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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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還是我。
真希望時光可以倒流。
我不想讓這姑娘獨自回房間，都沒個人說話。
她需要喝一杯，我也是。
在這裡唯一能找到非法酒精的地方就是醫生公寓，于是我決定在天黑之後把朱莉偷偷帶回我的房間。
當我向她解釋她需要AZT，而沙特阿拉伯沒有時，她把身子蜷成一團，一句話都不說。
她原本在悉尼的聖文森特醫院工作，共事過的幾位心外科醫生我也認識，于是我決定在去機場的路上給他們打電話。
他們會照顧好她的。
我們會幫她安排機票，她要做的就是收拾好行李。
從今往後，HIV感染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她頭頂，未來她還會再來沙特嗎？我想可能不會了。
這可憐的孩子，早晨來上班時還活力充沛，隻因為在圓凳上一個搖晃，就要面臨一生的忐忑。
在當時，剛出版的美國治療方案建議感染者在服用最初四周的抗病毒藥物後，還要再接受六個月的連續HIV檢測。
此外還有“輔導”（counselling），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在這六個月裡，朱莉可能是HIV陽性，也可能是陰性，而對結果的等待會占據她清醒的每一個小時。
就這樣，那一夜，我和朱莉憑着一瓶酒安頓了下來，我做了我對病人一向會做的事：跟她說感染的風險很低，明天早晨她就會好受一些。
更何況她很快就要坐商務艙回家了。
我心想，這也實在算不上什麼安慰，而且要是被人發現她和我共處一室，我們兩個都會坐牢——或者更糟。
在之後的幾年裡，我都盡力和朱莉保持聯系。
悉尼的抗病毒治療使她一連幾周都非常難受，她原本的快樂生活和開朗性格也被自我孤立和抑郁取代。
她再也不想看到手術室裡面的樣子了。
她開始大量飲酒，逃避人際關系，錢用完時隻能去商店偷竊。
雖然她始終沒有檢測出HIV陽性，但那次針刺以及對艾滋病的恐懼幾乎摧毀了她。
還好，沒有真的摧毀。
十年後，我在墨爾本的一次會議上和她不期而遇，她在那裡當了心衰護士。
她在醫院的項目公告上看見了我的名字，就特别想來告訴我，她的生活已重新開始。
這是一次充滿感情的重逢，因為我始終沒能原諒自己用那根鋒利的鋼針犯下的無心之過。
我們開了一瓶上好的血紅色澳洲梅洛酒。
我講了牛津的“刺刀護士”，她哈哈大笑。
回想起那個可怕的夜晚，那瓶糟糕的吉達“果汁”和那隻血淋淋的手，和現在比簡直天壤之别。
那次手術後才幾個月，菲利普就因為艾滋病死了。
在英國，有許多血友病人因為血液制品而接觸了HIV病毒，其中有1056人檢出HIV陽性，31人發展成了典型艾滋病，23人死亡。
要不是因為血液制品行業和同性戀群體反對美國疾控中心（CDC）在1982年搜集的證據，許多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那次事故之後，我繼續堅持讓牛津的所有心外手術病人都接受肝炎和HIV檢測，想将這定為常例。
這個建議很快就碰了壁。
我們在平素的工作中都會開展大量的血液檢測，但檢測那些危險的病毒卻必須有病人的明确同意。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病人攜帶的可能威脅生命的疾病，與他們的個人習慣有關，而人們覺得這些習慣是不能讓别人知道的。
看來我手術室裡的同事真是一點權利也沒有。
我并不想歧視或拒診血清檢測為陽性的患者，但我希望像朱莉這樣的一線醫護能有機會保護自己，或幹脆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參與一台手術。
在我看來，對每一個我們會接觸他血液的人都開展檢測，非常正當，我始終堅持這個觀點。
在我看來，得到保護的手術團隊可以造福所有患者，所以，如果我們的體制還不準備對病人開展常規檢測，那麼我也不會同意他們每年檢測我有沒有肝炎。
這在我和醫務主任之間引發了一場争吵，他隻關心醫院的政策和那些混蛋規章制度，唯獨不在乎我這支團隊的福利。
還有全國醫學總會的官老爺們，他們坐在安全的辦公桌後面宣稱：“僅僅為了醫療工作者的福利就對患者開展血清檢測不符合法律要求。
”但如果那些天天浴血奮戰的護士或灌注師無意間從一個未經血清檢測的陽性個體那裡感染了肝炎或艾滋病，他們就有可能将病毒再傳給别人——配偶、子女，甚至别的病人。
讓我們對自己面臨的風險蒙在鼓裡，沒有任何好處。
因此我威脅說，要拒診各類血清較有可能為陽性的病人，并宣稱此舉是為了公衆利益着想。
大家都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但是不用說，這個威脅沒有效果，相當于在牛津辯論會上耍耍嘴皮子。
與此同時，HIV引起的恐慌仍在散播。
那些每天接觸血液、銳器和複雜設備的人必須得到保護。
