它讓我在努力将身體向廁所牆壁前傾時，能稍微多滴一點尿液出來。
每年我都會驗血檢測前列腺特異性抗原，以排除癌症。
這個指标始終處于“低風險”範圍，于是我後來就不再去看克蘭斯頓醫生了。
但到了2017年，我的兩個要好的心内科醫師朋友卻在沒有泌尿症狀的情況下被診斷出了前列腺癌。
他們甚至都還能暢通無阻地排尿。
那個抗原檢測一直被外界狠批不靠譜，我該怎麼做才好呢？ 在2018年的炎熱夏季，我乘飛機去希臘回訪幾個病人，我給他們做過冠脈搭橋，并且在手術中和我當年的幾名規培醫生一起給他們注射了幹細胞。
這時我已經是一名公司醫生，而非著名的心外科大夫了，出差隻能坐經濟艙。
我提前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狀況，在登上那架早班飛機之前就特意排空了水分。
但緊急情況還是出現了，剛好一部飲料推車又堵死了通往機艙後方廁所的過道。
我别無選擇，隻好掉頭去前面人數不多的商務艙尋求解脫。
我悄悄穿過了那道将我們普通平民和少數特權人士隔開的藍色簾子，這一步輕而易舉。
但正當目标近在眼前時，我卻撞上了一個蠻橫的機艙服務主管，她正在備餐間給自己弄早餐吃。
盡管我是頻繁飛行了20多年的“金卡”乘客，她仍然嚴肅而堅定地阻住了我的去路。
“經濟艙乘客不許在這裡上廁所，先生。
”她說，“你的衛生間在機艙後方。
” 面對嚴厲的斥責，我像一個淘氣學童似的漏了尿，緊急情況解除了。
你可以想象社交媒體會怎麼說：“心外科醫生在飛機上驚慌尿褲子。
”恭喜他們了！後來我終于到了過道後方開始排隊，決心以後再也不坐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了。
接着這份決心又升級為不坐任何航班，直到我這倒黴的前列腺被掏出來為止。
對于此事我已不再糾結。
嚴重的膀胱出口梗阻，再加上脫水，會導緻我們稱為“梗阻性尿路病”的危險情況，直接威脅到腎髒。
于是在一次令人不适的回程飛行之後，我當晚就打給了大衛·克蘭斯頓。
第二天，我來到他的診所又疏通了一次管道，然後讓他給我的前列腺和膀胱做了一次超聲掃描。
結果顯示我的膀胱始終沒有排空。
無論我怎麼耗費時間努力排尿，也隻能把膀胱裡的内容排出1/3——它就像一隻接雨水的桶，時不時要漫水出來。
再加上疼痛，我認為自己還得了尿路感染。
大衛等我自己決定是否要做手術。
在這段時間裡，我研究了其他幾種比較溫和的方案。
其中一個新辦法是經由一根腿部動脈去阻斷前列腺的供血，使前列腺部分死亡并萎縮。
另一個辦法是注入高壓蒸汽，将堵塞的組織蒸掉，我仿佛看見自己的陰莖像工廠汽笛似的發出尖嘯，我可不喜歡那樣。
最後我們得出結論，用大白話說就是：到了這把年紀，就别瞎胡鬧了。
大衛建議開展“金标準”術式：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今天它已經比我做規培醫生時練手的那種安全多了。
當時的做法是通過一根堅硬金屬器械的狹窄通道觀察尿道，然後用一根“熱鐵絲”燒掉目标組織塊。
治療後殘留的前列腺會大量出血，導緻膀胱内充滿血塊。
很顯然，這種療法的早期形式也不讨我喜歡。
但現在的技術不同了。
我的前列腺内部結構會放大顯示在一塊電視屏上，切除過程可以精準控制，醫生能看清出血的血管并對其進行燒灼封閉，并發症的風險也很低——不舉和失禁各1%，他們這麼跟我說。
要想獲得最大的享受，我還可以隻接受脊椎局麻，并親自在電視上觀看手術過程。
但說出大天來我也不想這麼幹，更不想讓針頭捅進我的脊髓。
我妻子和女兒先後在局麻下接受過剖宮産手術，和她們相比，我完全是個懦夫。
現在該說說具體操作了。
