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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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米蒂山（Dolomites）屬于東阿爾卑斯山脈，在意大利境内；布雷肯比肯斯公園（BreconBeacons）位于威爾士。
]。
這部分心室已經恢複了供血。
現在，我們必須讓這些笨手笨腳的修補撐住。
我在手術記錄中謹慎地寫下了護理說明：“将血壓維持在90毫米汞柱以下。
讓病人用呼吸機睡眠7天。
再發生一次災難，絕無挽救可能。
” 我再次關閉胸腔，這次心髒後面是幹的，沒出一點血。
當蘇菲返回小兒ICU時，我的整支團隊都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她那幾位可憐的家人仍處于極度震驚之中，相互依偎着等在家屬室裡，被無法忍受的懸而不決逼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
我進去向他們解釋說有一塊膿腫爛穿了心壁，我之前從來沒見過這麼嚴重的情況，不過我們已經盡最大努力把它補好了。
照例，我還得說幾句陳詞濫調給他們打打預防針：像是“術後24小時非常關鍵”“雖然結果還不明朗，但隻要活着就有希望”之類的話。
這些都是真話，但從我嘴裡說出來就顯得很空洞，因為我面對的是三張悲傷的面孔，他們被吓得想不起任何問題，隻是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蘇菲。
我靜靜地退下，把情緒開關撥到了關閉位置。
我将傷感的氣息抛在身後，走了出來，正巧在走廊遇到阿徹，他正要去看望蘇菲。
他用輕描淡寫的口吻對我說了他每次都會說的那句話：“幹得不錯，韋斯塔比。
” 我心裡挺受用的，後來我才知道，阿徹本來已經不指望這次能救活蘇菲了。
他和幾個重症監護醫生接下了夜裡的工作。
我本該給那個手術被取消的病人打電話道歉，但我沒有。
現在的我沒有心情為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
那些日子，我總是一做起手術就忘了時間，此時一看，已是晚上9點。
我需要來一罐啤酒，休息休息。
和往常一樣，我不能睡，要等着随時可能響起的電話。
熬到後來，我忍不住主動打了過去。
淩晨三點半，我打給ICU，問他們蘇菲怎麼樣了。
她情況穩定，但體溫還有起伏。
他們正在積極給她降溫，尿液還是沒有。
接着是最重要的消息：“不出血了。
”聽到這個，我心滿意足地沉入了無意識。
然而，這之後不到12個小時，蘇菲和我就又一次進入了手術室。
“凸出部之役”第三階段開始了。
那天下午一點半，蘇菲的胸腔引流管裡忽然注滿了血液，血壓也降到了零。
再這樣下去她會流血而死。
和上次一樣，我知道決不能答應他們的要求，在病房給她開胸。
要麼讓她安詳地離去（符合常理的選擇），要麼給她重連心肺機、我再趁這個時間重新思考其他選擇——如果還有選擇的話。
ICU的同事們不斷将未做交叉配型的供體血從輸液管擠進她的身體，努力将血壓維持在60毫米汞柱上下。
緊接着我們推着她的病床在走廊裡狂奔，胸腔引流管不斷冒出鮮血，在後方灑下一道血迹，醫院裡的訪客紛紛睜大眼睛朝兩邊退開。
這一幕如果發生在夜裡，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幸好是白天。
我那支傑出的團隊再次集結起來，在血液流幹前送她上了手術台。
