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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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在手術中連接心肺機的一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明顯高于别處。
與此同時，他們還認為在我們這裡接受非轉流手術的嬰兒，死亡率是全國最低。
那時大家都知道NHS醫院事件統計極不準确，完全不足為據，但這時我們卻有了證明這一點的義務。
他們發表的文章用惡意措辭來支持“關閉小型中心”的政策，我們知道他們是錯的。
于是牛津要求開展獨立調查，以此審查他們的诋毀。
調查的結果對之前采用那些數據的全部研究都提出了質疑。
在和獨立核實的CCAD數據庫對比之後，調查者發現NHS醫院事件統計對每一家中心都遺漏了5到147台手術，并且驚人地漏記了0到73%的死亡病例。
相比之下，由阿徹和威爾遜兩位大夫編纂的牛津數據極為準确，每一例死亡都囊括了進去。
我們就是那個0。
而對于最大的四家中心，醫院事件統計竟然略去了44%—70%的死亡病例！就這樣，福斯特小組宣稱所有中心的平均死亡率是4%，而實際的數字是這個的兩倍。
牛津醫院開展的手術最少，被報告的數據卻最精确，那麼按照他們的統計，我們的死亡率似乎是高于别的中心。
但實際上我們的排名正好位于中間位置。
獨立調查的結論是福斯特小組未能準确記錄大部分中心的手術數字，遑論各家的死亡率。
他們所做的隻是把惡意而有害的結論投進了公共領域。
讀到這裡，你或許已經體會了嬰兒心髒手術的艱難，更何況我們還要忍受那些連給嬰兒換尿布都不會的嘩衆取寵之輩的胡說八道。
除了我們，還有幾個中心能給嬰兒做羅斯手術？還有幾個能救活蘇菲和奧利弗？哪裡還有像尼爾·威爾遜這樣能給胎兒擴張主動脈瓣膜的高手？按理說，這次調查應該會使公衆不再信任死亡率報告，但我們牛津人可沒這麼天真。
雖然打赢了這場戰役，但我們知道體制遲早會另找個理由将我們關停。
很快也有其他中心受到了抨擊。
媒體根本沒明白，在任何統計排名中，都會有50%的外科醫生或醫院落到平均線以下。
當他們報出格拉斯哥的總體兒童生存率為95.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96.7%之後，公衆一片嘩然。
蘇格蘭媒體抱怨說：“格拉斯哥的兒科心髒手術死亡率顯著高于英國其他地區。
”整整高了0.8%呢，多顯著！蘇格蘭患者聯合會的主席更是悲歎：“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對此我非常擔憂！或許醫院覺得沒什麼，但我對這個數字很不滿意！”當地的電視台也報道了這輪抨擊，一家聲名卓著的中心因此信譽受損。
然後又是“安全可持續運動”（SafeandSustainable），這是一項充分醞釀的政治動議，旨在關閉英格蘭近半數的小兒心外科中心——包括皇家布朗普頓醫院的那個。
一個由精心選拔的政治活動家組成的委員會集結起來，開始抹黑他們之外的其他中心。
安全可持續運動規定一家中心至少要有四名小兒心外科醫生才能繼續運營，但其實沒幾個科室擁有這麼多人手，而且雖然有人宣稱規模更大代表質量更高，卻沒有實際證據支持這一點。
就算在美國，大部分科室的規模都比牛津的要小。
可以預見，各家中心為了求生存，自然會從海外招募小兒心外科醫生。
更糟糕的是，我唯一的一位兒科同事也回到祖國斯裡蘭卡，去創辦自己的項目了。
我又得獨自工作了。
這時的牛津也正舉棋不定：如果這個項目在未來要花更多的錢，牛津還有能力負擔嗎？但那些可憐的父母和我們服務的地區極力想留住我們。