當務之急是采取措施減輕我的腎髒受到的反壓。
我天真地以為手術會在這家國民保健服務醫院的泌尿科做，我和往常一樣，想要明天就做手術。
但接下來的消息讓我認清了現實：丘吉爾醫院能為我做的不過是放一根留置尿管來緩解尿道梗阻，然後把我放到等候名單的末尾。
我為NHS服務了40多年，得到的就是這種待遇？那份名單上已經排了120個良性前列腺肥大病人，有許多已經放了留置尿管。
但他們一時半會兒都做不到手術。
為什麼？因為外科醫生都在馬不停蹄地照顧癌症病人，要在政府規定的時間内為他們治療。
可惜，我可不想就這樣在陰莖裡插着
“我現在就過去的話，你能幫我插個隊嗎？” 牛津的泌尿科設在丘吉爾醫院，開車穿過一小段城區就到。
我穿着藍色手術服走到外面的停車場，隻用了十分鐘就把車停到了丘吉爾醫院大門外的禁停區。
五分鐘後，我已經躺到了檢查台上，兩腿高舉，露着屁股，一根又粗又黑的管子插在我的尿道裡。
不舒服，但是極度安心。
裡面沒有腫瘤出血的迹象，隻是前列腺内表面的靜脈擴張然後破裂了，現在血液已經凝結。
排除癌症後，管子從陰莖中抽出來那一瞬間成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
不到十分鐘，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手術室，下一個病人還在麻醉室裡醒着呢。
大家都以為我隻是回了一趟辦公室。
懂得恐懼是什麼滋味後，我發現那是一種悲慘而壓抑的體驗，是我完全排斥的東西。
要是每台複雜手術都激起這種令人不适的反應，我早就抛棄這門專業，改行去做骨骼或腸胃手術了。
當然，更好的出路是去接受律師培訓，放下鋒利的器械，改用尖銳的語言。
我很好奇究竟是什麼在我給教授朋友開刀時引發了那列情緒過山車。
也許這不過是對可能失去一位病人的理性反應——一種我之前從沒有過的反應？在面對這種情形時，那些大腦線路不像我這麼奇怪又走運的外科醫生，是否經常感到痛苦？又或者是我對朋友的關心引發了這種反應？我對自己的親密家人始終懷有共情，但是要一個外科醫生對每個病人都懷有這種感情，那就太他媽的瘋狂了，完全不利于治療。
很顯然，我們越是共情豐富，就越是變得很慘。
薩拉在工作中最能體會這種感受，她把這叫作“同情疲勞”。
這種疲勞是導緻倦怠的快車道，我就認識幾個有倦怠問題的外科醫生。
他們變得冷漠麻木、毫無個性、筋疲力盡、退縮孤僻，被自己的工作環境消磨了個幹淨。
我一直對這一切有着抵抗力，但是今天我看清了它是如何發生的。
當每個人都指望我能治愈病人時，我卻差點毀了他的腦子。
但是我真正恐慌的是什麼呢？是他可能死在手術台上，還是我的聲譽可能會因此受損？ 我沒指望這位教授當天晚上就能恢複意識，但他居然做到了。
我當時還在辦公室，值夜班的主治醫師沖進來告訴了我這個消息。
我聽了心情大好，趕忙去ICU歡迎他重返陽間。
蘇醒并不等于智力完好，但畢竟開了一個好頭。
可能是手術期間短暫的幾次腦部再灌注輸送了足夠的氧氣，保證了他的安全，或者是這點氧氣剛好保住了他腦幹的活力？不管怎麼說，他仍有可能變成植物人。
這些是我在去病房路上的想法，但當我來到他的床邊時，他已經脫離了呼吸機，抽出了氣管插管，正在和妻子交談。
夫婦倆用毫不掩飾的興奮迎接我的到來，雖然我知道自己配不上這個。
“感謝，感謝，太感謝了。
你太了不起了！”他們對我說道。
但我冷酷的眼神卻盯住了那條血壓描記線。
蘇醒帶來的突然刺激釋放了大量的腎上腺素，所以他的血壓現在升到了脆弱的主動脈無法承受的高度。
我仿佛看到那些縫線像鋼絲切乳酪似的切開了血管，然後他全身的血液都湧向胸膛，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有時我真希望自己是個皮膚科醫生。
