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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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扛着他的長柄鐮刀，不知疲倦地巡行在醫院的走廊中，希望我把手術搞砸。
有時我确實會搞砸，多數時候不會，但我從未不戰而降地放棄任何一位病人。
我的信條是溫斯頓·丘吉爾在二戰的黑暗歲月裡對國民說的那句話：“我們決不投降。
”溫斯頓的墓地就位于我在布倫海姆莊園繞圈慢跑路線的中點——或許應該叫“繞圈蹒跚”吧，我這把年紀已經跑不動了。
經過那裡時，我會坐在長凳上和他說一會兒話，那張長凳由波蘭抵抗運動捐贈。
墓碑前一年四季總有花束，常常能見到“希望永無窮盡”的留言。
希望我是有的，我的病人們也有，他們所愛的人也有。
在醫院裡，愛、希望和勝利是彼此陪伴的親密盟友，失望和悲傷則險惡地潛伏在兩側——有時就在我的手術台下。
這兩種結果天差地别，其中的變數就在于技術、韌性和不懈的努力。
如今，這“光榮三劍客”還繼續存在于世嗎？ 那是一個寒冷凄涼的二月早晨，我剛做完一台主動脈瓣置換手術，正要讓病人脫離心肺機。
這時，一個金發女護士從手術室門口探進頭來。
要找我的是小兒心内科的主治醫師，他問我能不能直接去一下小兒ICU，那裡現在情況危急。
我手頭的病人已經恢複了有力的心跳，于是我讓助手過來接替。
我心中升起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退後幾步，脫下結滿血痂的手套。
“要不是緊急情況，你們給我等着。
”我隻能說出這麼一句。
我的主治醫師手活兒可靠，但慘痛的教訓告訴我，現在不是我離開的恰當時機。
從這裡到ICU隻要走一條不到一百米的直線通道，途中會經過急診部。
那位信使現在一路小跑，動作迅速，看得出她心裡相當緊張。
等我走到病房門口時，她已經扶住了那道重門，裡面的護士長一把拉開隔在家屬等候室和内間密室之間的第二道擺門。
她們的意思很清楚：我們要你快點來，你怎麼磨蹭到現在？ 病床四周拉起了綠色手術巾圍成的簾子，但是透過簾子的縫隙還是可以看見裡面急促的活動，那畫面明顯透出死亡的氣息。
有人大聲說道：“他來了。
”但是誰也沒擡頭看。
他們都在忙着搶救蘇菲——一名消瘦的15歲少女，皮膚像死了一樣蒼白。
麻醉醫師、心内科醫師和兒科醫師，一群人正擠在她的身體周圍。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從心髒正上方紮入胸膛的那根粗針。
一支大号針管正從裡面抽出混合着大量血液的積液，再通過一個三通管把這些積液推進一隻塑料袋裡。
目前抽出的積液已經達到半升，先前它們一直壓迫着女孩的心室。
麻醉醫師正有節奏地擠壓着一隻黑色橡膠氣囊，将氧氣通過波紋塑料管送進從女孩喉頭伸出的管道，再吹進她僵硬的肺部。
我本能地望向心髒監護器的屏幕。
她的心率是每分鐘130下，太快太快了；血壓隻有正常值的一半，但這問題不大——偏低總比沒有強。
幸好女孩已經深度昏迷，對那根穿透她胸部的粗針毫無知覺。
死神在試圖将她帶走，但搶救團隊不肯放人。
她之前已經經曆了幾場小規模“沖突”，但真正的戰鬥這才開始。
桌面上就放着攤開的棕色病曆夾，裡面的第一條記錄是她最早被送去的區綜合醫院寫的： 2月16日周日晚11點。
發熱，頸部僵硬，頭痛，肌肉痛。
周六下午出現膝關節、肘關節疼痛。
睡眠後未好轉。
當晚去爸爸家，測得體溫40攝氏度。
