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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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術室操作規程書，裡面寫道：
除非事先已知，否則應先确定源頭的感染狀态。
如未确定其乙肝及丙肝病毒陰性，則暴露後預防措施應于受傷後一小時之内開始。
應使用加強劑量的乙肝疫苗，外加乙肝免疫球蛋白加強防護。
丙肝尚無疫苗，應對手段為監測血清轉化。
換句話說，就是等着瞧你會不會得病。
這就是朱莉這麼生氣的原因。
這種事她已經在家鄉澳洲經曆過一次，當時她在一台心髒移植手術中被針紮到，後來非常偶然地發現捐獻人是肝炎攜帶者。
我返回手術室，要麻醉醫生給孩子抽點血去檢測血清，但他告訴我，在沙特沒有母親的允許不能這麼做。
我的血壓已經很高了，聽了這句話更是火上澆油。
“你先他媽的給我抽血！”我沖他怒吼，“抽完了我會填表親自送去實驗室！” 在申請表上我是這麼寫的：“患者為重症血友病兒童，剛接受完心外手術。
醫護需知曉患者情況。
請做HIV及肝炎檢測。
”男孩還躺在手術台上，因此眼下我是他的監護人。
我隻要說服實驗室這兩項檢測符合男孩的利益就行了，事實也的确如此。
但我的動機并不誠實。
菲利普沒有大礙，朱莉才是我擔心的。
肝炎已經夠糟糕了，而艾滋病在20世紀80年代更是相當于宣判了死刑。
就這樣，我讓朱莉把流血的手放在水龍頭下沖洗，自己動身去找實驗室了。
我本以為要他們批準HIV檢測免不了一場沖突，但這一幕并未發生。
艾滋病在沙特是罕見病，檢測設備都是新的，我猜他們也很想試用一下。
檢測的對象并非病毒本身，而是病人在感染之後産生的抗體。
我接着問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他們最快要多久能告訴我，病人是不是HIV陽性？他們說兩小時後會給我電話。
但如果男孩真有艾滋病，我該怎麼辦？我在内心對朱莉懷有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更不用說還有真摯的喜愛。
她開朗的性格使我生活得相當幸福，要是沒有她，環境可就艱難了。
我那可愛的老母親常說一句話：“要設身處地為别人着想，要試着理解别人的感受。
”她自己就是用這個态度對待身心病患和窮苦之人的——準确地說是比她更窮苦的人。
她總是說“人人都有感情”。
短短一句話就定義了共情。
等我回到手術室時，有幾個腦子進屎的人已經吓唬了朱莉，說菲利普可能是HIV攜帶者。
她那隻疼痛的手已經纏好了繃帶，她本人則在懇求别人為她做些什麼，什麼都好，能壓制她的恐懼就行。
我打給一個同行，詢問這裡有沒有了解艾滋病且能提供幫助的美國傳染病醫生。
接着我還要去和男孩的母親談談。
就在朱莉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而崩潰時，菲利普的母親也在焦急地等待手術的消息。
我猜我走近她時臉上挂着擔憂的神色吧，因為她一看見我就哭了出來。
我向她伸出手去，說道：“他很好，手術很順利。
” 先說重要的事情。
我給她講了我在那顆腐爛的心髒裡做了什麼，并表示她很快就能到男孩身邊去坐個把鐘頭。
我問到菲利普的父親會不會過來陪她，她答說他父親正“在歐洲的什麼地方”。
含糊其辭。
接着我得說重點了：考慮到美國和歐洲的血液制品污染醜聞，有人給她兒子做過HIV檢測嗎？我向她道歉，說本來不該追問這個問題，但是有一名年輕的護士被菲利普的血液污染了，她現在急需确認自己有沒有患上艾滋病或肝炎的風險。
我問話的時候字斟句酌，為的是不必依靠她的口頭回複。
我除了是個心理變态之外，還是個心理學家，隻靠察言觀色就能得到答案。
我的問題就像撥動了一個開關，因為她迅速将目光轉向了空白的牆壁。
我接着問道：“請告訴我。
菲利普有艾滋病嗎？” 戒備使她用回了自己的母語，她用法語輕輕說了聲“是的”。
我握住她汗津津的手，溫和地問她為什麼之前不告訴我們。
“因為如果你們知道了，就不會給他做手術了，我不想讓他死啊！”說完這句，這可憐的女人倒在床上，無法抑制地哭了起來。
真是郁悶的一天。