我把目光從監護器轉向胸腔引流管，同時禮貌地詢問護士對病人緻命的高血壓有何對策。
我本該招呼他那位充滿感恩之情的妻子，謊稱手術非常順利，領下功勞。
但是看見180/110毫米汞柱的血壓，想到失血過多的可能，我卻走到了大發雷霆的邊緣，甚至都要心髒病發作了。
但如果我這時對那些沒照顧好他的人發火，他們就會向醫務主任舉報我職場欺淩。
于是我再次喚起了正念，“深呼吸，平靜下來。
感受你的身體，體會雙腳踩在地上的感覺”，然後斥問那個麻醉主治醫師是不是想殺了我的病人。
我沒有向那個莫名其妙的派遣護士叫罵，她始終不知道我在生哪門子氣。
我離開後，教授的血壓自行降了下去。
這就是所謂的“白大褂綜合征”，雖然我從來不穿白大褂：病人看見醫生走近，血壓就會随之升高。
我自己每次去看全科醫生時，血壓也總是特别高，但在操刀手術時血壓都很正常。
疏通心髒的時候，我總是愉快且放松，至少到那時依然如此。
*** 在我68歲這年，右手的攣縮削減了我的外科生涯。
病因是40年來護士們反複将金屬器械拍進我的手掌，到最後我再也抓不住器械了。
我知道整形手術後休養幾個月是可以重返崗位的，但說心裡話，我已經對這一切都厭倦了。
在牛津，我無法再給先天性心髒病患者做手術，也無法開展人工心髒和幹細胞的研究。
我完全有能力繼續為病人減輕痛苦、延長壽命，而上面卻極力阻止我這麼做。
我一邊懷疑他們這樣是否道德，一邊下定了改弦更張的決心。
比起每周在手術室裡站上兩天，多花點時間在我那些研究項目上更能造福病人。
但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學工作又得大量趕路，而我那些煩人的尿道症狀也越來越嚴重了。
外科醫生沒有一個希望自己接受手術。
我們太知道手術中會出什麼差錯，即便是很簡單的手術也并非絕對安全。
我在泌尿科規培的時候就知道，前列腺切除術會導緻兩種主要的并發症：一是切除障礙物後可能會有尿失禁，二是負責調節某些血流的神經一旦受損會造成不舉——那些血流通向的正是我長久以來一直珍視的那個能夠膨脹的部位。
40多年後的今天，規培期間那段發人深省的記憶仍在我的心頭萦繞。
不過反過來說，我當年在嘗試為病人解除尿潴留的痛苦時，弄壞的前列腺也不在少數吧？對有些人，除了令人痛苦的傳統導尿管之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在恥骨上方紮一根管子，穿過腹壁直入膀胱。
病人們對此并不排斥，因為這能使他們從痛苦中獲得甜蜜的解脫，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自己的情況也極不穩定，去任何地方都要帶着導尿管和麻醉凝膠。
這些年我一直在服一種名字很好聽的藥，叫“最大流量片”（Flowmax）[實際是Flomax（商品名），通用名為“坦索羅辛/坦洛新”（Tamsulosin）。
]。
它讓我在努力将身體向廁所牆壁前傾時，能稍微多滴一點尿液出來。
每年我都會驗血檢測前列腺特異性抗原，以排除癌症。
這個指标始終處于“低風險”範圍，于是我後來就不再去看克蘭斯頓醫生了。
但到了2017年，我的兩個要好的心内科醫師朋友卻在沒有泌尿症狀的情況下被診斷出了前列腺癌。
他們甚至都還能暢通無阻地排尿。
那個抗原檢測一直被外界狠批不靠譜，我該怎麼做才好呢？ 在2018年的炎熱夏季，我乘飛機去希臘回訪幾個病人，我給他們做過冠脈搭橋，并且在手術中和我當年的幾名規培醫生一起給他們注射了幹細胞。
這時我已經是一名公司醫生，而非著名的心外科大夫了，出差隻能坐經濟艙。
