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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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康沃爾郡橄榄球場上的那場災難或許塑造了我的命運，但它也使我常常産生突如其來的閃回。
這些自發的視覺景象似乎會随機侵入我的思緒，無須我有意識地從記憶中召喚它們。
過了一陣子我才意識到，這些幻覺都有其觸發契機。
比如，某種消毒劑的氣味會将我帶回哈萊姆的創傷急診科，在那裡我曾被一個吸毒者刺傷；或是會将我帶回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那間鄉村醫院，我曾在那裡加入赤腳醫生的行列，拯救因痢疾而垂危的兒童。
一陣烤吐司的焦味，也會喚起骨鋸鋸開胸骨暴露右心室的可怕景象。
在閃回當中，我甚至無法分清幻象和現實，因此始終将這些閃回藏在心裡；一旦過去，它們就不怎麼困擾我了，就像是我偏頭痛發作之前看到的那些初期閃光。
我在美國受訓的那段時間正值越戰尾聲。
我在阿拉巴馬遇到了幾個退伍軍人，他們反複經曆死亡和破壞景象的閃回，這造成了他們焦慮、失眠，最後導向了抑郁或是犯罪。
我們在強奸受害者和大屠殺幸存者身上也能見到這樣的問題。
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将其命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綜合征”。
随後，成熟的腦部成像技術表明，那些造成巨大創傷的事件會幹擾大腦儲存記憶的正常機制。
而我自己的“菲尼亞斯·蓋奇現象”無疑也和這些神經通路有牽連。
大腦的儲藏庫是海馬，專門用來存放那些可以有意識回憶起來的日常記憶。
而豌豆大小的杏仁核，會挑選那些産生恐懼的情緒記憶。
有人認為，大腦演化出杏仁核，是為了通過對危險進行編碼來促進生存。
如此，個體就能在再次遇到某種顯著威脅時将其快速識别出來。
在理想狀态下，這兩個中心會通力合作，将所有經曆和體驗編碼為長期記憶，但腎上腺素驅動的“或戰或逃”反應會過度激活杏仁核并抑制海馬。
于是創造連貫記憶的工作不再優先，而讓位給對危險的反射式響應。
一旦有危險處境喚起創傷性事件，杏仁核就會不受控制地将那段記憶丢進有意識的大腦。
這就是為什麼閃回會自動激活交感神經系統，令人不僅感到恐懼，還會心率加快、出汗、呼吸粗重。
由于在最初的創傷事件中，海馬沒有獲得恰當的輸入，相關記憶的情境元素就沒有儲存下來，這意味着沒有反饋能使杏仁核相信危險已不存在。
就是這麼簡單的神經心理學——我說得對吧？ 頭部創傷如何破壞了我産生恐懼的能力，如何令我産生閃回的傾向，又如何以全然正面的方式使我擁有了敢于與衆不同的勇氣，這一切都不難理解。
我從來不為偏離規程或是嘗試新鮮事物感到擔憂，也不會被風險攪得心神不甯。
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反正躺在手術台上的又不是我。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當年我要不是那麼放縱不羁，當然也會避開一些特别艱難的病例。
我的個人生活也是如此。
我以前總是愚蠢地超速駕駛，偶爾還為挽救垂危之人做出過魯莽之舉。
