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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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棘手的問題，好在蘇菲不需要面對它了。
阿徹帶我去見了那對已經離婚的父母，他們各自帶着自己的新伴侶。
這時幾個人全都依偎在一起，尋求心理安慰，每個人都害怕會出現最壞的結果。
我這個人沒有必勝的信念，也從來不想扮演上帝。
但是，患者的父母的确渴望從操刀手術的人那裡得到安慰。
我自己也當過患者家屬，當時我的一位家人接受了心髒手術，我同樣急切地想聽醫生對我說“一切都好”。
所以我就對他們說了這幾個字。
但在内心深處，我又不禁嘀咕蘇菲的心肌裡會不會還有一個膿腫——我在左心室壁的修補點下方看見了一塊反常的凸起。
我已經清出了一些膿液，也盼着傷口愈合，但這些葡萄球菌實在是兇惡得很。
等我回到手術室，我的主治醫已經關好了胸，蘇菲正從裡面被推出來。
我還需要在她的病曆上畫出手術步驟，好讓别人明白我們做了什麼。
然後，可憐的女孩住進了ICU，我這個英雄也回了家，那個情況複雜的小家庭則輪流坐在蘇菲的病床邊守夜，愛着她，等她康複。
他們重新燃起了希望，恐懼暫時消散。
我在第二天清晨六點半就回到了她的身邊。
那時我們沒有别的小兒心外科醫生，沒有别人能挑起這一攤，也沒有什麼值班不值班或日班夜班的區别。
但凡出了什麼問題，都隻有我一個人扛着。
昨晚蘇菲情況穩定，她媽媽守在她身邊，握着她的手，不願讓她離開。
但她的體溫又上來了。
我們捅了葡萄球菌的老巢，它們生氣了。
那可是幾十上百億的細菌。
蘇菲仍在依賴強力的血管加壓藥來維持必要的血壓，她的腎髒也不再産生尿液。
這天上午，阿徹又給她做了一次超聲檢查。
左心室工作正常，二尖瓣看起來也不錯。
心髒周圍淤積了一些血液和血塊，這沒什麼，在這個階段總有一些的。
之後的48小時裡，蘇菲的情況一直很穩定，我們就撤掉了呼吸機。
又過了一天，她搬進了名為“梅蘭妮”的青少年病房，重新住上了單人間。
她的體溫仍然起伏不定，我們認為這是補體激活導緻的——就是我在阿拉巴馬州的重大發現。
3月4日中午11點35分。
梅蘭妮病房給我發了“危急呼叫”。
在接受緊急手術的一周後，蘇菲突然毫無預兆地栽倒了，幸好母親菲奧娜正在病房裡。
她臉朝下趴在地上，沒有脈搏，沒有呼吸。
小兒搶救團隊沖進來給她做心髒按壓。
麻醉醫生徒手擠壓黑色氣囊，往她的肺裡充入氧氣。
靜脈注射腎上腺素後，她的血壓略有回升，時間上剛好夠做一次快速超聲心動圖。
圖像顯示她的心包裡積滿了血。
那顆小心髒受到擠壓，無法充入血液。
更糟的是，她心壁上本該是肌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個洞。
一個膿腔在新補的瓣膜的正下方破裂了，我最擔心的情況成了現實。
心内科的主治醫師嘗試用針管吸出血液，但針頭很快就被凝血堵塞。
這時，蘇菲的心跳再次停止，需要繼續做心髒按壓。
這位女主治醫師一個電話打到了我的辦公室。
我隻說了句立刻把蘇菲送進手術室，因為如果我去病房給她開胸，她肯定會死。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必須馬上給她連上心肺機。
我能在頭腦中輕易想象出那個破裂的膿腔，頭一次擔心自己會搞不定。
