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韌性
關燈
小
中
大
，而相比之下，牛津的重症監護醫生們更擅長對付豬流感的可怕後果。
為此他們使用了西地那非——更知名的商品名是“萬艾可”——來降低奧利弗的肺動脈壓，同時還使用了抗病毒藥物達菲。
一夜下來，奧利弗的情況漸趨穩定。
時間慢慢過去，妮基的一顆心也放下了：她的兒子已經住進了龐大的約翰·拉德克利夫院區内的一家兒童專科醫院。
這裡還有八個孩子也連着呼吸機，每一個都被慈愛而焦慮的父母圍繞着。
醫生們看起來充滿信心，護士們也都很善良。
然而可怕的景象還是随處可見：這個幼童得了腦膜炎，腿上還生了壞疽，身體始終連在一台腎透析機上；那個嬰兒得了膿毒症和腦積水，已經定好了腦手術的日期；還有個男孩剛剛遭遇車禍，眼眶烏黑，頭上纏滿繃帶，雙腿都打了鋼釘，胸口插着引流管。
有兩個我的病人也正在那裡緩慢恢複。
在父母起居室裡，每一位母親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說，而在外面的護士咖啡間裡，醫生和護士們聚成一團，交換各自病人的詳細情況。
在這裡被收住院不難，但是過了這個周末，奧利弗就要轉回布朗普頓做重要手術了。
至少計劃是這樣的。
有些家長問，在牛津這兒也能做手術，為什麼要冒險把他轉去倫敦？妮基和理查德也不是很确定這一點，但他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明确的計劃，又很熟悉布朗普頓——他們曾經為了奧利弗的肺在那裡盤桓了很久，卻完全不知道兒子的問題是三房心。
這似乎是個誰也不懂這個術語，就連現在也是如此。
周五早晨，尼克·阿徹從澳洲飛到了希思羅機場，我也從維也納回來了。
在ICU查房時，我倆仔細查看了奧利弗的X光胸片。
如果說有什麼改善的話，他的肺部在使用萬艾可後不那麼充血了，利尿劑也增加了他的尿量。
壞的一面是他的左肺積下了大量液體，我們稱之為“胸腔積液”（胸水）。
如果任其發展，積液會幹擾肺部通氣，并可能導緻肺炎。
我們的一緻意見是應該将積液引出，但這些積液太多了，單做一次簡單的針吸不夠，還得在奧利弗的肋骨之間插進一根引流管。
我派當值的主治醫師去插管，他會在奧利弗的左腋下開一個小口子——這是一項常規治療手段，在心髒外科尤為常見。
奧利弗在鎮靜劑的作用下失去了意識，對過程一無所知。
治療似乎進行得很順利，400毫升的稻草色液體很快就自行流進了引流瓶。
任務完成。
阿徹到底是阿徹，他在從希思羅機場回家的路上就把電話打到了醫院。
迪米特雷斯庫醫生聽說他回來了，感到很高興。
她要在周末看護奧利弗，想從阿徹那裡得到一點精神支持。
至于妮基，這時的她情緒已然耗盡： 我叫另外兩個兒子那天下午來了醫院，因為他們放了期中假。
我把奧利弗交給了一位穿着防護服戴着口罩的護士照看，自己好帶兩個兒子去參觀爸爸媽媽住的家長宿舍。
就在宿舍裡，電話響了，一個護士叫我立刻回病房。
我知道肯定出大事了。
我剛剛離開時他身邊隻有一個護士，回來時卻看見了一房間的人，誰都顧不上戴口罩。
其中一個正是阿徹大夫。
在插入胸腔引流管後，奧利弗的血壓就一直緩緩下降，後面就降到了零。
引流管在引出積液之後，又流出了少量鮮紅的血液，然後就沒東西出來了。
他們在搶救他的忙亂過程中又給他拍了一張X光胸片。
阿徹大夫盯着屏幕上的片子：他的左側胸腔已經完全不透明了——他們管這叫“白肺”。
問題就出在剛剛插入的胸腔引流管上，它要麼撕開了一條肋間動脈（位于肋骨下方的凹槽中），要麼就是刺破了肺部本身。