在公衆的壓力之下，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宣布将招收兩名新的小兒心外科醫師。
但就算以牛津的名望，也隻能從海外招到合适的人選。
其中一位優秀的應聘者是來自挪威的資深外科醫生，曾在我手下培訓過兩年，但他最終還是退出了申請，因為這次調動會使他薪酬減半。
第二位也隻來臨時幹了一陣，他曾在澳洲的一家頂級醫院獨立擔任主任醫師，事業相當成功。
他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這裡單槍匹馬幹了兩年多，根本沒時間休息。
當時年底将至，管理層叫我要麼把積攢的假期休掉，要麼全都清零。
剛好來了一位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家人又需要我照顧，去休假看起來合情合理。
在我放假去過聖誕節的那段時間，醫院裡來了一些空前複雜的緊急病例，其中有幾個病人死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決定暫停科室裡的手術，直到病人死亡的前因後果都弄清楚，這位新來的大夫也免遭責難為止。
但我也知道，這正是當局等待的機會。
他們會趁此機會重申他們關閉小型中心的主張。
他們隻要再做一次調查，就能啟動“安全可持續”程序了。
那個委員會還急于審查我的治療結果，無疑是想像對付布裡斯托醫院那樣，讓我們整個科室名譽掃地。
但最終他們沒有在我的治療結果裡挑出毛病，也沒有批判另外那位外科大夫——這時我們已經知道他打算離開牛津，他果然走了，去别處做了一名成功的外科醫生。
然而失望的當局還是裁定我們應該中止手術，直到我們招來更多外科醫生。
雖然這個要求完全合理，但我們都知道不可能做到，因為根本招不到人。
環境如此惡劣，誰還願意來這裡當小兒心外科醫生？ 在我們關閉了嬰幼兒項目之後，我終于卸下了必須随時待命的擔子，也解除了對自己施加的禁酒令。
将來我肯定會懷念給孩子們做手術的時光，但這時我爽快地拉閘走人，從巨大的責任中解脫了出來。
而代價是，原本可能是英格蘭最好的兒科手術學研機構，就這樣成了多餘，我和威爾遜為開展導管介入聯合微創心外科手術而共同開發的所有專門手藝都從此荒廢，還有我們用慈善資助開辦的兒童醫院裡的那些設施。
不僅如此，我們的地區性早産兒項目也沒有了在動脈導管無法自主閉合時将它夾住的外科醫生。
現在，整個地區的新生兒必須大老遠地跑到南安普頓或是倫敦去接受一個小手術，而這本來是我花15分鐘在孩子的病床上就可以完成的。
家長們都震驚了，尤其是那些孩子剛剛接受過姑息手術、正等待我開展第二次根治手術的家長。
他們很信任牛津的團隊，現在卻不得不去大約一百公裡之外，找一個此前從沒見過的外科醫生。
但上頭根本就不理會我們的抗議。
沒有了手術後援，尼爾·威爾遜就無法在導管室施展他精妙的技術，于是去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主持了一個項目。
還有其他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也因各自的項目面臨着不斷提高的關閉威脅而遷居美國或是回了自己的國家。
也有醫院在受到關閉威脅後，對安全可持續運動（我們給它重新起名叫“騙子讨人厭運動”）發起了反擊，在法庭上指控這項運動使用“不當流程”和錯誤信息，于是整個運動名譽掃地，終緻廢除。
于是，其他受到威脅的中心在幾年後還在繼續開放。
我們的兒科項目關閉後，其他孩子就不會像奧利弗那麼幸運了。
這時我已經投身于另外幾個激動人心的項目，像是人工心髒和心髒幹細胞研究，但我仍舊懷念救活一個孩子帶來的巨大滿足感。
除了我，誰還能收到妮基的來信中那最後幾行話呢： 我明白了我們一家能在人生中的那個短暫瞬間與您相遇是何其幸運。