我們必須趕快想辦法治療朱莉，但我也不知道能有什麼辦法，因為說老實話，我對HIV一無所知。
我之前從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現在卻必須要先對後續情況有一個明确的把握，才能再去面對朱莉。
說來也真巧，就在幾周前，美國剛批準了一種針對艾滋病的抗病毒療法，叫“疊氮胸苷”（AZT）[藥品通用名為“齊多夫定”（zidovudine）。
]。
對于牽涉接觸感染病人的針刺傷，美國醫學界的建議是在接觸後盡快使用AZT，一定要在72小時之内才有望成功。
治療必須持續一個月，副作用包括腎衰竭、惡心、嘔吐和腹瀉。
我去向實驗室催菲利普的血清檢測結果，但他們也無法确定是陰性還是陽性。
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HIV檢測。
我又加緊催促，追問他們能否排除陽性，他們的回答依然是不行。
手術中，心肺機稀釋了他的血液，我們還用了肝素和魚精蛋白之類的藥物，我不知道這些情況是否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
我決心告訴朱莉檢測結果是陰性，但同時極力勸說她接受AZT預防治療。
現在慎重，總好過将來後悔。
我這麼做是在兩頭下注。
我必須把握好其中的度，一方面要盡量減輕朱莉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完全明白那位母親親口承認兒子是HIV攜帶者意味着什麼。
考慮到心内膜炎會掩蓋其他症狀，他可能已經處于艾滋病的典型期了。
我得立即去警示ICU，讓他們必須準備一個獨立房間和宇航服一般的防護。
對護士們來說，這比天花或腺鼠疫還要糟糕。
尋找AZT的努力一無所獲，我們給醫院的醫務主任打了電話，結果他的反應大約是“AZT是什麼”。
他主要擔心，要是别的病人知道醫院在庇護一個艾滋病人，誰還會花錢來看病。
更糟的是，他現在想要每一個和男孩有過接觸的人都去接受艾滋病檢測，那間手術室也一定要徹底打掃和煙熏消毒後才能再度使用。
我預見到這套深度清潔措施會一直回溯到機場，于是決定将可憐的朱莉盡快送回悉尼。
要想讓AZT療法還有效，她必須明天就動身。
在出發前一天才買機票會很貴，朱莉不太可能負擔得起。
我強烈認為醫院應該出這筆錢，我會去向院方争取。
如果他們不想讓艾滋病人的事傳揚出去，就應該協助朱莉火速離開這個國家，最好給她訂個商務艙。
當我再度在護士更衣室找到朱莉時，她正在慢慢滑向深淵。
對一個才20多歲的年輕姑娘來說，這次意外就像是判了死刑。
在1987年，沒人能說清因為針刺傷患上典型艾滋病的風險有多大。
我們隻知道，要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幾個月甚至幾年——她才會清楚自己安全與否。
而在此期間，每個人都會像嫌棄麻風病人一樣嫌棄她，完全不與她接觸。
沒有人會和她共用毛巾，更不用說親吻、做愛了。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我的責任。
病人是我的病人，也是我請她來做洗手護士的。
最差勁的是，把那該死的針尖朝上放
如未确定其乙肝及丙肝病毒陰性，則暴露後預防措施應于受傷後一小時之内開始。
應使用加強劑量的乙肝疫苗，外加乙肝免疫球蛋白加強防護。
丙肝尚無疫苗，應對手段為監測血清轉化。
換句話說，就是等着瞧你會不會得病。
這就是朱莉這麼生氣的原因。
這種事她已經在家鄉澳洲經曆過一次，當時她在一台心髒移植手術中被針紮到，後來非常偶然地發現捐獻人是肝炎攜帶者。
我返回手術室，要麻醉醫生給孩子抽點血去檢測血清，但他告訴我，在沙特沒有母親的允許不能這麼做。
我的血壓已經很高了，聽了這句話更是火上澆油。
“你先他媽的給我抽血！”我沖他怒吼，“抽完了我會填表親自送去實驗室！” 在申請表上我是這麼寫的：“患者為重症血友病兒童，剛接受完心外手術。
醫護需知曉患者情況。
請做HIV及肝炎檢測。
”男孩還躺在手術台上，因此眼下我是他的監護人。
我隻要說服實驗室這兩項檢測符合男孩的利益就行了，事實也的确如此。
但我的動機并不誠實。
菲利普沒有大礙，朱莉才是我擔心的。