我提前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狀況，在登上那架早班飛機之前就特意排空了水分。
但緊急情況還是出現了，剛好一部飲料推車又堵死了通往機艙後方廁所的過道。
我别無選擇，隻好掉頭去前面人數不多的商務艙尋求解脫。
我悄悄穿過了那道将我們普通平民和少數特權人士隔開的藍色簾子，這一步輕而易舉。
但正當目标近在眼前時，我卻撞上了一個蠻橫的機艙服務主管，她正在備餐間給自己弄早餐吃。
盡管我是頻繁飛行了20多年的“金卡”乘客，她仍然嚴肅而堅定地阻住了我的去路。
“經濟艙乘客不許在這裡上廁所，先生。
”她說，“你的衛生間在機艙後方。
” 面對嚴厲的斥責，我像一個淘氣學童似的漏了尿，緊急情況解除了。
你可以想象社交媒體會怎麼說：“心外科醫生在飛機上驚慌尿褲子。
”恭喜他們了！後來我終于到了過道後方開始排隊，決心以後再也不坐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了。
接着這份決心又升級為不坐任何航班，直到我這倒黴的前列腺被掏出來為止。
對于此事我已不再糾結。
嚴重的膀胱出口梗阻，再加上脫水，會導緻我們稱為“梗阻性尿路病”的危險情況，直接威脅到腎髒。
于是在一次令人不适的回程飛行之後，我當晚就打給了大衛·克蘭斯頓。
第二天，我來到他的診所又疏通了一次管道，然後讓他給我的前列腺和膀胱做了一次超聲掃描。
結果顯示我的膀胱始終沒有排空。
無論我怎麼耗費時間努力排尿，也隻能把膀胱裡的内容排出1/3——它就像一隻接雨水的桶，時不時要漫水出來。
再加上疼痛，我認為自己還得了尿路感染。
大衛等我自己決定是否要做手術。
在這段時間裡，我研究了其他幾種比較溫和的方案。
其中一個新辦法是經由一根腿部動脈去阻斷前列腺的供血，使前列腺部分死亡并萎縮。
另一個辦法是注入高壓蒸汽，将堵塞的組織蒸掉，我仿佛看見自己的陰莖像工廠汽笛似的發出尖嘯，我可不喜歡那樣。
最後我們得出結論，用大白話說就是：到了這把年紀，就别瞎胡鬧了。
大衛建議開展“金标準”術式：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今天它已經比我做規培醫生時練手的那種安全多了。
當時的做法是通過一根堅硬金屬器械的狹窄通道觀察尿道，然後用一根“熱鐵絲”燒掉目标組織塊。
治療後殘留的前列腺會大量出血，導緻膀胱内充滿血塊。
很顯然，這種療法的早期形式也不讨我喜歡。
但現在的技術不同了。
我的前列腺内部結構會放大顯示在一塊電視屏上，切除過程可以精準控制，醫生能看清出血的血管并對其進行燒灼封閉，并發症的風險也很低——不舉和失禁各1%，他們這麼跟我說。
要想獲得最大的享受，我還可以隻接受脊椎局麻，并親自在電視上觀看手術過程。
但說出大天來我也不想這麼幹，更不想讓針頭捅進我的脊髓。
我妻子和女兒先後在局麻下接受過剖宮産手術，和她們相比，我完全是個懦夫。
現在該說說具體操作了。
當務之急是采取措施減輕我的腎髒受到的反壓。
我天真地以為手術會在這家國民保健服務醫院的泌尿科做，我和往常一樣，想要明天就做手術。
但接下來的消息讓我認清了現實：丘吉爾醫院能為我做的不過是放一根留置尿管來緩解尿道梗阻，然後把我放到等候名單的末尾。
我為NHS服務了40多年，得到的就是這種待遇？那份名單上已經排了120個良性前列腺肥大病人，有許多已經放了留置尿管。
但他們一時半會兒都做不到手術。
為什麼？因為外科醫生都在馬不停蹄地照顧癌症病人，要在政府規定的時間内為他們治療。
可惜，我可不想就這樣在陰莖裡插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