頭痛加劇，開始嘔吐，全身疼痛。
昨卧床休息。
今服200毫克布洛芬四粒，頭痛又加劇，嘔吐三次。
目前頸部僵硬，四肢疼痛。
心率104。
血壓95/50。
診斷為病毒感染，已排除腦膜炎。
瞳孔正常。
好像這還不夠慘似的，她接着還強忍着接受了三次失敗的腰椎穿刺，經手的都是初級醫生。
這樣做是為了從椎管中提取腦脊液樣本，就是這種液體包圍着大腦。
如果她得了腦膜炎，這種清澈的液體就會因為充斥白細胞而變得渾濁，最嚴重時會呈乳糜狀，裡面充滿細菌。
我在查令十字醫院當住院醫時曾做過許多例腰椎穿刺：用一根長針，這裡戳戳那裡刺刺，努力在患有關節炎的脊椎骨上找到一條狹縫。
病人很讨厭這個，我也很讨厭，但最後我總能成功抽出脊液。
病人的生死常常取決于此。
但給蘇菲做診療的那幾個醫生失敗了，放棄了，這是不可原諒的。
如果真是腦膜炎的話，她現在已經死了。
他們換了一種做法：在她的手臂上插了根輸液針給她補液，也抽出她的血液做培養，好看看血流中是否有細菌。
在之後的12個小時裡，蘇菲的病情危重起來。
他們給她輸了抗生素，但由于沒有分離出細菌，這些治療隻是基于猜測，她的情況也越來越差。
次日晚上，她的血壓開始跌落，心率卻攀升至120。
她被轉到了區醫院的冠心病監護病房，接着又被救護車轉到了我們牛津的小兒ICU。
她出現了膿毒症休克，要用強力升壓藥才能将血壓維持在60毫米汞柱以上。
到了早晨，細菌學實驗室報告她血液中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大量增加——這種常見微生物在皮膚上有很多，而一旦進入血流卻會極其危險。
就在這時，她的右手手背上出現了一塊又熱又痛的紅腫，被重症監護醫生診斷為膿毒性關節炎。
當天晚上，一名ICU的主治醫師給她做了緊急心髒超聲檢查，但認為并沒有發現值得注意的情況。
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發現她體内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對青黴素有耐藥性，于是更換了抗生素治療方案。
蘇菲開始變得氣短，還出現了幻覺。
緊急X光片顯示她兩側胸腔都有圍繞着肺部的毛邊狀陰影和積液。
第二天上午，幾個整形外科醫生決定從她感染的手背上抽出膿汁，他們認為那就是血液感染的源頭。
又或者是血液感染導緻了膿毒性關節炎？這個已經說不清了，因為唯一一張及時拍下的X光片和那晚的“外行”超聲，都沒有拍到要點。
由于她已經病得很重，這次手術隻做了局部麻醉，這把可憐的蘇菲搞得相當慘——說慘都算輕了。
果然，從關節處抽出的液體中培養出了相同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阿徹大夫又給她做了一次心髒超聲，結果顯示心髒周圍滿是積液。
她已經開始貧血，需要更多的靜脈補液才能維持住血壓，此外，她的體溫也仍在上沖下落，就像一個緊張日子裡的華爾街股市。
蘇菲來到牛津一周之後，阿徹大夫在她的心髒裡聽見了新的雜音。
超聲心動圖顯示她的二尖瓣正在滲漏，心髒周圍也出現了更多積液。
随着回聲密度增強，這些液體變得越來越像膿汁，她的貧血也變得極其嚴重，到了要輸血的地步。
她的那個焦慮的小家庭聚到了病床周圍。
雖然已經使用了大量抗生素，蘇菲的病情依然危重。
她的母親菲奧娜和姐姐露西已經做好了失去她的思想準備，并搬進了醫院的一個房間裡。
他們給她用了更多的抗生素，輸了更多的液，吊了更多維持血壓的藥物，但情況始終不見改善。
随着體溫不斷波動，她陷入了嚴重的谵妄和可怕的夜間幻覺之中。