我甚至懷疑她撐不到躺上手術台，這念頭讓我不由得一陣揪心。
我希望她能趕到，但内心毫無把握。
多虧了反複靜脈注射腎上腺素和間歇性的心髒按壓，蘇菲最終趕到了手術室，而且時間正好卡在我同事計劃的兩台手術之間，看來上帝一定在她的肩頭守護着她。
她被直接送上了手術台，我已經刷手完畢，等在旁邊。
我們匆匆劃開皮膚上的縫線，剪斷固定胸骨的鋼絲，然後我粗暴地扯出鋼絲，裝好并撐起牽開器。
這顆心髒已經被血塊包裹，形成了一團紫色的凝膠狀物質，仿佛一隻新鮮的肝髒——我必須徒手把這些東西從胸腔裡舀出來，才能讓心髒再次充入并射出血液。
在藥物的作用下，心髒像打闆似的跳動起來，但是鮮血突然從後面湧出，灌滿了心包。
必須得找到出血點在哪兒。
我懷疑二尖瓣下方的那處膿腫已經侵蝕了心室壁，心肌本身恐怕也已經軟爛，固定不住縫線了。
真是噩夢般的場景。
麻醉醫師放在她食管裡的超聲探頭證實了我最嚴重的擔憂：在重要的冠狀動脈回旋支下方，一個破爛的膿腔撕開了心室壁。
我耳聞目睹過成百上千個細菌性心内膜炎病例，還從來沒遇過這種情況，也沒在外科期刊上讀到過。
這台手術注定要摸着石頭過河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要是我上次植入的是一塊梆梆硬的人工瓣膜，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間的脆弱連接應該已經整個解體，再也無法恢複。
至少我補的那片瓣膜還是完好的。
看現在這情形，我顯然應該嘗試從心髒外面關閉膿腔，不然一旦弄壞了上次補好的地方，我絕不可能再次修複它。
蘇菲心髒的這部分之所以沒解體，全靠這塊人與牛的複雜聚合體。
我插進插管，火速給她再次連上了心肺機。
我打算先清空她的心髒，再擡起來觀察。
接着我又用心髒停搏液讓它變得低溫、遲緩，看起來就像是屠夫砧闆上的一顆心。
這一次，當我将它擡起時，背面的那塊凸起就一目了然了。
肌肉蛋白已經被細菌的酶溶解了，抗生素沒能保護它不受液化，于是膿腫不斷擴大。
我請人在一根大針上穿好縫線，想嘗試把健康肌肉的邊緣縫合起來。
我知道冠狀動脈回旋支應該在什麼地方，但它已經淹沒在這片炎症沼澤之中，我根本看不到。
我判斷這團軟糊糊邊緣的一些組織還沒有受到感染，于是沿這裡把縫線深深地埋了進去。
打結時我有點擔心，生怕縫合材料切斷心肌，那樣後果會不堪設想。
這時心髒不再出血了，因為裡面已經清空，也沒有了壓力。
果不其然，那塊凸起也消失了。
當我讓血液流回心髒時，它先是一陣蠕動，接着再度收縮起來。
然而透過心電圖，我卻看出我們有麻煩了：那圖形不是離散的棘波，而是圓形的丘陵，這正是心肌缺血的标志。
我知道，這意味着我的縫線封鎖住了那條關鍵的冠狀動脈。
我的心頭湧起了一連串符合這個場景的粗口，但是為大家着想，我還是閉上了嘴。
這樣下去蘇菲肯定會死于心髒病發作。
我必須拆掉剛剛的縫線，從頭開始修補。
“凸出部之役”（BattleoftheBulge）[即“阿登戰役”，二戰末期發生在法、比、盧交界處的著名戰役，由德軍發起。
“凸出部之役”是盟軍的叫法，指德軍在戰役初始時迅猛突入盟軍防線，形成了一個“凸出部”。
最終，盟軍取得勝利。
蘇菲身上的“凸起”，英文也是bulge。
]，第二回合，開始！ 我們又給了一些低溫心髒停搏液，然後我再次拿起心髒，小心地剪斷、抽出縫線，換一個角度，用新線再度縫合——這次距離我判斷的冠狀動脈位置要更遠一些。