幾分鐘後，她的胸骨再次打開，胸腔内灌滿了鮮血和血塊，擠壓着她的心髒。
這時一袋袋O型陰性血仍在通過頸靜脈擠入她的身體，僅過了幾分鐘，我們就第三次連好了心肺機，雖然這一次大家都有點洩氣，心裡想着：“接下去該怎麼辦？”我們是又一次把她從懸崖邊拉了回來，但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們必須劃出一條底線，在某個時候徹底罷手。
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正如阿爾貝·加缪所寫的：“在沒有希望時，我們就要義不容辭地創造希望。
”我們的底線就是，蘇菲才15歲。
我鐵了心要把她救回來，但現在照章辦事已經行不通了。
死神已經赢過了我的常規方法。
想要讓這塊感染的肌肉痊愈，就不能讓左心室内持續産生壓力，不能再讓它繼續支持血液循環——正是左心室内不斷變化的血壓導緻了破裂。
這一次蘇菲是在鎮靜劑消退之後開始流血的。
那時她的意識已經開始清醒，出現焦慮，血壓也就随之飙升。
然後“哧”的一聲，鮮血湧出，心肌撕裂，而後就是心包填塞。
她需要換一顆新的心髒，但這不可能。
她那凄苦的母親會很樂意獻出自己的心，但就算現在隔壁的手術室裡就有一個器官捐獻者，也沒人會打算給一個感染的孩子做移植手術——我倒是有此打算，問題是我們不可能及時找到這樣一顆心，除非我從哪個博愛的醫學生那裡征用一顆……突然之間，就在驚慌和狂亂的妄想之中，我靈光一現。
對我而言，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主動清空心髒的左半邊，讓它一直空着，這樣就可以解除左心室内部的所有壓力。
我可以用一部左心室輔助裝置抽幹左心室，并維持血液循環，讓受傷的心肌休息，同時用抗生素對付感染。
這樣或許就能幫助心肌愈合。
以前有人用過這項技術來實現這個目标嗎？絕對沒有。
那我就更有試一試的理由了。
如果它竟然破天荒地成功了，我還能就此發表一篇論文。
然後就有人提醒我，萊維創尼斯泵已經沒了，因為慈善資助已經用光，最後一台也在不久前用在了那名嬰兒身上。
就我所知，我們已經沒有别的救命設備了，而在死亡統計中，隻有一個人會為這例死亡背鍋——我。
我們為其工作的這個體制将發揮它怪罪和羞辱的力量，将這個病例記錄為“二尖瓣修補後死亡”。
救命的設備很貴，死亡卻很便宜。
就把治療後死亡率推給公衆去批判吧，不用給那些壞脾氣的外科醫生提供什麼救人工具。
請大家停下來想想，這算哪門子道德。
還好，灌注師布萊恩來救我了。
他那裡有另一種型号的離心血泵，目前正在我們的一台心肺機上試運行。
據說它能安全地連續使用三個禮拜，而傳統的滾壓泵用三個鐘頭就已經超時了。
我心想三個禮拜足夠了，在這段時間裡，炎性粘連和纖維疤痕應該可以堵住洞口。
這法子值得一試，因為已經别無選擇。
就在灌注團隊組裝設備的當口，我最後一次停止了蘇菲的心跳，并在心室壁上找起了裂口。
萬幸，裂口就在那塊讨厭的凸起邊上，離冠狀動脈還頗有些距離。
縫線再次切斷了脆弱的心肌，于是我補縫幾針，換了一種昂貴得多的組織膠，把心髒的背面粘在心包纖維上。
至此，我已經用盡了一切降低後續風險的手段，因為下一次失血過多必将是她的最後一次。
這台“轉流”（Rotaflow）泵的構造很簡單：隻有一個旋鈕，用來增減血流。
我在左心室的心尖插進一根粗口徑插管，将裡面的血液抽空，又引了一根管子從蘇菲的肋骨下方伸出，接入體外的血泵回路，再經由另一根管子将血泵的這些血液送回主動脈。
出血仍然是我們眼下最擔憂的事，在這麼短的時間内連做三次體外循環，蘇菲已經無法凝血了。
我們必須給她輸入大量供體凝血因子和更多的血。
灌注師以最慢的速度啟動了轉子泵，想把血液逐漸從一個體外回路轉入另一個。