這種魯莽有時會被視為勇氣，其實根本不是，我隻是不像别人那樣能感受到危險而已。
但是這些年來，我的精神漸漸恢複了正常，不管這“正常”是什麼意思。
在憂懼和常識的幹預之下，我的職業生涯變得越來越不自在了——這不僅是一種心理感受，生理上也是如此。
近些年，我這一生的睾酮湧動，讓我患上了前列腺肥大，并體會到了一些苦惱的泌尿症狀：尿急，尿不暢，尿滴瀝，不能站完一整台手術，每晚都起夜數次。
我甚至對尿潴留産生了恐懼感：我在劍橋泌尿科做過主治醫師，曾用冷酷的手段來幫别人解決這個問題，後果就是現在我每次出國旅行時都會往随身行李箱裡塞一根導尿管。
就在進行一台艱難的手術時，衰老的心智遇上了崩潰的身軀，令我感到一陣焦慮和絕望，我唯一能做的隻剩下盡量不要尿褲子。
當時我正試圖切除一隻巨大的主動脈弓動脈瘤，手術牽涉通向大腦的主要血管，别的外科醫生都唯恐避之不及。
更糟的是，那個病人還是牛津大學裡的一位知名教授，我跟他很熟。
無論我喜歡與否，這層私人關系都帶來了一份特殊的責任。
在這台手術中，我同樣需要停循環，排空病人的血液，争分奪秒地更換主動脈弓。
不僅如此，他的大腦皮層也經不起一點可能受損的風險…… 40分鐘是停循環的最長安全時間，在18攝氏度時，大腦的代謝和耗氧量可低至正常體溫時的20%。
若是血流中斷的時間再長一點，患者就會面臨腦損傷的風險，每多一分鐘，情況都會更糟。
做這類手術時，我通常不帶一絲遲疑，因為我就是專門對付大型動脈瘤的管道工，向來把手術看作一項不帶感情的技術性活動，就像是掀開汽車前蓋修理引擎那樣。
隻要在合理的時間内熟練地完成手術，病人就能存活并康複。
如果時間太久或操作壞了，那麼天上的那間療養院就會敞開大門。
我在主動脈上開了一道大口子，盯着兩根病變嚴重的頸動脈，它們向上直通進教授那傑出的頭顱，像兩根被水垢堵塞的水管。
主動脈弓上布滿了粥樣斑塊，一碰就會碎，還滲出膿汁般的液體脂肪。
我要做的是在這東西上縫一段嶄新的聚酯人工血管，再在人工血管上重新植入那兩根糟糕的頸動脈。
在這當口，哪怕是一丁點碎渣脫落下來進入大腦，都會造成緻命的中風。
就在我開始縫合這幾根病怏怏的動脈時，它們開始碎了。
我記得自己當時心想：“見鬼，這次還能及時搞完嗎？能，我能搞定，不過依然有可能搞不定。
媽的。
也沒準趕上今天倒黴，它就是要當着整個牛津的面碎成渣渣。
”當然，怕什麼就來什麼。
我縫好了三條縫線，兩條位于主動脈的近端和遠端，還有一條位于頸動脈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
接着我吩咐灌注師用心肺機泵入幾百毫升血液，擠走人工血管内的空氣，我自己則在一邊哼哼着“空氣進腦，性命不保”。
在低壓下，這次修補看似無懈可擊，但當我們恢複完全血流時，位于胸腔後部的遠端吻合口裂開了，血液噴出，再被嘬進吸引器。
“這下嘬癟了吧？”我心想。
這時，仿佛是我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排幹了。
一道道汗水順着脊背流下，我渾身發冷，好像整個腎上腺都給清空了似的。
更換整條主動脈弓已經耗費了35分鐘的停循環時間，接下來真的棘手了。
我别無選擇，隻能停止泵血，重新排空血液，縫好迸開的縫線。
事到如今，讓他的大腦活下來就很難了。
這次我用了一根較大的針，紮得更深，并用一條厚厚的特氟龍氈來加固那些抗張強度僅相當于一塊藍紋奶酪的組織。
這套過程又耗費了我聚精會神的15分鐘。
我還對幾個膽戰心驚的助手發了幾次火——他們隻是想幫忙，卻也隻有“想”的分。