對于這處要決定她生死的縫合，我還是有些心虛，于是又上了道雙保險：在縫合部位又塗了一層生物膠水，并蓋上一塊止血貼，就像補褲子上的一個破洞似的。
這下心電圖正常了——它變成了多洛米蒂山群峰那樣的一個個棘波，不再是布雷肯比肯斯國家公園的鲸背丘了
阿徹帶我去見了那對已經離婚的父母，他們各自帶着自己的新伴侶。
這時幾個人全都依偎在一起，尋求心理安慰，每個人都害怕會出現最壞的結果。
我這個人沒有必勝的信念，也從來不想扮演上帝。
但是，患者的父母的确渴望從操刀手術的人那裡得到安慰。
我自己也當過患者家屬，當時我的一位家人接受了心髒手術，我同樣急切地想聽醫生對我說“一切都好”。
所以我就對他們說了這幾個字。
但在内心深處，我又不禁嘀咕蘇菲的心肌裡會不會還有一個膿腫——我在左心室壁的修補點下方看見了一塊反常的凸起。
我已經清出了一些膿液，也盼着傷口愈合，但這些葡萄球菌實在是兇惡得很。
等我回到手術室，我的主治醫已經關好了胸，蘇菲正從裡面被推出來。
我還需要在她的病曆上畫出手術步驟，好讓别人明白我們做了什麼。
然後，可憐的女孩住進了ICU，我這個英雄也回了家，那個情況複雜的小家庭則輪流坐在蘇菲的病床邊守夜，愛着她，等她康複。
他們重新燃起了希望，恐懼暫時消散。
我在第二天清晨六點半就回到了她的身邊。
那時我們沒有别的小兒心外科醫生，沒有别人能挑起這一攤，也沒有什麼值班不值班或日班夜班的區别。
但凡出了什麼問題，都隻有我一個人扛着。
昨晚蘇菲情況穩定，她媽媽守在她身邊，握着她的手，不願讓她離開。
但她的體溫又上來了。
我們捅了葡萄球菌的老巢，它們生氣了。
那可是幾十上百億的細菌。
蘇菲仍在依賴強力的血管加壓藥來維持必要的血壓，她的腎髒也不再産生尿液。
這天上午，阿徹又給她做了一次超聲檢查。
左心室工作正常，二尖瓣看起來也不錯。
心髒周圍淤積了一些血液和血塊，這沒什麼，在這個階段總有一些的。
之後的48小時裡，蘇菲的情況一直很穩定，我們就撤掉了呼吸機。
又過了一天，她搬進了名為“梅蘭妮”的青少年病房，重新住上了單人間。
她的體溫仍然起伏不定，我們認為這是補體激活導緻的——就是我在阿拉巴馬州的重大發現。
3月4日中午11點35分。
梅蘭妮病房給我發了“危急呼叫”。
在接受緊急手術的一周後，蘇菲突然毫無預兆地栽倒了，幸好母親菲奧娜正在病房裡。
她臉朝下趴在地上，沒有脈搏，沒有呼吸。
小兒搶救團隊沖進來給她做心髒按壓。
麻醉醫生徒手擠壓黑色氣囊，往她的肺裡充入氧氣。
靜脈注射腎上腺素後，她的血壓略有回升，時間上剛好夠做一次快速超聲心動圖。
圖像顯示她的心包裡積滿了血。
那顆小心髒受到擠壓，無法充入血液。
更糟的是，她心壁上本該是肌肉的地方還出現了一個洞。
一個膿腔在新補的瓣膜的正下方破裂了，我最擔心的情況成了現實。
心内科的主治醫師嘗試用針管吸出血液，但針頭很快就被凝血堵塞。
這時，蘇菲的心跳再次停止，需要繼續做心髒按壓。
這位女主治醫師一個電話打到了我的辦公室。
我隻說了句立刻把蘇菲送進手術室，因為如果我去病房給她開胸，她肯定會死。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必須馬上給她連上心肺機。
我能在頭腦中輕易想象出那個破裂的膿腔，頭一次擔心自己會搞不定。
我甚至懷疑她撐不到躺上手術台，這念頭讓我不由得一陣揪心。
我希望她能趕到，但内心毫無把握。
多虧了反複靜脈注射腎上腺素和間歇性的心髒按壓，蘇菲最終趕到了手術室，而且時間正好卡在我同事計劃的兩台手術之間，看來上帝一定在她的肩頭守護着她。
她被直接送上了手術台，我已經刷手完畢，等在旁邊。