因為您的功勞，我們之後的每一天、每一次家庭團聚、每一個聖誕節等特殊場合，都變得比從前幸福了許多。
感謝，感謝，萬分感謝！ 一個人能留下的東西，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嗎？
與此同時，他們還認為在我們這裡接受非轉流手術的嬰兒，死亡率是全國最低。
那時大家都知道NHS醫院事件統計極不準确，完全不足為據，但這時我們卻有了證明這一點的義務。
他們發表的文章用惡意措辭來支持“關閉小型中心”的政策，我們知道他們是錯的。
于是牛津要求開展獨立調查，以此審查他們的诋毀。
調查的結果對之前采用那些數據的全部研究都提出了質疑。
在和獨立核實的CCAD數據庫對比之後，調查者發現NHS醫院事件統計對每一家中心都遺漏了5到147台手術，并且驚人地漏記了0到73%的死亡病例。
相比之下，由阿徹和威爾遜兩位大夫編纂的牛津數據極為準确，每一例死亡都囊括了進去。
我們就是那個0。
而對于最大的四家中心，醫院事件統計竟然略去了44%—70%的死亡病例！就這樣，福斯特小組宣稱所有中心的平均死亡率是4%，而實際的數字是這個的兩倍。
牛津醫院開展的手術最少，被報告的數據卻最精确，那麼按照他們的統計，我們的死亡率似乎是高于别的中心。
但實際上我們的排名正好位于中間位置。
獨立調查的結論是福斯特小組未能準确記錄大部分中心的手術數字，遑論各家的死亡率。
他們所做的隻是把惡意而有害的結論投進了公共領域。
讀到這裡，你或許已經體會了嬰兒心髒手術的艱難，更何況我們還要忍受那些連給嬰兒換尿布都不會的嘩衆取寵之輩的胡說八道。
除了我們，還有幾個中心能給嬰兒做羅斯手術？還有幾個能救活蘇菲和奧利弗？哪裡還有像尼爾·威爾遜這樣能給胎兒擴張主動脈瓣膜的高手？按理說，這次調查應該會使公衆不再信任死亡率報告，但我們牛津人可沒這麼天真。
雖然打赢了這場戰役，但我們知道體制遲早會另找個理由将我們關停。
很快也有其他中心受到了抨擊。
媒體根本沒明白，在任何統計排名中，都會有50%的外科醫生或醫院落到平均線以下。
當他們報出格拉斯哥的總體兒童生存率為95.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96.7%之後，公衆一片嘩然。
蘇格蘭媒體抱怨說：“格拉斯哥的兒科心髒手術死亡率顯著高于英國其他地區。
”整整高了0.8%呢，多顯著！蘇格蘭患者聯合會的主席更是悲歎：“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對此我非常擔憂！或許醫院覺得沒什麼，但我對這個數字很不滿意！”當地的電視台也報道了這輪抨擊，一家聲名卓著的中心因此信譽受損。
然後又是“安全可持續運動”（SafeandSustainable），這是一項充分醞釀的政治動議，旨在關閉英格蘭近半數的小兒心外科中心——包括皇家布朗普頓醫院的那個。
一個由精心選拔的政治活動家組成的委員會集結起來，開始抹黑他們之外的其他中心。
安全可持續運動規定一家中心至少要有四名小兒心外科醫生才能繼續運營，但其實沒幾個科室擁有這麼多人手，而且雖然有人宣稱規模更大代表質量更高，卻沒有實際證據支持這一點。
就算在美國，大部分科室的規模都比牛津的要小。
可以預見，各家中心為了求生存，自然會從海外招募小兒心外科醫生。
更糟糕的是，我唯一的一位兒科同事也回到祖國斯裡蘭卡，去創辦自己的項目了。
我又得獨自工作了。
這時的牛津也正舉棋不定：如果這個項目在未來要花更多的錢，牛津還有能力負擔嗎？但那些可憐的父母和我們服務的地區極力想留住我們。
在公衆的壓力之下，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宣布将招收兩名新的小兒心外科醫師。
但就算以牛津的名望，也隻能從海外招到合适的人選。