這些年來，我還是給不少HIV陽性的病人做了手術，從不穿太空服那樣的防護服或戴雙層手套。
我感覺自己必須讓一切都盡量維持常态，因為人一旦變得緊張激動就容易出錯。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僅僅在2000年一年，針刺傷就在醫務人員中造成了數萬例感染，其中有66000例乙肝、16000例丙肝和1000例HIV。
攜帶乙肝病毒的針，有10%最終感染了被刺傷者，而丙肝的感染風險不到2%，HIV隻有0.3%。
盡管如此，終末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具有極強的傳染性。
所以朱莉算幸運的。
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療和預後在過去25年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對那些被針刺傷的人來說，刺傷後的預防仍是一套麻煩、忐忑和不愉快的過程。
我雖然在職業生涯中被針刺傷了幾百回，但終究還是“安全”退休了。
“刺刀護士阿伊琳”還在高級護士長的位置上奮戰着。
直到2018年10月，官方才對媒體口中的“國民保健服務史上最嚴重醫療災難”展開調查。
調查程序始于被HIV和肝炎感染的人提供的證詞。
在法庭上播放的一段錄像中，一名男子講述了自己在43歲那年發現了自己在童年時就感染了丙肝，那時他膝蓋腫脹，被誤診為血友病，随後被注射了一劑受污染的血液制品。
這個發現讓他感覺自己的人生整個毀了。
還有一名女子說她從先夫那裡感染了艾滋病，而丈夫生前是血友病患者。
“有人不讓我們發聲，我們隻好沉默。
”她如是說。
還有多達3萬名患者因為簡單的輸血而受了感染。
他們接受的全血或血液制品來自美國的10萬名有償捐獻者，其中有許多都來自監獄服刑人員或是高風險群體。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為NHS很難滿足病人的治療需求——又是一個資源不足的問題。
這就造成了在20多年間，有大約5000名血友病及其他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受到感染，其中有半數最終死去。
英國政府的法律團隊也承認“顯然是本來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
資深律師埃莉諾·格雷（EleanorGray）曾代表英格蘭衛生和社會保障部表示：“我們很抱歉，這些事原本不該發生。
”這話還是去對菲利普的母親說吧，還有對澳大利亞的朱莉，或者對我以及成千上萬名因隐瞞的醜聞而依舊面臨感染風險的NHS下屬醫護去說吧。
真希望時光可以倒流。
我不想讓這姑娘獨自回房間，都沒個人說話。
她需要喝一杯，我也是。
在這裡唯一能找到非法酒精的地方就是醫生公寓，于是我決定在天黑之後把朱莉偷偷帶回我的房間。
當我向她解釋她需要AZT，而沙特阿拉伯沒有時，她把身子蜷成一團，一句話都不說。
她原本在悉尼的聖文森特醫院工作，共事過的幾位心外科醫生我也認識，于是我決定在去機場的路上給他們打電話。
他們會照顧好她的。
我們會幫她安排機票，她要做的就是收拾好行李。
從今往後，HIV感染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她頭頂，未來她還會再來沙特嗎？我想可能不會了。
這可憐的孩子，早晨來上班時還活力充沛，隻因為在圓凳上一個搖晃，就要面臨一生的忐忑。
在當時，剛出版的美國治療方案建議感染者在服用最初四周的抗病毒藥物後，還要再接受六個月的連續HIV檢測。
此外還有“輔導”（counselling），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在這六個月裡，朱莉可能是HIV陽性，也可能是陰性，而對結果的等待會占據她清醒的每一個小時。
就這樣，那一夜，我和朱莉憑着一瓶酒安頓了下來，我做了我對病人一向會做的事：跟她說感染的風險很低，明天早晨她就會好受一些。
更何況她很快就要坐商務艙回家了。
我心想，這也實在算不上什麼安慰，而且要是被人發現她和我共處一室，我們兩個都會坐牢——或者更糟。
在之後的幾年裡，我都盡力和朱莉保持聯系。
悉尼的抗病毒治療使她一連幾周都非常難受，她原本的快樂生活和開朗性格也被自我孤立和抑郁取代。
她再也不想看到手術室裡面的樣子了。
她開始大量飲酒，逃避人際關系，錢用完時隻能去商店偷竊。
雖然她始終沒有檢測出HIV陽性，但那次針刺以及對艾滋病的恐懼幾乎摧毀了她。
還好，沒有真的摧毀。
十年後，我在墨爾本的一次會議上和她不期而遇，她在那裡當了心衰護士。
她在醫院的項目公告上看見了我的名字，就特别想來告訴我，她的生活已重新開始。
這是一次充滿感情的重逢，因為我始終沒能原諒自己用那根鋒利的鋼針犯下的無心之過。
我們開了一瓶上好的血紅色澳洲梅洛酒。
我講了牛津的“刺刀護士”，她哈哈大笑。
回想起那個可怕的夜晚，那瓶糟糕的吉達“果汁”和那隻血淋淋的手，和現在比簡直天壤之别。
那次手術後才幾個月，菲利普就因為艾滋病死了。
