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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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費了一番口舌才說服，但他最後答應把整個地區唯一一位全科醫生派來。
可憐的母親，我隻想給她一點嗎啡而已。
與此同時，護士薩拉也發揮起了專長，她沾濕母親的嘴唇，用一條泡了冷水的法蘭絨毛巾給她的眉毛降溫，好使她盡量舒服一些。
就在這時，母親的呼吸發生了明顯變化，原本規律、費勁、起伏的模式變成了間歇而不規則的喘息，醫生們稱之為“陳—施呼吸”（潮式呼吸）。
這下我知道她不再需要醫生了。
神明已經伸出了援助之手。
她的脈搏變得纖弱緩慢，眼睛也翻了上去，然後閉上了。
她的呼吸變得越發間斷，最後完全消失。
我望着悲痛欲絕的父親，說出了顯而易見的事實：她走了。
我不必向各位解釋失去母親的人是什麼感覺，但是對她本人而言，死亡是一大解脫——她終于不必面對一個到2016年垂死者還無法得到醫療救助的社會了。
其實比起母親，我猜我自己更需要那位醫生的到來，我需要向自己證明，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幫她度過大限。
然而，這個我為之勤懇工作40多年，沒請過一天病假的體制，在我的家人需要它的時候，還是令我失望了。
這件事我越想心裡越苦。
下午四點半，一位極富同情心的全科醫生來了，這時母親已經離世10分鐘，距我打電話求助也過了四個半小時。
這位醫生非常尴尬，她講了系統是如何地混亂，所以她無法早一點趕到我們這裡。
這個說法符合NHS的破敗情況。
在這樣的體制下，我們家裡有多少醫生都不管用，到頭來還是沒人幫得上忙。
幸好我母親是在家裡安詳去世的，身邊圍繞着家人。
她要是住在一家養老院裡，就會被救護車運去一家醫院的急診部，在人來人往的走廊裡死在推車上。
*** 時間到了2016年6月。
傍晚，我正在醫院上班，做律師的女兒傑瑪焦急地打來了電話。
她平常是個鎮定的人，但這一次是我18個月大的外孫女病了，她反複嘔吐，吃不下任何東西，整個人癱軟無力。
我女兒先是打到了全科醫生的診療室，對方告訴她當天已經約滿，要她去藥房問問建議，這也是NHS英格蘭分部推薦的流程。
她照着指示去了藥房，但聽說是一個脫水的幼兒之後，那位年輕的女藥劑師完全給不出任何見解，隻建議我女兒打111熱線。
和111聊到一半，我女兒就對聽到的一切不再抱任何信心了，于是直接打到牛津來向我咨詢。
身為小兒外科醫生，聽到特定的詞語時，我總會在心中拉響警報。
一個幼兒“癱軟無力”往往意味着低血糖和迫在眉睫的危險，于是我囑咐女兒直接去劍橋的阿登布魯克醫院挂兒科急診，我自己也打了一個電話給那邊的急診科，表示希望她們一到那邊就能看上病。
我還告訴傑瑪，她不是唯一一個放棄規定流程的人，許多有見識的患者都不再撥打111電話。
就連英國醫學會全科醫師委員會的主席都把111稱作“災區”，因為撥進去的大量電話都沒有得到正确分類。
令人寬慰的是，阿登布魯克醫院那位親切的護士長很高興接到我的電話。
放下電話後，我在下班高峰期開上了令人生畏的M40、M25和A1公路，駛向我曾經工作過的這家醫院。
很少有什麼事，比遠處的家人遇到緊急醫療事件更令人緊張了。