監護器上，脈壓再次歸零，隻剩下不帶脈動的持續血流産生的平均壓力。
與此同時，受傷的左心室仍在收縮，但已不再泵血，右心室則繼續向肺部送血。
]。
這部分心室已經恢複了供血。
現在，我們必須讓這些笨手笨腳的修補撐住。
我在手術記錄中謹慎地寫下了護理說明：“将血壓維持在90毫米汞柱以下。
讓病人用呼吸機睡眠7天。
再發生一次災難，絕無挽救可能。
” 我再次關閉胸腔，這次心髒後面是幹的，沒出一點血。
當蘇菲返回小兒ICU時，我的整支團隊都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她那幾位可憐的家人仍處于極度震驚之中，相互依偎着等在家屬室裡，被無法忍受的懸而不決逼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
我進去向他們解釋說有一塊膿腫爛穿了心壁，我之前從來沒見過這麼嚴重的情況，不過我們已經盡最大努力把它補好了。
照例，我還得說幾句陳詞濫調給他們打打預防針：像是“術後24小時非常關鍵”“雖然結果還不明朗，但隻要活着就有希望”之類的話。
這些都是真話，但從我嘴裡說出來就顯得很空洞，因為我面對的是三張悲傷的面孔，他們被吓得想不起任何問題，隻是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蘇菲。
我靜靜地退下，把情緒開關撥到了關閉位置。
我将傷感的氣息抛在身後，走了出來，正巧在走廊遇到阿徹，他正要去看望蘇菲。
他用輕描淡寫的口吻對我說了他每次都會說的那句話：“幹得不錯，韋斯塔比。
” 我心裡挺受用的，後來我才知道，阿徹本來已經不指望這次能救活蘇菲了。
他和幾個重症監護醫生接下了夜裡的工作。
我本該給那個手術被取消的病人打電話道歉，但我沒有。
現在的我沒有心情為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
那些日子，我總是一做起手術就忘了時間，此時一看，已是晚上9點。
我需要來一罐啤酒，休息休息。
和往常一樣，我不能睡，要等着随時可能響起的電話。
熬到後來，我忍不住主動打了過去。
淩晨三點半，我打給ICU，問他們蘇菲怎麼樣了。
她情況穩定，但體溫還有起伏。
他們正在積極給她降溫，尿液還是沒有。
接着是最重要的消息：“不出血了。
”聽到這個，我心滿意足地沉入了無意識。
然而，這之後不到12個小時，蘇菲和我就又一次進入了手術室。
“凸出部之役”第三階段開始了。
那天下午一點半，蘇菲的胸腔引流管裡忽然注滿了血液，血壓也降到了零。
再這樣下去她會流血而死。
和上次一樣，我知道決不能答應他們的要求，在病房給她開胸。
要麼讓她安詳地離去（符合常理的選擇），要麼給她重連心肺機、我再趁這個時間重新思考其他選擇——如果還有選擇的話。
ICU的同事們不斷将未做交叉配型的供體血從輸液管擠進她的身體，努力将血壓維持在60毫米汞柱上下。
緊接着我們推着她的病床在走廊裡狂奔，胸腔引流管不斷冒出鮮血，在後方灑下一道血迹，醫院裡的訪客紛紛睜大眼睛朝兩邊退開。
這一幕如果發生在夜裡，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幸好是白天。
我那支傑出的團隊再次集結起來，在血液流幹前送她上了手術台。
幾分鐘後，她的胸骨再次打開，胸腔内灌滿了鮮血和血塊，擠壓着她的心髒。
這時一袋袋O型陰性血仍在通過頸靜脈擠入她的身體，僅過了幾分鐘，我們就第三次連好了心肺機，雖然這一次大家都有點洩氣，心裡想着：“接下去該怎麼辦？”我們是又一次把她從懸崖邊拉了回來，但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呢？我們必須劃出一條底線，在某個時候徹底罷手。