停循環的時間已經超出了患者的承受範圍，所以我們草草結束了接下來的排氣，迅速将病人連回體外循環，希望他能盡快複溫。
又過了兩分鐘，針腳始終是幹的，他的腦感激地吸入了一些氧氣，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下來。
突然之間，血如泉湧，就在頸動脈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
我試着在他還連接心肺機時又縫了幾針加固，但針尖再次劃破了組織，情況雪上加霜。
此時隻需“鎮定自若先生”打出一記湊合的本壘打就好，但我卻陷入了絕望。
手術台上方的陰霾不斷擴大：“著名牛津科學家被自信過頭的外科醫生搞成植物人或說是治死”，我已經能想到媒體的訃告欄會怎麼寫了。
我想起了薩拉教導急診護士在情緒激動時該怎麼做的話：“慢慢地深深地吸幾口氣。
”深呼吸能夠刺激副交感神經系統，緩解壓力，這和腎上腺素驅動的驚恐反應正相反，也是正念的基礎。
薩拉會說：“感受你的身體。
抛開同理心帶給你的震蕩。
體會雙腳踩在地面的感覺，動動你的腳趾。
這能使你不再對病人感同身受，回歸自己的立場。
”好有智慧的女人。
我成功地進入了那條精神通道，将一切雜念逼出内心，隻留下快速縫合的實際動作。
我就好像在縫合一段廁紙芯，或是褲子上的一個破洞。
麻醉醫師已然躁動不安，灌注師大聲數着時間，兩個助手都吓得渾身癱軟。
但我們還是通力合作，成功地縫合了血管，完成了手術。
此時，病人的整套神經系統已經在沒有血流的情況下度過了65分鐘。
我已經做好了手術效果極差的心理準備：除了腦缺氧外，空氣栓塞或粥樣斑塊脫落造成中風的風險也很大。
我要怎麼向他可憐的妻子交代？這場談話還是先拖一拖吧，等下一場手術做完再說。
今天一天我已經受到太多情緒傳染了。
接着我做了給病人脫離心肺機以後必須做的事：退後一步，扔掉血腥的手套，向主治醫師點了點頭，示意他關胸。
然後我假意去喝咖啡，實際上一頭沖進外科醫生更衣室，去排解我疼痛脹滿的膀胱。
接下來的事真叫可怕：我滴出了亮酒紅色的尿液，然後幹脆直接尿血。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糟糕！我得癌了！”也許是血壓應壓力而飙升，導緻一隻前列腺腫瘤或膀胱腫瘤出血了。
想到接下來還有一例主動脈瓣置換術要做，我那反複無常的情緒沉到了谷底——直白地說就是我慌了。
雖說A型人格[美國心内科醫生弗裡德曼（MeyerFriedman）和羅森曼（RoyH.Rosenman）于20世紀50年代發明的術語。
A型人格的人主要有過度競争、缺乏耐心、更有雄心、做事有條理等特質（相反即B型人格），患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更高。
]遇到任何憂心的問題都會設法迅速解決，但良性前列腺肥大的乏味症狀是一回事，流血的癌瘤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的焦慮一下子升了好幾檔。
我需要在下一台手術之前驅散憂慮，如果做得到的話。
大多數人遇到這種情況都得等一個禮拜才能見到全科醫生，然後再等幾個月才能約到泌尿科醫生。
而我直接撥了我的親密同事大衛·克蘭斯頓（DavidCranston）的手機。
我和他一起做過幾台手術，那些病人的腎髒腫瘤沿着靜脈擴散到了心髒内部。
手術中我先給病人連接心肺機，然後像今天早晨一樣排空他們的血液。
大衛從下腔靜脈上剝離并切除癌細胞，我再用管子或者補片把它們修好。