等我趕到時，小家夥的手臂上正連着一隻吊瓶，補充水分和葡萄糖。
這時大家都感到安全了——醫院是好醫院，醫生和護士也都很能幹。
難的是把病人送進去。
在接着不到12個月的時間裡，我又接到了從埃塞克斯郡打來的緊急電話。
在送完孩子上學回來的路上，傑瑪看見一位小老太太一個趔趄，臉朝下重重地摔倒在主幹道上。
傑瑪把車停在她前面，幫她擋住了車流。
老太太的身上布滿擦傷和瘀青，疼痛不堪，看樣子還跌斷了一側的鎖骨。
傑瑪守在路邊，要另一位路人去叫來傷者的老伴，老先生帶了把椅子，在俯卧的老伴身邊坐了下來。
這幅景象很是詭異，但誰也不敢貿然上去移動這位無法動彈的可憐女士。
理所當然的行動就是打電話叫救護車，傑瑪也正是這麼做的。
這一次我的律師女兒又聽到了那一串死記硬背的分類問題：“她有呼吸嗎？有出血嗎？你能看到胎兒的頭部嗎？抱歉，拿錯問卷了。
”——我當然是在開玩笑，總之在一連串令人窩火且大多毫無意義的問題後，對方告知她會派一輛救護車來，但最慢需要4個小時。
事實證明情況沒有那麼糟糕，救護車隻用了3小時45分鐘就到了。
其間我女兒一直坐在一邊安慰那對夫婦，另一位路人則指揮着車流從他們身邊繞行。
一輛路過的消防車停下來打聽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說了這麼幾句：“别怪急救中心。
他們的救護車還在醫院外面排隊等着放下病人呢。
醫院的急診部都滿了，因為他們沒法把病人送進病房。
病房裡也滿了，因為他們沒法讓病人出院回歸社區。
現在有1/4的床位都被不需要住院的人占了，但除了那裡也沒别的地方可以照顧他們。
” 我女兒感謝了他們令人寬慰的高見，然後目送他們遠去。
老太太終于抵達阿登布魯克醫院時已然失溫，而醫院距事發地點隻有十幾公裡。
問：愛因斯坦和我們寶貝的NHS之間有什麼共同點？答：兩者在壯年時都很優秀，但又都在70多歲時死于某種完全可以治療
可憐的母親，我隻想給她一點嗎啡而已。
與此同時，護士薩拉也發揮起了專長，她沾濕母親的嘴唇，用一條泡了冷水的法蘭絨毛巾給她的眉毛降溫，好使她盡量舒服一些。
就在這時，母親的呼吸發生了明顯變化，原本規律、費勁、起伏的模式變成了間歇而不規則的喘息，醫生們稱之為“陳—施呼吸”（潮式呼吸）。
這下我知道她不再需要醫生了。
神明已經伸出了援助之手。
她的脈搏變得纖弱緩慢，眼睛也翻了上去，然後閉上了。
她的呼吸變得越發間斷，最後完全消失。
我望着悲痛欲絕的父親，說出了顯而易見的事實：她走了。
我不必向各位解釋失去母親的人是什麼感覺，但是對她本人而言，死亡是一大解脫——她終于不必面對一個到2016年垂死者還無法得到醫療救助的社會了。
其實比起母親，我猜我自己更需要那位醫生的到來，我需要向自己證明，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幫她度過大限。
然而，這個我為之勤懇工作40多年，沒請過一天病假的體制，在我的家人需要它的時候，還是令我失望了。
這件事我越想心裡越苦。
下午四點半，一位極富同情心的全科醫生來了，這時母親已經離世10分鐘，距我打電話求助也過了四個半小時。
這位醫生非常尴尬，她講了系統是如何地混亂，所以她無法早一點趕到我們這裡。
這個說法符合NHS的破敗情況。
在這樣的體制下，我們家裡有多少醫生都不管用，到頭來還是沒人幫得上忙。
幸好我母親是在家裡安詳去世的，身邊圍繞着家人。
她要是住在一家養老院裡，就會被救護車運去一家醫院的急診部，在人來人往的走廊裡死在推車上。