在英國，有許多血友病人因為血液制品而接觸了HIV病毒，其中有1056人檢出HIV陽性，31人發展成了典型艾滋病，23人死亡。
要不是因為血液制品行業和同性戀群體反對美國疾控中心（CDC）在1982年搜集的證據，許多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那次事故之後，我繼續堅持讓牛津的所有心外手術病人都接受肝炎和HIV檢測，想将這定為常例。
這個建議很快就碰了壁。
我們在平素的工作中都會開展大量的血液檢測，但檢測那些危險的病毒卻必須有病人的明确同意。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病人攜帶的可能威脅生命的疾病，與他們的個人習慣有關，而人們覺得這些習慣是不能讓别人知道的。
看來我手術室裡的同事真是一點權利也沒有。
我并不想歧視或拒診血清檢測為陽性的患者，但我希望像朱莉這樣的一線醫護能有機會保護自己，或幹脆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參與一台手術。
在我看來，對每一個我們會接觸他血液的人都開展檢測，非常正當，我始終堅持這個觀點。
在我看來，得到保護的手術團隊可以造福所有患者，所以，如果我們的體制還不準備對病人開展常規檢測，那麼我也不會同意他們每年檢測我有沒有肝炎。
這在我和醫務主任之間引發了一場争吵，他隻關心醫院的政策和那些混蛋規章制度，唯獨不在乎我這支團隊的福利。
還有全國醫學總會的官老爺們，他們坐在安全的辦公桌後面宣稱：“僅僅為了醫療工作者的福利就對患者開展血清檢測不符合法律要求。
”但如果那些天天浴血奮戰的護士或灌注師無意間從一個未經血清檢測的陽性個體那裡感染了肝炎或艾滋病，他們就有可能将病毒再傳給别人——配偶、子女，甚至别的病人。
讓我們對自己面臨的風險蒙在鼓裡，沒有任何好處。
因此我威脅說，要拒診各類血清較有可能為陽性的病人，并宣稱此舉是為了公衆利益着想。
大家都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但是不用說，這個威脅沒有效果，相當于在牛津辯論會上耍耍嘴皮子。
與此同時，HIV引起的恐慌仍在散播。
那些每天接觸血液、銳器和複雜設備的人必須得到保護。
這些年來，我還是給不少HIV陽性的病人做了手術，從不穿太空服那樣的防護服或戴雙層手套。
我感覺自己必須讓一切都盡量維持常态，因為人一旦變得緊張激動就容易出錯。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僅僅在2000年一年，針刺傷就在醫務人員中造成了數萬例感染，其中有66000例乙肝、16000例丙肝和1000例HIV。
攜帶乙肝病毒的針，有10%最終感染了被刺傷者，而丙肝的感染風險不到2%，HIV隻有0.3%。
盡管如此，終末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具有極強的傳染性。
所以朱莉算幸運的。
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療和預後在過去25年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對那些被針刺傷的人來說，刺傷後的預防仍是一套麻煩、忐忑和不愉快的過程。
我雖然在職業生涯中被針刺傷了幾百回，但終究還是“安全”退休了。
“刺刀護士阿伊琳”還在高級護士長的位置上奮戰着。
直到2018年10月，官方才對媒體口中的“國民保健服務史上最嚴重醫療災難”展開調查。
調查程序始于被HIV和肝炎感染的人提供的證詞。
在法庭上播放的一段錄像中，一名男子講述了自己在43歲那年發現了自己在童年時就感染了丙肝，那時他膝蓋腫脹，被誤診為血友病，随後被注射了一劑受污染的血液制品。
這個發現讓他感覺自己的人生整個毀了。
還有一名女子說她從先夫那裡感染了艾滋病，而丈夫生前是血友病患者。
“有人不讓我們發聲，我們隻好沉默。
”她如是說。
還有多達3萬名患者因為簡單的輸血而受了感染。
他們接受的全血或血液制品來自美國的10萬名有償捐獻者，其中有許多都來自監獄服刑人員或是高風險群體。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為NHS很難滿足病人的治療需求——又是一個資源不足的問題。
這就造成了在20多年間，有大約5000名血友病及其他出血性疾病的患者受到感染，其中有半數最終死去。
英國政府的法律團隊也承認“顯然是本來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
資深律師埃莉諾·格雷（EleanorGray）曾代表英格蘭衛生和社會保障部表示：“我們很抱歉，這些事原本不該發生。
”這話還是去對菲利普的母親說吧，還有對澳大利亞的朱莉，或者對我以及成千上萬名因隐瞞的醜聞而依舊面臨感染風險的NHS下屬醫護去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