無論哪種情況，結果都是一樣的：左胸灌滿血液，循環系統失去血壓。
那為什麼血液沒有從引流管裡出來呢？因為鮮血很快就會凝結，凝結的血塊堵住了兒童型号的細引流管——所以才會先流出幾滴鮮血，然後就沒東西了。
這之後，持續的出血就就默默灌滿了小可憐兒奧利弗的左胸。
起初，循環系統還可以通過收縮外周小動脈的方法補償失血，但最後整個系統失去代償，引發了最糟糕的結果。
這很可能是奧利弗的末路了。
阿徹發出了兩條指示：第一，“快先給他輸點血，來不及配型了”；第二，“看看韋斯塔比回國了沒有”。
總機在周五晚上的下班高峰時段給我打了電話。
這時我剛剛駛離牛津環路前往伍德斯托克，一心想着和家人團聚。
接線員告訴我，小兒ICU需要我馬上過去。
我一邊問她緣由，一邊想是不是我負責的哪個患兒出了問題。
但她隻說：“抱歉，是阿徹大夫要叫您來。
” 争論這個沒有意義。
于是我掉轉車頭，以最快的速度朝醫院駛去。
到了醫院，我把車停到救護車位上，目标明确地沿走廊朝小兒ICU大步流星地走去。
我不必去問他們想要我看哪個病人，因為隔離病房裡已經擠滿了醫生和護士，個個神色凝重。
我還能聽見一名女性在家屬室裡哭泣。
這都讓我擔心，自己是不是來得太遲了。
沒有人像平時一樣跟我打趣，問我：“韋大夫，怎麼這麼晚才來？”往常我拼命駕車以破紀錄的速度進城時，他們總會用這類話來迎接我。
嚴肅的氣氛已經說明了一切。
奧利弗的血壓已經測不到了，心率也快到了看不出任何有意義信息的地步。
一名兒科主治醫師正在擠一隻血袋，強迫血液盡快通過奧利弗收縮的靜脈。
尼克一面向我展示X光胸片，一面總結病例：“他有三房心，左心阻塞，左側胸膜腔剛剛也灌滿了血。
特别是，他還有豬流感。
除非你能立刻把他連上心肺機，不然他幾分鐘内就會死。
”哦，看來他不打算說“歡迎回來，會議怎麼樣”了。
我帶着已經填好并簽了我名字的知情同意書走進了家屬室。
我對家屬說：抱歉沒有時間自我介紹或解釋情況了，奧利弗已經瀕臨死亡，我們必須趕快行動。
我現在就要把病床推到走廊那頭的手術室去，不能再說什麼風險和收益之類的廢話了。
下面是可憐的妮基對這場對話的書面記錄： 我記得我當時說，我們不想讓孩子接受手術，因為有人告訴過我們他身子太弱了，經不住手術的折騰。
但您說我們沒有選擇。
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您說話時的态度。
您的自信和寬慰，還有您保證會幫助我們的話，是我讓孩子接受手術的唯一理由。
在那個可怕的時刻，您對我們的這種幫助，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倘若當時是另一個人進來，說他願意做手術一試，但情況看來不妙，您想我們會怎樣？您在把奧利弗推走時，對我說您會把他帶回來交還給我們的。
接着，我就和理查德坐在等候室裡抱在了一起，我們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不知道他是不是活到了連上心肺機的那一刻。
這是我在多年之後得到的慷慨反饋，我很喜歡這段文字，因為它贊許了我豪爽不羁的做派。
人家的孩子都快死了，誰要聽你沉思反省、含糊其辭？全國醫學總會或許不會認可我的知情同意過程，但我會在乎這個嗎？你自己想吧。
總之，離開ICU不到五分鐘，我們就讓奧利弗躺在了手術台上。
我們的小兒心髒麻醉醫師凱特·格裡布尼克（KateGrebenik）當時并不值班，但她還是抛下了和女兒正在一起做的蛋糕，趕回醫院，加入了搶救隊伍。
她一句多餘的話都沒問，也沒有那些個“要是”“但是”。
在急救中，醫生需要多長時間可以暴露心髒？隻要一分鐘左右。