其中一位優秀的應聘者是來自挪威的資深外科醫生，曾在我手下培訓過兩年，但他最終還是退出了申請，因為這次調動會使他薪酬減半。
第二位也隻來臨時幹了一陣，他曾在澳洲的一家頂級醫院獨立擔任主任醫師，事業相當成功。
他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這裡單槍匹馬幹了兩年多，根本沒時間休息。
當時年底将至，管理層叫我要麼把積攢的假期休掉，要麼全都清零。
剛好來了一位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家人又需要我照顧，去休假看起來合情合理。
在我放假去過聖誕節的那段時間，醫院裡來了一些空前複雜的緊急病例，其中有幾個病人死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決定暫停科室裡的手術，直到病人死亡的前因後果都弄清楚，這位新來的大夫也免遭責難為止。
但我也知道，這正是當局等待的機會。
他們會趁此機會重申他們關閉小型中心的主張。
他們隻要再做一次調查，就能啟動“安全可持續”程序了。
那個委員會還急于審查我的治療結果，無疑是想像對付布裡斯托醫院那樣，讓我們整個科室名譽掃地。
但最終他們沒有在我的治療結果裡挑出毛病，也沒有批判另外那位外科大夫——這時我們已經知道他打算離開牛津，他果然走了，去别處做了一名成功的外科醫生。
然而失望的當局還是裁定我們應該中止手術，直到我們招來更多外科醫生。
雖然這個要求完全合理，但我們都知道不可能做到，因為根本招不到人。
環境如此惡劣，誰還願意來這裡當小兒心外科醫生？ 在我們關閉了嬰幼兒項目之後，我終于卸下了必須随時待命的擔子，也解除了對自己施加的禁酒令。
将來我肯定會懷念給孩子們做手術的時光，但這時我爽快地拉閘走人，從巨大的責任中解脫了出來。
而代價是，原本可能是英格蘭最好的兒科手術學研機構，就這樣成了多餘，我和威爾遜為開展導管介入聯合微創心外科手術而共同開發的所有專門手藝都從此荒廢，還有我們用慈善資助開辦的兒童醫院裡的那些設施。
不僅如此，我們的地區性早産兒項目也沒有了在動脈導管無法自主閉合時将它夾住的外科醫生。
現在，整個地區的新生兒必須大老遠地跑到南安普頓或是倫敦去接受一個小手術，而這本來是我花15分鐘在孩子的病床上就可以完成的。
家長們都震驚了，尤其是那些孩子剛剛接受過姑息手術、正等待我開展第二次根治手術的家長。
他們很信任牛津的團隊，現在卻不得不去大約一百公裡之外，找一個此前從沒見過的外科醫生。
但上頭根本就不理會我們的抗議。
沒有了手術後援，尼爾·威爾遜就無法在導管室施展他精妙的技術，于是去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主持了一個項目。
還有其他受人尊敬的外科醫生，也因各自的項目面臨着不斷提高的關閉威脅而遷居美國或是回了自己的國家。
也有醫院在受到關閉威脅後，對安全可持續運動（我們給它重新起名叫“騙子讨人厭運動”）發起了反擊，在法庭上指控這項運動使用“不當流程”和錯誤信息，于是整個運動名譽掃地，終緻廢除。
于是，其他受到威脅的中心在幾年後還在繼續開放。
我們的兒科項目關閉後，其他孩子就不會像奧利弗那麼幸運了。
這時我已經投身于另外幾個激動人心的項目，像是人工心髒和心髒幹細胞研究，但我仍舊懷念救活一個孩子帶來的巨大滿足感。
除了我，誰還能收到妮基的來信中那最後幾行話呢： 我明白了我們一家能在人生中的那個短暫瞬間與您相遇是何其幸運。
因為您的功勞，我們之後的每一天、每一次家庭團聚、每一個聖誕節等特殊場合，都變得比從前幸福了許多。
感謝，感謝，萬分感謝！ 一個人能留下的東西，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