在大血管上做手術，先清空血液會更簡單些。
對我來說，隻要我的陰莖不往下滴血，下一台手術也會輕松許多。
然而隻憑一個狂亂的電話，我又有多大的幾率找到大衛呢？ 鈴響三聲，他接了手機。
“你現在在幹什麼，大衛？” “在門診做膀胱鏡檢查。
” “太好了！”我說。
我也是真這麼想的，因為膀胱鏡檢查就是用光纖觀察
這些自發的視覺景象似乎會随機侵入我的思緒，無須我有意識地從記憶中召喚它們。
過了一陣子我才意識到，這些幻覺都有其觸發契機。
比如，某種消毒劑的氣味會将我帶回哈萊姆的創傷急診科，在那裡我曾被一個吸毒者刺傷；或是會将我帶回上世紀70年代中國的那間鄉村醫院，我曾在那裡加入赤腳醫生的行列，拯救因痢疾而垂危的兒童。
一陣烤吐司的焦味，也會喚起骨鋸鋸開胸骨暴露右心室的可怕景象。
在閃回當中，我甚至無法分清幻象和現實，因此始終将這些閃回藏在心裡；一旦過去，它們就不怎麼困擾我了，就像是我偏頭痛發作之前看到的那些初期閃光。
我在美國受訓的那段時間正值越戰尾聲。
我在阿拉巴馬遇到了幾個退伍軍人，他們反複經曆死亡和破壞景象的閃回，這造成了他們焦慮、失眠，最後導向了抑郁或是犯罪。
我們在強奸受害者和大屠殺幸存者身上也能見到這樣的問題。
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将其命名為“創傷後應激障礙綜合征”。
随後，成熟的腦部成像技術表明，那些造成巨大創傷的事件會幹擾大腦儲存記憶的正常機制。
而我自己的“菲尼亞斯·蓋奇現象”無疑也和這些神經通路有牽連。
大腦的儲藏庫是海馬，專門用來存放那些可以有意識回憶起來的日常記憶。
而豌豆大小的杏仁核，會挑選那些産生恐懼的情緒記憶。
有人認為，大腦演化出杏仁核，是為了通過對危險進行編碼來促進生存。
如此，個體就能在再次遇到某種顯著威脅時将其快速識别出來。
在理想狀态下，這兩個中心會通力合作，将所有經曆和體驗編碼為長期記憶，但腎上腺素驅動的“或戰或逃”反應會過度激活杏仁核并抑制海馬。
于是創造連貫記憶的工作不再優先，而讓位給對危險的反射式響應。
一旦有危險處境喚起創傷性事件，杏仁核就會不受控制地将那段記憶丢進有意識的大腦。
這就是為什麼閃回會自動激活交感神經系統，令人不僅感到恐懼，還會心率加快、出汗、呼吸粗重。
由于在最初的創傷事件中，海馬沒有獲得恰當的輸入，相關記憶的情境元素就沒有儲存下來，這意味着沒有反饋能使杏仁核相信危險已不存在。
就是這麼簡單的神經心理學——我說得對吧？ 頭部創傷如何破壞了我産生恐懼的能力，如何令我産生閃回的傾向，又如何以全然正面的方式使我擁有了敢于與衆不同的勇氣，這一切都不難理解。
我從來不為偏離規程或是嘗試新鮮事物感到擔憂，也不會被風險攪得心神不甯。
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反正躺在手術台上的又不是我。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當年我要不是那麼放縱不羁，當然也會避開一些特别艱難的病例。
我的個人生活也是如此。
我以前總是愚蠢地超速駕駛，偶爾還為挽救垂危之人做出過魯莽之舉。
這種魯莽有時會被視為勇氣，其實根本不是，我隻是不像别人那樣能感受到危險而已。
但是這些年來，我的精神漸漸恢複了正常，不管這“正常”是什麼意思。
在憂懼和常識的幹預之下，我的職業生涯變得越來越不自在了——這不僅是一種心理感受，生理上也是如此。