用手術刀用力切開皮膚和脂肪，接着用電鋸鋸開胸骨。
為此他們使用了西地那非——更知名的商品名是“萬艾可”——來降低奧利弗的肺動脈壓，同時還使用了抗病毒藥物達菲。
一夜下來，奧利弗的情況漸趨穩定。
時間慢慢過去，妮基的一顆心也放下了：她的兒子已經住進了龐大的約翰·拉德克利夫院區内的一家兒童專科醫院。
這裡還有八個孩子也連着呼吸機，每一個都被慈愛而焦慮的父母圍繞着。
醫生們看起來充滿信心，護士們也都很善良。
然而可怕的景象還是随處可見：這個幼童得了腦膜炎，腿上還生了壞疽，身體始終連在一台腎透析機上；那個嬰兒得了膿毒症和腦積水，已經定好了腦手術的日期；還有個男孩剛剛遭遇車禍，眼眶烏黑，頭上纏滿繃帶，雙腿都打了鋼釘，胸口插着引流管。
有兩個我的病人也正在那裡緩慢恢複。
在父母起居室裡，每一位母親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說，而在外面的護士咖啡間裡，醫生和護士們聚成一團，交換各自病人的詳細情況。
在這裡被收住院不難，但是過了這個周末，奧利弗就要轉回布朗普頓做重要手術了。
至少計劃是這樣的。
有些家長問，在牛津這兒也能做手術，為什麼要冒險把他轉去倫敦？妮基和理查德也不是很确定這一點，但他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明确的計劃，又很熟悉布朗普頓——他們曾經為了奧利弗的肺在那裡盤桓了很久，卻完全不知道兒子的問題是三房心。
這似乎是個誰也不懂這個術語，就連現在也是如此。
周五早晨，尼克·阿徹從澳洲飛到了希思羅機場，我也從維也納回來了。
在ICU查房時，我倆仔細查看了奧利弗的X光胸片。
如果說有什麼改善的話，他的肺部在使用萬艾可後不那麼充血了，利尿劑也增加了他的尿量。
壞的一面是他的左肺積下了大量液體，我們稱之為“胸腔積液”（胸水）。
如果任其發展，積液會幹擾肺部通氣，并可能導緻肺炎。
我們的一緻意見是應該将積液引出，但這些積液太多了，單做一次簡單的針吸不夠，還得在奧利弗的肋骨之間插進一根引流管。
我派當值的主治醫師去插管，他會在奧利弗的左腋下開一個小口子——這是一項常規治療手段，在心髒外科尤為常見。
奧利弗在鎮靜劑的作用下失去了意識，對過程一無所知。
治療似乎進行得很順利，400毫升的稻草色液體很快就自行流進了引流瓶。
任務完成。
阿徹到底是阿徹，他在從希思羅機場回家的路上就把電話打到了醫院。
迪米特雷斯庫醫生聽說他回來了，感到很高興。
她要在周末看護奧利弗，想從阿徹那裡得到一點精神支持。
至于妮基，這時的她情緒已然耗盡： 我叫另外兩個兒子那天下午來了醫院，因為他們放了期中假。
我把奧利弗交給了一位穿着防護服戴着口罩的護士照看，自己好帶兩個兒子去參觀爸爸媽媽住的家長宿舍。
就在宿舍裡，電話響了，一個護士叫我立刻回病房。
我知道肯定出大事了。
我剛剛離開時他身邊隻有一個護士，回來時卻看見了一房間的人，誰都顧不上戴口罩。
其中一個正是阿徹大夫。
在插入胸腔引流管後，奧利弗的血壓就一直緩緩下降，後面就降到了零。
引流管在引出積液之後，又流出了少量鮮紅的血液，然後就沒東西出來了。
他們在搶救他的忙亂過程中又給他拍了一張X光胸片。
阿徹大夫盯着屏幕上的片子：他的左側胸腔已經完全不透明了——他們管這叫“白肺”。
問題就出在剛剛插入的胸腔引流管上，它要麼撕開了一條肋間動脈（位于肋骨下方的凹槽中），要麼就是刺破了肺部本身。
無論哪種情況，結果都是一樣的：左胸灌滿血液，循環系統失去血壓。
那為什麼血液沒有從引流管裡出來呢？因為鮮血很快就會凝結，凝結的血塊堵住了兒童型号的細引流管——所以才會先流出幾滴鮮血，然後就沒東西了。