*** 時間到了2016年6月。
傍晚，我正在醫院上班，做律師的女兒傑瑪焦急地打來了電話。
她平常是個鎮定的人，但這一次是我18個月大的外孫女病了，她反複嘔吐，吃不下任何東西，整個人癱軟無力。
我女兒先是打到了全科醫生的診療室，對方告訴她當天已經約滿，要她去藥房問問建議，這也是NHS英格蘭分部推薦的流程。
她照着指示去了藥房，但聽說是一個脫水的幼兒之後，那位年輕的女藥劑師完全給不出任何見解，隻建議我女兒打111熱線。
和111聊到一半，我女兒就對聽到的一切不再抱任何信心了，于是直接打到牛津來向我咨詢。
身為小兒外科醫生，聽到特定的詞語時，我總會在心中拉響警報。
一個幼兒“癱軟無力”往往意味着低血糖和迫在眉睫的危險，于是我囑咐女兒直接去劍橋的阿登布魯克醫院挂兒科急診，我自己也打了一個電話給那邊的急診科，表示希望她們一到那邊就能看上病。
我還告訴傑瑪，她不是唯一一個放棄規定流程的人，許多有見識的患者都不再撥打111電話。
就連英國醫學會全科醫師委員會的主席都把111稱作“災區”，因為撥進去的大量電話都沒有得到正确分類。
令人寬慰的是，阿登布魯克醫院那位親切的護士長很高興接到我的電話。
放下電話後，我在下班高峰期開上了令人生畏的M40、M25和A1公路，駛向我曾經工作過的這家醫院。
很少有什麼事，比遠處的家人遇到緊急醫療事件更令人緊張了。
等我趕到時，小家夥的手臂上正連着一隻吊瓶，補充水分和葡萄糖。
這時大家都感到安全了——醫院是好醫院，醫生和護士也都很能幹。
難的是把病人送進去。
在接着不到12個月的時間裡，我又接到了從埃塞克斯郡打來的緊急電話。
在送完孩子上學回來的路上，傑瑪看見一位小老太太一個趔趄，臉朝下重重地摔倒在主幹道上。
傑瑪把車停在她前面，幫她擋住了車流。
老太太的身上布滿擦傷和瘀青，疼痛不堪，看樣子還跌斷了一側的鎖骨。
傑瑪守在路邊，要另一位路人去叫來傷者的老伴，老先生帶了把椅子，在俯卧的老伴身邊坐了下來。
這幅景象很是詭異，但誰也不敢貿然上去移動這位無法動彈的可憐女士。
理所當然的行動就是打電話叫救護車，傑瑪也正是這麼做的。
這一次我的律師女兒又聽到了那一串死記硬背的分類問題：“她有呼吸嗎？有出血嗎？你能看到胎兒的頭部嗎？抱歉，拿錯問卷了。
”——我當然是在開玩笑，總之在一連串令人窩火且大多毫無意義的問題後，對方告知她會派一輛救護車來，但最慢需要4個小時。
事實證明情況沒有那麼糟糕，救護車隻用了3小時45分鐘就到了。
其間我女兒一直坐在一邊安慰那對夫婦，另一位路人則指揮着車流從他們身邊繞行。
一輛路過的消防車停下來打聽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們說了這麼幾句：“别怪急救中心。
他們的救護車還在醫院外面排隊等着放下病人呢。
醫院的急診部都滿了，因為他們沒法把病人送進病房。
病房裡也滿了，因為他們沒法讓病人出院回歸社區。
現在有1/4的床位都被不需要住院的人占了，但除了那裡也沒别的地方可以照顧他們。
” 我女兒感謝了他們令人寬慰的高見，然後目送他們遠去。
老太太終于抵達阿登布魯克醫院時已然失溫，而醫院距事發地點隻有十幾公裡。
問：愛因斯坦和我們寶貝的NHS之間有什麼共同點？答：兩者在壯年時都很優秀，但又都在70多歲時死于某種完全可以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