孩子都病到這種程度了，卻還沒有一個明确的診斷？ 第二天早晨，她的情況出現了災難性的惡化，我也正是因此被叫到了她的床邊。
蘇菲終于迎來了終末期心血管崩潰和
有時我确實會搞砸，多數時候不會，但我從未不戰而降地放棄任何一位病人。
我的信條是溫斯頓·丘吉爾在二戰的黑暗歲月裡對國民說的那句話：“我們決不投降。
”溫斯頓的墓地就位于我在布倫海姆莊園繞圈慢跑路線的中點——或許應該叫“繞圈蹒跚”吧，我這把年紀已經跑不動了。
經過那裡時，我會坐在長凳上和他說一會兒話，那張長凳由波蘭抵抗運動捐贈。
墓碑前一年四季總有花束，常常能見到“希望永無窮盡”的留言。
希望我是有的，我的病人們也有，他們所愛的人也有。
在醫院裡，愛、希望和勝利是彼此陪伴的親密盟友，失望和悲傷則險惡地潛伏在兩側——有時就在我的手術台下。
這兩種結果天差地别，其中的變數就在于技術、韌性和不懈的努力。
如今，這“光榮三劍客”還繼續存在于世嗎？ 那是一個寒冷凄涼的二月早晨，我剛做完一台主動脈瓣置換手術，正要讓病人脫離心肺機。
這時，一個金發女護士從手術室門口探進頭來。
要找我的是小兒心内科的主治醫師，他問我能不能直接去一下小兒ICU，那裡現在情況危急。
我手頭的病人已經恢複了有力的心跳，于是我讓助手過來接替。
我心中升起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退後幾步，脫下結滿血痂的手套。
“要不是緊急情況，你們給我等着。
”我隻能說出這麼一句。
我的主治醫師手活兒可靠，但慘痛的教訓告訴我，現在不是我離開的恰當時機。
從這裡到ICU隻要走一條不到一百米的直線通道，途中會經過急診部。
那位信使現在一路小跑，動作迅速，看得出她心裡相當緊張。
等我走到病房門口時，她已經扶住了那道重門，裡面的護士長一把拉開隔在家屬等候室和内間密室之間的第二道擺門。
她們的意思很清楚：我們要你快點來，你怎麼磨蹭到現在？ 病床四周拉起了綠色手術巾圍成的簾子，但是透過簾子的縫隙還是可以看見裡面急促的活動，那畫面明顯透出死亡的氣息。
有人大聲說道：“他來了。
”但是誰也沒擡頭看。
他們都在忙着搶救蘇菲——一名消瘦的15歲少女，皮膚像死了一樣蒼白。
麻醉醫師、心内科醫師和兒科醫師，一群人正擠在她的身體周圍。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從心髒正上方紮入胸膛的那根粗針。
一支大号針管正從裡面抽出混合着大量血液的積液，再通過一個三通管把這些積液推進一隻塑料袋裡。
目前抽出的積液已經達到半升，先前它們一直壓迫着女孩的心室。
麻醉醫師正有節奏地擠壓着一隻黑色橡膠氣囊，将氧氣通過波紋塑料管送進從女孩喉頭伸出的管道，再吹進她僵硬的肺部。
我本能地望向心髒監護器的屏幕。
她的心率是每分鐘130下，太快太快了；血壓隻有正常值的一半，但這問題不大——偏低總比沒有強。
幸好女孩已經深度昏迷，對那根穿透她胸部的粗針毫無知覺。
死神在試圖将她帶走，但搶救團隊不肯放人。
她之前已經經曆了幾場小規模“沖突”，但真正的戰鬥這才開始。
桌面上就放着攤開的棕色病曆夾，裡面的第一條記錄是她最早被送去的區綜合醫院寫的： 2月16日周日晚11點。
發熱，頸部僵硬，頭痛，肌肉痛。
周六下午出現膝關節、肘關節疼痛。
睡眠後未好轉。
當晚去爸爸家，測得體溫40攝氏度。
頭痛加劇，開始嘔吐，全身疼痛。
昨卧床休息。
今服200毫克布洛芬四粒，頭痛又加劇，嘔吐三次。
目前頸部僵硬，四肢疼痛。
心率104。
血壓95/50。
診斷為病毒感染，已排除腦膜炎。
瞳孔正常。
好像這還不夠慘似的，她接着還強忍着接受了三次失敗的腰椎穿刺，經手的都是初級醫生。