近些年，我這一生的睾酮湧動，讓我患上了前列腺肥大，并體會到了一些苦惱的泌尿症狀：尿急，尿不暢，尿滴瀝，不能站完一整台手術，每晚都起夜數次。
我甚至對尿潴留産生了恐懼感：我在劍橋泌尿科做過主治醫師，曾用冷酷的手段來幫别人解決這個問題，後果就是現在我每次出國旅行時都會往随身行李箱裡塞一根導尿管。
就在進行一台艱難的手術時，衰老的心智遇上了崩潰的身軀，令我感到一陣焦慮和絕望，我唯一能做的隻剩下盡量不要尿褲子。
當時我正試圖切除一隻巨大的主動脈弓動脈瘤，手術牽涉通向大腦的主要血管，别的外科醫生都唯恐避之不及。
更糟的是，那個病人還是牛津大學裡的一位知名教授，我跟他很熟。
無論我喜歡與否，這層私人關系都帶來了一份特殊的責任。
在這台手術中，我同樣需要停循環，排空病人的血液，争分奪秒地更換主動脈弓。
不僅如此，他的大腦皮層也經不起一點可能受損的風險…… 40分鐘是停循環的最長安全時間，在18攝氏度時，大腦的代謝和耗氧量可低至正常體溫時的20%。
若是血流中斷的時間再長一點，患者就會面臨腦損傷的風險，每多一分鐘，情況都會更糟。
做這類手術時，我通常不帶一絲遲疑，因為我就是專門對付大型動脈瘤的管道工，向來把手術看作一項不帶感情的技術性活動，就像是掀開汽車前蓋修理引擎那樣。
隻要在合理的時間内熟練地完成手術，病人就能存活并康複。
如果時間太久或操作壞了，那麼天上的那間療養院就會敞開大門。
我在主動脈上開了一道大口子，盯着兩根病變嚴重的頸動脈，它們向上直通進教授那傑出的頭顱，像兩根被水垢堵塞的水管。
主動脈弓上布滿了粥樣斑塊，一碰就會碎，還滲出膿汁般的液體脂肪。
我要做的是在這東西上縫一段嶄新的聚酯人工血管，再在人工血管上重新植入那兩根糟糕的頸動脈。
在這當口，哪怕是一丁點碎渣脫落下來進入大腦，都會造成緻命的中風。
就在我開始縫合這幾根病怏怏的動脈時，它們開始碎了。
我記得自己當時心想：“見鬼，這次還能及時搞完嗎？能，我能搞定，不過依然有可能搞不定。
媽的。
也沒準趕上今天倒黴，它就是要當着整個牛津的面碎成渣渣。
”當然，怕什麼就來什麼。
我縫好了三條縫線，兩條位于主動脈的近端和遠端，還有一條位于頸動脈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
接着我吩咐灌注師用心肺機泵入幾百毫升血液，擠走人工血管内的空氣，我自己則在一邊哼哼着“空氣進腦，性命不保”。
在低壓下，這次修補看似無懈可擊，但當我們恢複完全血流時，位于胸腔後部的遠端吻合口裂開了，血液噴出，再被嘬進吸引器。
“這下嘬癟了吧？”我心想。
這時，仿佛是我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排幹了。
一道道汗水順着脊背流下，我渾身發冷，好像整個腎上腺都給清空了似的。
更換整條主動脈弓已經耗費了35分鐘的停循環時間，接下來真的棘手了。
我别無選擇，隻能停止泵血，重新排空血液，縫好迸開的縫線。
事到如今，讓他的大腦活下來就很難了。
這次我用了一根較大的針，紮得更深，并用一條厚厚的特氟龍氈來加固那些抗張強度僅相當于一塊藍紋奶酪的組織。
這套過程又耗費了我聚精會神的15分鐘。
我還對幾個膽戰心驚的助手發了幾次火——他們隻是想幫忙，卻也隻有“想”的分。
停循環的時間已經超出了患者的承受範圍，所以我們草草結束了接下來的排氣，迅速将病人連回體外循環，希望他能盡快複溫。
又過了兩分鐘，針腳始終是幹的，他的腦感激地吸入了一些氧氣，我的心情也放松了下來。
突然之間，血如泉湧，就在頸動脈植入人工血管的地方。