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正如阿爾貝·加缪所寫的：“在沒有希望時，我們就要義不容辭地創造希望。
”我們的底線就是，蘇菲才15歲。
我鐵了心要把她救回來，但現在照章辦事已經行不通了。
死神已經赢過了我的常規方法。
想要讓這塊感染的肌肉痊愈，就不能讓左心室内持續産生壓力，不能再讓它繼續支持血液循環——正是左心室内不斷變化的血壓導緻了破裂。
這一次蘇菲是在鎮靜劑消退之後開始流血的。
那時她的意識已經開始清醒，出現焦慮，血壓也就随之飙升。
然後“哧”的一聲，鮮血湧出，心肌撕裂，而後就是心包填塞。
她需要換一顆新的心髒，但這不可能。
她那凄苦的母親會很樂意獻出自己的心，但就算現在隔壁的手術室裡就有一個器官捐獻者，也沒人會打算給一個感染的孩子做移植手術——我倒是有此打算，問題是我們不可能及時找到這樣一顆心，除非我從哪個博愛的醫學生那裡征用一顆……突然之間，就在驚慌和狂亂的妄想之中，我靈光一現。
對我而言，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主動清空心髒的左半邊，讓它一直空着，這樣就可以解除左心室内部的所有壓力。
我可以用一部左心室輔助裝置抽幹左心室，并維持血液循環，讓受傷的心肌休息，同時用抗生素對付感染。
這樣或許就能幫助心肌愈合。
以前有人用過這項技術來實現這個目标嗎？絕對沒有。
那我就更有試一試的理由了。
如果它竟然破天荒地成功了，我還能就此發表一篇論文。
然後就有人提醒我，萊維創尼斯泵已經沒了，因為慈善資助已經用光，最後一台也在不久前用在了那名嬰兒身上。
就我所知，我們已經沒有别的救命設備了，而在死亡統計中，隻有一個人會為這例死亡背鍋——我。
我們為其工作的這個體制将發揮它怪罪和羞辱的力量，将這個病例記錄為“二尖瓣修補後死亡”。
救命的設備很貴，死亡卻很便宜。
就把治療後死亡率推給公衆去批判吧，不用給那些壞脾氣的外科醫生提供什麼救人工具。
請大家停下來想想，這算哪門子道德。
還好，灌注師布萊恩來救我了。
他那裡有另一種型号的離心血泵，目前正在我們的一台心肺機上試運行。
據說它能安全地連續使用三個禮拜，而傳統的滾壓泵用三個鐘頭就已經超時了。
我心想三個禮拜足夠了，在這段時間裡，炎性粘連和纖維疤痕應該可以堵住洞口。
這法子值得一試，因為已經别無選擇。
就在灌注團隊組裝設備的當口，我最後一次停止了蘇菲的心跳，并在心室壁上找起了裂口。
萬幸，裂口就在那塊讨厭的凸起邊上，離冠狀動脈還頗有些距離。
縫線再次切斷了脆弱的心肌，于是我補縫幾針，換了一種昂貴得多的組織膠，把心髒的背面粘在心包纖維上。
至此，我已經用盡了一切降低後續風險的手段，因為下一次失血過多必将是她的最後一次。
這台“轉流”（Rotaflow）泵的構造很簡單：隻有一個旋鈕，用來增減血流。
我在左心室的心尖插進一根粗口徑插管，将裡面的血液抽空，又引了一根管子從蘇菲的肋骨下方伸出，接入體外的血泵回路，再經由另一根管子将血泵的這些血液送回主動脈。
出血仍然是我們眼下最擔憂的事，在這麼短的時間内連做三次體外循環，蘇菲已經無法凝血了。
我們必須給她輸入大量供體凝血因子和更多的血。
灌注師以最慢的速度啟動了轉子泵，想把血液逐漸從一個體外回路轉入另一個。
監護器上，脈壓再次歸零，隻剩下不帶脈動的持續血流産生的平均壓力。
與此同時，受傷的左心室仍在收縮，但已不再泵血，右心室則繼續向肺部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