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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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也曾奮力争取将直升機急救引入英國。
但是直升機隻适用于患者垂危、需要快速遠程送院的情況。
它們能發揮多大的功效還得看是誰指揮它們。
再拿這出空中戲劇，和我們常常加班提供醫療服務的平凡現實比一比。
公允地說，以前的國民保健服務對我的父母是不錯的。
我有一個心内科醫生朋友為我父親看過病，他迅速而果斷地往父親堵塞的冠狀動脈裡放進了一個支架，幫他躲過了一次緻命的心髒病發作。
我親愛的母親得過三次彼此不相關的癌症，我的同行們都為她做了非常成功的手術。
他們都下決心給她最好的治療，我也因此受益。
但這一切都發生在我還在NHS系統中工作、還能對家人的治療施加點影響的時候。
*** 2016年3月，一個周六的早晨。
我母親的兩個護工叫醒了她，然後把她從床上扶到了一把椅子上。
其中一位護工還未從冬季流感中徹底恢複，但因為人手緊缺，她隻能堅持上班。
我母親已經92歲，因為癡呆和嚴重的帕金森病，她過去五年都隻能在這個房間裡生活，不過她一直滿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而父親，二戰期間在重型轟炸機上工作，那以後就失去了聽力，現在又因為黃斑變性而幾近失明。
但94歲的他依然常伴母親身邊，老兩口幸福地在家裡相守。
我或是妻子薩拉每天晚上都去喂他們吃飯，具體誰去要看我什麼時間能從醫院抽身。
那天早晨我在ICU查房時，薩拉打通了我的手機。
我母親不舒服，肺部有聲響，還發燒了，父親覺得應該告訴我們。
我意識到，她的時候到了，于是開車接上薩拉，趕到二老家裡去了解情況。
母親癱坐在躺椅上，人明顯很焦躁，呼吸粗重。
她的脈搏達到每分鐘120下，嘴唇也泛出了青灰色，這種色調我太熟悉了。
雖然她手心都是濕濕的冷汗，額頭卻燙得很，從父親的表情中，我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一切。
我們都想讓她舒服一些，不要受苦。
我知道怎麼做到這個。
當年我外公因心力衰竭而垂死時，他那位好心的全科醫生來家裡給他做了處理，我在邊上都看到了。
是嗎啡幫他上路的。
20世紀70年代我剛做醫生那會兒，也為許多絕望掙紮的病人做過同樣的事。
這也是富于同情的醫生應該做的：用臨終關懷為病人保留起碼的體面。
我決定打給母親的老年病醫生辛格大夫（DrSingh），他問我們想不想送母親去醫院。
我解釋說我認為她就快走了，我們不想讓她在這個時候被陌生人塞進救護車，拖去擠滿人的急診部走廊裡。
我們想讓她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帶着應有的尊嚴安詳地離開。
我甚至不想把她抱回床上。
辛格大夫明智地建議我不要親自出手幹預。
出于顯而易見的法律原因，我們應該叫一個全科醫生來，就像親愛的母親在60年前為她的父親所做的那樣。
于是我在一個周六尋求起了醫療幫助。
感謝工黨政府，NHS的全科醫生們在2003年得到了加薪，還免除了每天工作時間之外以及周末對病人的所有責任。
出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便宜，備受珍視的家庭醫生制度也就此終止。
現在在工作時間之外求醫就像玩俄羅斯輪盤賭，病人要麼自己去醫院，要麼就打一條名為“NHS111”的求助熱線——這是一套特别讓人窩火的體系，它由保守黨政府建立，将決策權從醫生轉交到了一群外行的接線員手裡。
政府告訴公衆：“如果你即刻需要緊急援助，請撥999。
其他各種急迫的醫療需求，皆可撥打111。
如果你需要緊急去看全科醫生，我們可以确保你如願。
如果你在工作時間之外需要護士或醫生緊急上門，NHS111也會為你安排。
”聽着多叫人放心！ 中午時分，我這個外科教授打通了111，接着就是一段不可理喻的愚蠢對話。
電話彼端的外行接線員念出了她的台詞：“你需要救護車嗎？”我明确地回答我親愛的母親就快死了，我想要為她緩解目前正折磨她的氣急和痛苦狀況，她需要在家接受一名全科醫生的關懷。
但接着我的耳邊就響起了一連串不合時宜的問題，像是她還有沒有呼吸、是否出血之類的一大堆廢話，哪一個都和當下情況毫不相幹。
我的語氣強硬起來。
我說我是醫生。
我知道病人需要什麼。
我不用某個可能上周還在購物中心上班的人來審核我的決定。
這下那個接線員犯迷糊了，她對付不了這種規程之外的情況。
她說會讓上級給我回電話。
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1978年在中國的那幾次冒險，但是就連那些被叫作“赤腳醫生”的人都比現在的強！ 我坐下來拉起母親的手，時不時檢查一下她虛弱的脈搏。
因為缺氧，她原本有力的心跳已經淪落成了快速房顫。
我另一隻手還攥着電話，鈴聲響起時，母親身子動了動，咳嗽了一聲，然後從鼻孔裡流出了一串帶血的液體。
我接起電話，和剛才如出一轍的荒謬過程又開始了，還是同樣的愚蠢問題。
我明确表示不想要救護車把母親送去醫院。
對話毫無成果。
我們的情況越來越糟，我感覺我們得不到幫助了。
“我會讓我們的醫學官（就是坐在呼叫中心裡負責派車的那個）給你的這個号碼回電。
”那個受挫的女人對我說。