我試着在他還連接心肺機時又縫了幾針加固，但針尖再次劃破了組織，情況雪上加霜。
此時隻需“鎮定自若先生”打出一記湊合的本壘打就好，但我卻陷入了絕望。
手術台上方的陰霾不斷擴大：“著名牛津科學家被自信過頭的外科醫生搞成植物人或說是治死”，我已經能想到媒體的訃告欄會怎麼寫了。
我想起了薩拉教導急診護士在情緒激動時該怎麼做的話：“慢慢地深深地吸幾口氣。
”深呼吸能夠刺激副交感神經系統，緩解壓力，這和腎上腺素驅動的驚恐反應正相反，也是正念的基礎。
薩拉會說：“感受你的身體。
抛開同理心帶給你的震蕩。
體會雙腳踩在地面的感覺，動動你的腳趾。
這能使你不再對病人感同身受，回歸自己的立場。
”好有智慧的女人。
我成功地進入了那條精神通道，将一切雜念逼出内心，隻留下快速縫合的實際動作。
我就好像在縫合一段廁紙芯，或是褲子上的一個破洞。
麻醉醫師已然躁動不安，灌注師大聲數着時間，兩個助手都吓得渾身癱軟。
但我們還是通力合作，成功地縫合了血管，完成了手術。
此時，病人的整套神經系統已經在沒有血流的情況下度過了65分鐘。
我已經做好了手術效果極差的心理準備：除了腦缺氧外，空氣栓塞或粥樣斑塊脫落造成中風的風險也很大。
我要怎麼向他可憐的妻子交代？這場談話還是先拖一拖吧，等下一場手術做完再說。
今天一天我已經受到太多情緒傳染了。
接着我做了給病人脫離心肺機以後必須做的事：退後一步，扔掉血腥的手套，向主治醫師點了點頭，示意他關胸。
然後我假意去喝咖啡，實際上一頭沖進外科醫生更衣室，去排解我疼痛脹滿的膀胱。
接下來的事真叫可怕：我滴出了亮酒紅色的尿液，然後幹脆直接尿血。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糟糕！我得癌了！”也許是血壓應壓力而飙升，導緻一隻前列腺腫瘤或膀胱腫瘤出血了。
想到接下來還有一例主動脈瓣置換術要做，我那反複無常的情緒沉到了谷底——直白地說就是我慌了。
雖說A型人格[美國心内科醫生弗裡德曼（MeyerFriedman）和羅森曼（RoyH.Rosenman）于20世紀50年代發明的術語。
A型人格的人主要有過度競争、缺乏耐心、更有雄心、做事有條理等特質（相反即B型人格），患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更高。
]遇到任何憂心的問題都會設法迅速解決，但良性前列腺肥大的乏味症狀是一回事，流血的癌瘤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的焦慮一下子升了好幾檔。
我需要在下一台手術之前驅散憂慮，如果做得到的話。
大多數人遇到這種情況都得等一個禮拜才能見到全科醫生，然後再等幾個月才能約到泌尿科醫生。
而我直接撥了我的親密同事大衛·克蘭斯頓（DavidCranston）的手機。
我和他一起做過幾台手術，那些病人的腎髒腫瘤沿着靜脈擴散到了心髒内部。
手術中我先給病人連接心肺機，然後像今天早晨一樣排空他們的血液。
大衛從下腔靜脈上剝離并切除癌細胞，我再用管子或者補片把它們修好。
在大血管上做手術，先清空血液會更簡單些。
對我來說，隻要我的陰莖不往下滴血，下一台手術也會輕松許多。
然而隻憑一個狂亂的電話，我又有多大的幾率找到大衛呢？ 鈴響三聲，他接了手機。
“你現在在幹什麼，大衛？” “在門診做膀胱鏡檢查。
” “太好了！”我說。
我也是真這麼想的，因為膀胱鏡檢查就是用光纖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