這之後，持續的出血就就默默灌滿了小可憐兒奧利弗的左胸。
起初，循環系統還可以通過收縮外周小動脈的方法補償失血，但最後整個系統失去代償，引發了最糟糕的結果。
這很可能是奧利弗的末路了。
阿徹發出了兩條指示：第一，“快先給他輸點血，來不及配型了”；第二，“看看韋斯塔比回國了沒有”。
總機在周五晚上的下班高峰時段給我打了電話。
這時我剛剛駛離牛津環路前往伍德斯托克，一心想着和家人團聚。
接線員告訴我，小兒ICU需要我馬上過去。
我一邊問她緣由，一邊想是不是我負責的哪個患兒出了問題。
但她隻說：“抱歉，是阿徹大夫要叫您來。
” 争論這個沒有意義。
于是我掉轉車頭，以最快的速度朝醫院駛去。
到了醫院，我把車停到救護車位上，目标明确地沿走廊朝小兒ICU大步流星地走去。
我不必去問他們想要我看哪個病人，因為隔離病房裡已經擠滿了醫生和護士，個個神色凝重。
我還能聽見一名女性在家屬室裡哭泣。
這都讓我擔心，自己是不是來得太遲了。
沒有人像平時一樣跟我打趣，問我：“韋大夫，怎麼這麼晚才來？”往常我拼命駕車以破紀錄的速度進城時，他們總會用這類話來迎接我。
嚴肅的氣氛已經說明了一切。
奧利弗的血壓已經測不到了，心率也快到了看不出任何有意義信息的地步。
一名兒科主治醫師正在擠一隻血袋，強迫血液盡快通過奧利弗收縮的靜脈。
尼克一面向我展示X光胸片，一面總結病例：“他有三房心，左心阻塞，左側胸膜腔剛剛也灌滿了血。
特别是，他還有豬流感。
除非你能立刻把他連上心肺機，不然他幾分鐘内就會死。
”哦，看來他不打算說“歡迎回來，會議怎麼樣”了。
我帶着已經填好并簽了我名字的知情同意書走進了家屬室。
我對家屬說：抱歉沒有時間自我介紹或解釋情況了，奧利弗已經瀕臨死亡，我們必須趕快行動。
我現在就要把病床推到走廊那頭的手術室去，不能再說什麼風險和收益之類的廢話了。
下面是可憐的妮基對這場對話的書面記錄： 我記得我當時說，我們不想讓孩子接受手術，因為有人告訴過我們他身子太弱了，經不住手術的折騰。
但您說我們沒有選擇。
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您說話時的态度。
您的自信和寬慰，還有您保證會幫助我們的話，是我讓孩子接受手術的唯一理由。
在那個可怕的時刻，您對我們的這種幫助，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倘若當時是另一個人進來，說他願意做手術一試，但情況看來不妙，您想我們會怎樣？您在把奧利弗推走時，對我說您會把他帶回來交還給我們的。
接着，我就和理查德坐在等候室裡抱在了一起，我們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不知道他是不是活到了連上心肺機的那一刻。
這是我在多年之後得到的慷慨反饋，我很喜歡這段文字，因為它贊許了我豪爽不羁的做派。
人家的孩子都快死了，誰要聽你沉思反省、含糊其辭？全國醫學總會或許不會認可我的知情同意過程，但我會在乎這個嗎？你自己想吧。
總之，離開ICU不到五分鐘，我們就讓奧利弗躺在了手術台上。
我們的小兒心髒麻醉醫師凱特·格裡布尼克（KateGrebenik）當時并不值班，但她還是抛下了和女兒正在一起做的蛋糕，趕回醫院，加入了搶救隊伍。
她一句多餘的話都沒問，也沒有那些個“要是”“但是”。
在急救中，醫生需要多長時間可以暴露心髒？隻要一分鐘左右。
用手術刀用力切開皮膚和脂肪，接着用電鋸鋸開胸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