我們匆匆劃開皮膚上的縫線，剪斷固定胸骨的鋼絲，然後我粗暴地扯出鋼絲，裝好并撐起牽開器。
這顆心髒已經被血塊包裹，形成了一團紫色的凝膠狀物質，仿佛一隻新鮮的肝髒——我必須徒手把這些東西從胸腔裡舀出來，才能讓心髒再次充入并射出血液。
在藥物的作用下，心髒像打闆似的跳動起來，但是鮮血突然從後面湧出，灌滿了心包。
必須得找到出血點在哪兒。
我懷疑二尖瓣下方的那處膿腫已經侵蝕了心室壁，心肌本身恐怕也已經軟爛，固定不住縫線了。
真是噩夢般的場景。
麻醉醫師放在她食管裡的超聲探頭證實了我最嚴重的擔憂：在重要的冠狀動脈回旋支下方，一個破爛的膿腔撕開了心室壁。
我耳聞目睹過成百上千個細菌性心内膜炎病例，還從來沒遇過這種情況，也沒在外科期刊上讀到過。
這台手術注定要摸着石頭過河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要是我上次植入的是一塊梆梆硬的人工瓣膜，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間的脆弱連接應該已經整個解體，再也無法恢複。
至少我補的那片瓣膜還是完好的。
看現在這情形，我顯然應該嘗試從心髒外面關閉膿腔，不然一旦弄壞了上次補好的地方，我絕不可能再次修複它。
蘇菲心髒的這部分之所以沒解體，全靠這塊人與牛的複雜聚合體。
我插進插管，火速給她再次連上了心肺機。
我打算先清空她的心髒，再擡起來觀察。
接着我又用心髒停搏液讓它變得低溫、遲緩，看起來就像是屠夫砧闆上的一顆心。
這一次，當我将它擡起時，背面的那塊凸起就一目了然了。
肌肉蛋白已經被細菌的酶溶解了，抗生素沒能保護它不受液化，于是膿腫不斷擴大。
我請人在一根大針上穿好縫線，想嘗試把健康肌肉的邊緣縫合起來。
我知道冠狀動脈回旋支應該在什麼地方，但它已經淹沒在這片炎症沼澤之中，我根本看不到。
我判斷這團軟糊糊邊緣的一些組織還沒有受到感染，于是沿這裡把縫線深深地埋了進去。
打結時我有點擔心，生怕縫合材料切斷心肌，那樣後果會不堪設想。
這時心髒不再出血了，因為裡面已經清空，也沒有了壓力。
果不其然，那塊凸起也消失了。
當我讓血液流回心髒時，它先是一陣蠕動，接着再度收縮起來。
然而透過心電圖，我卻看出我們有麻煩了：那圖形不是離散的棘波，而是圓形的丘陵，這正是心肌缺血的标志。
我知道，這意味着我的縫線封鎖住了那條關鍵的冠狀動脈。
我的心頭湧起了一連串符合這個場景的粗口，但是為大家着想，我還是閉上了嘴。
這樣下去蘇菲肯定會死于心髒病發作。
我必須拆掉剛剛的縫線，從頭開始修補。
“凸出部之役”（BattleoftheBulge）[即“阿登戰役”，二戰末期發生在法、比、盧交界處的著名戰役，由德軍發起。
“凸出部之役”是盟軍的叫法，指德軍在戰役初始時迅猛突入盟軍防線，形成了一個“凸出部”。
最終，盟軍取得勝利。
蘇菲身上的“凸起”，英文也是bulge。
]，第二回合，開始！ 我們又給了一些低溫心髒停搏液，然後我再次拿起心髒，小心地剪斷、抽出縫線，換一個角度，用新線再度縫合——這次距離我判斷的冠狀動脈位置要更遠一些。
對于這處要決定她生死的縫合，我還是有些心虛，于是又上了道雙保險：在縫合部位又塗了一層生物膠水，并蓋上一塊止血貼，就像補褲子上的一個破洞似的。
這下心電圖正常了——它變成了多洛米蒂山群峰那樣的一個個棘波，不再是布雷肯比肯斯國家公園的鲸背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