這樣做是為了從椎管中提取腦脊液樣本，就是這種液體包圍着大腦。
如果她得了腦膜炎，這種清澈的液體就會因為充斥白細胞而變得渾濁，最嚴重時會呈乳糜狀，裡面充滿細菌。
我在查令十字醫院當住院醫時曾做過許多例腰椎穿刺：用一根長針，這裡戳戳那裡刺刺，努力在患有關節炎的脊椎骨上找到一條狹縫。
病人很讨厭這個，我也很讨厭，但最後我總能成功抽出脊液。
病人的生死常常取決于此。
但給蘇菲做診療的那幾個醫生失敗了，放棄了，這是不可原諒的。
如果真是腦膜炎的話，她現在已經死了。
他們換了一種做法：在她的手臂上插了根輸液針給她補液，也抽出她的血液做培養，好看看血流中是否有細菌。
在之後的12個小時裡，蘇菲的病情危重起來。
他們給她輸了抗生素，但由于沒有分離出細菌，這些治療隻是基于猜測，她的情況也越來越差。
次日晚上，她的血壓開始跌落，心率卻攀升至120。
她被轉到了區醫院的冠心病監護病房，接着又被救護車轉到了我們牛津的小兒ICU。
她出現了膿毒症休克，要用強力升壓藥才能将血壓維持在60毫米汞柱以上。
到了早晨，細菌學實驗室報告她血液中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大量增加——這種常見微生物在皮膚上有很多，而一旦進入血流卻會極其危險。
就在這時，她的右手手背上出現了一塊又熱又痛的紅腫，被重症監護醫生診斷為膿毒性關節炎。
當天晚上，一名ICU的主治醫師給她做了緊急心髒超聲檢查，但認為并沒有發現值得注意的情況。
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發現她體内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對青黴素有耐藥性，于是更換了抗生素治療方案。
蘇菲開始變得氣短，還出現了幻覺。
緊急X光片顯示她兩側胸腔都有圍繞着肺部的毛邊狀陰影和積液。
第二天上午，幾個整形外科醫生決定從她感染的手背上抽出膿汁，他們認為那就是血液感染的源頭。
又或者是血液感染導緻了膿毒性關節炎？這個已經說不清了，因為唯一一張及時拍下的X光片和那晚的“外行”超聲，都沒有拍到要點。
由于她已經病得很重，這次手術隻做了局部麻醉，這把可憐的蘇菲搞得相當慘——說慘都算輕了。
果然，從關節處抽出的液體中培養出了相同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阿徹大夫又給她做了一次心髒超聲，結果顯示心髒周圍滿是積液。
她已經開始貧血，需要更多的靜脈補液才能維持住血壓，此外，她的體溫也仍在上沖下落，就像一個緊張日子裡的華爾街股市。
蘇菲來到牛津一周之後，阿徹大夫在她的心髒裡聽見了新的雜音。
超聲心動圖顯示她的二尖瓣正在滲漏，心髒周圍也出現了更多積液。
随着回聲密度增強，這些液體變得越來越像膿汁，她的貧血也變得極其嚴重，到了要輸血的地步。
她的那個焦慮的小家庭聚到了病床周圍。
雖然已經使用了大量抗生素，蘇菲的病情依然危重。
她的母親菲奧娜和姐姐露西已經做好了失去她的思想準備，并搬進了醫院的一個房間裡。
他們給她用了更多的抗生素，輸了更多的液，吊了更多維持血壓的藥物，但情況始終不見改善。
随着體溫不斷波動，她陷入了嚴重的谵妄和可怕的夜間幻覺之中。
孩子都病到這種程度了，卻還沒有一個明确的診斷？ 第二天早晨，她的情況出現了災難性的惡化，我也正是因此被叫到了她的床邊。
蘇菲終于迎來了終末期心血管崩潰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