又磨蹭了一陣，那醫生打了過來，我把情況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還說了我認為應該如何處理。
就連這個醫生，我也
但是直升機隻适用于患者垂危、需要快速遠程送院的情況。
它們能發揮多大的功效還得看是誰指揮它們。
再拿這出空中戲劇，和我們常常加班提供醫療服務的平凡現實比一比。
公允地說，以前的國民保健服務對我的父母是不錯的。
我有一個心内科醫生朋友為我父親看過病，他迅速而果斷地往父親堵塞的冠狀動脈裡放進了一個支架，幫他躲過了一次緻命的心髒病發作。
我親愛的母親得過三次彼此不相關的癌症，我的同行們都為她做了非常成功的手術。
他們都下決心給她最好的治療，我也因此受益。
但這一切都發生在我還在NHS系統中工作、還能對家人的治療施加點影響的時候。
*** 2016年3月，一個周六的早晨。
我母親的兩個護工叫醒了她，然後把她從床上扶到了一把椅子上。
其中一位護工還未從冬季流感中徹底恢複，但因為人手緊缺，她隻能堅持上班。
我母親已經92歲，因為癡呆和嚴重的帕金森病，她過去五年都隻能在這個房間裡生活，不過她一直滿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而父親，二戰期間在重型轟炸機上工作，那以後就失去了聽力，現在又因為黃斑變性而幾近失明。
但94歲的他依然常伴母親身邊，老兩口幸福地在家裡相守。
我或是妻子薩拉每天晚上都去喂他們吃飯，具體誰去要看我什麼時間能從醫院抽身。
那天早晨我在ICU查房時，薩拉打通了我的手機。
我母親不舒服，肺部有聲響，還發燒了，父親覺得應該告訴我們。
我意識到，她的時候到了，于是開車接上薩拉，趕到二老家裡去了解情況。
母親癱坐在躺椅上，人明顯很焦躁，呼吸粗重。
她的脈搏達到每分鐘120下，嘴唇也泛出了青灰色，這種色調我太熟悉了。
雖然她手心都是濕濕的冷汗，額頭卻燙得很，從父親的表情中，我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一切。
我們都想讓她舒服一些，不要受苦。
我知道怎麼做到這個。
當年我外公因心力衰竭而垂死時，他那位好心的全科醫生來家裡給他做了處理，我在邊上都看到了。
是嗎啡幫他上路的。
20世紀70年代我剛做醫生那會兒，也為許多絕望掙紮的病人做過同樣的事。
這也是富于同情的醫生應該做的：用臨終關懷為病人保留起碼的體面。
我決定打給母親的老年病醫生辛格大夫（DrSingh），他問我們想不想送母親去醫院。
我解釋說我認為她就快走了，我們不想讓她在這個時候被陌生人塞進救護車，拖去擠滿人的急診部走廊裡。
我們想讓她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的陪伴下，帶着應有的尊嚴安詳地離開。
我甚至不想把她抱回床上。
辛格大夫明智地建議我不要親自出手幹預。
出于顯而易見的法律原因，我們應該叫一個全科醫生來，就像親愛的母親在60年前為她的父親所做的那樣。
于是我在一個周六尋求起了醫療幫助。
感謝工黨政府，NHS的全科醫生們在2003年得到了加薪，還免除了每天工作時間之外以及周末對病人的所有責任。
出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便宜，備受珍視的家庭醫生制度也就此終止。
現在在工作時間之外求醫就像玩俄羅斯輪盤賭，病人要麼自己去醫院，要麼就打一條名為“NHS111”的求助熱線——這是一套特别讓人窩火的體系，它由保守黨政府建立，将決策權從醫生轉交到了一群外行的接線員手裡。
政府告訴公衆：“如果你即刻需要緊急援助，請撥999。
其他各種急迫的醫療需求，皆可撥打111。
如果你需要緊急去看全科醫生，我們可以确保你如願。
如果你在工作時間之外需要護士或醫生緊急上門，NHS111也會為你安排。
”聽着多叫人放心！ 中午時分，我這個外科教授打通了111，接着就是一段不可理喻的愚蠢對話。
電話彼端的外行接線員念出了她的台詞：“你需要救護車嗎？”我明确地回答我親愛的母親就快死了，我想要為她緩解目前正折磨她的氣急和痛苦狀況，她需要在家接受一名全科醫生的關懷。
但接着我的耳邊就響起了一連串不合時宜的問題，像是她還有沒有呼吸、是否出血之類的一大堆廢話，哪一個都和當下情況毫不相幹。
我的語氣強硬起來。
我說我是醫生。
我知道病人需要什麼。
我不用某個可能上周還在購物中心上班的人來審核我的決定。
這下那個接線員犯迷糊了，她對付不了這種規程之外的情況。
她說會讓上級給我回電話。
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1978年在中國的那幾次冒險，但是就連那些被叫作“赤腳醫生”的人都比現在的強！ 我坐下來拉起母親的手，時不時檢查一下她虛弱的脈搏。
因為缺氧，她原本有力的心跳已經淪落成了快速房顫。
我另一隻手還攥着電話，鈴聲響起時，母親身子動了動，咳嗽了一聲，然後從鼻孔裡流出了一串帶血的液體。
我接起電話，和剛才如出一轍的荒謬過程又開始了，還是同樣的愚蠢問題。
我明确表示不想要救護車把母親送去醫院。
對話毫無成果。
我們的情況越來越糟，我感覺我們得不到幫助了。
“我會讓我們的醫學官（就是坐在呼叫中心裡負責派車的那個）給你的這個号碼回電。
”那個受挫的女人對我說。
又磨蹭了一陣，那醫生打了過來，我把情況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還說了我認為應該如何處理。
就連這個醫生，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