肝炎已經夠糟糕了，而艾滋病在20世紀80年代更是相當于宣判了死刑。
就這樣，我讓朱莉把流血的手放在水龍頭下沖洗，自己動身去找實驗室了。
我本以為要他們批準HIV檢測免不了一場沖突，但這一幕并未發生。
艾滋病在沙特是罕見病，檢測設備都是新的，我猜他們也很想試用一下。
檢測的對象并非病毒本身，而是病人在感染之後産生的抗體。
我接着問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他們最快要多久能告訴我，病人是不是HIV陽性？他們說兩小時後會給我電話。
但如果男孩真有艾滋病，我該怎麼辦？我在内心對朱莉懷有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更不用說還有真摯的喜愛。
她開朗的性格使我生活得相當幸福，要是沒有她，環境可就艱難了。
我那可愛的老母親常說一句話：“要設身處地為别人着想，要試着理解别人的感受。
”她自己就是用這個态度對待身心病患和窮苦之人的——準确地說是比她更窮苦的人。
她總是說“人人都有感情”。
短短一句話就定義了共情。
等我回到手術室時，有幾個腦子進屎的人已經吓唬了朱莉，說菲利普可能是HIV攜帶者。
她那隻疼痛的手已經纏好了繃帶，她本人則在懇求别人為她做些什麼，什麼都好，能壓制她的恐懼就行。
我打給一個同行，詢問這裡有沒有了解艾滋病且能提供幫助的美國傳染病醫生。
接着我還要去和男孩的母親談談。
就在朱莉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而崩潰時，菲利普的母親也在焦急地等待手術的消息。
我猜我走近她時臉上挂着擔憂的神色吧，因為她一看見我就哭了出來。
我向她伸出手去，說道：“他很好，手術很順利。
” 先說重要的事情。
我給她講了我在那顆腐爛的心髒裡做了什麼，并表示她很快就能到男孩身邊去坐個把鐘頭。
我問到菲利普的父親會不會過來陪她，她答說他父親正“在歐洲的什麼地方”。
含糊其辭。
接着我得說重點了：考慮到美國和歐洲的血液制品污染醜聞，有人給她兒子做過HIV檢測嗎？我向她道歉，說本來不該追問這個問題，但是有一名年輕的護士被菲利普的血液污染了，她現在急需确認自己有沒有患上艾滋病或肝炎的風險。
我問話的時候字斟句酌，為的是不必依靠她的口頭回複。
我除了是個心理變态之外，還是個心理學家，隻靠察言觀色就能得到答案。
我的問題就像撥動了一個開關，因為她迅速将目光轉向了空白的牆壁。
我接着問道：“請告訴我。
菲利普有艾滋病嗎？” 戒備使她用回了自己的母語，她用法語輕輕說了聲“是的”。
我握住她汗津津的手，溫和地問她為什麼之前不告訴我們。
“因為如果你們知道了，就不會給他做手術了，我不想讓他死啊！”說完這句，這可憐的女人倒在床上，無法抑制地哭了起來。
真是郁悶的一天。
我們必須趕快想辦法治療朱莉，但我也不知道能有什麼辦法，因為說老實話，我對HIV一無所知。
我之前從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現在卻必須要先對後續情況有一個明确的把握，才能再去面對朱莉。
說來也真巧，就在幾周前，美國剛批準了一種針對艾滋病的抗病毒療法，叫“疊氮胸苷”（AZT）[藥品通用名為“齊多夫定”（zidovudine）。
]。
對于牽涉接觸感染病人的針刺傷，美國醫學界的建議是在接觸後盡快使用AZT，一定要在72小時之内才有望成功。
治療必須持續一個月，副作用包括腎衰竭、惡心、嘔吐和腹瀉。
我去向實驗室催菲利普的血清檢測結果，但他們也無法确定是陰性還是陽性。
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HIV檢測。
我又加緊催促，追問他們能否排除陽性，他們的回答依然是不行。
手術中，心肺機稀釋了他的血液，我們還用了肝素和魚精蛋白之類的藥物，我不知道這些情況是否起到了一些正面作用。
我決心告訴朱莉檢測結果是陰性，但同時極力勸說她接受AZT預防治療。
現在慎重，總好過将來後悔。
我這麼做是在兩頭下注。
我必須把握好其中的度，一方面要盡量減輕朱莉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完全明白那位母親親口承認兒子是HIV攜帶者意味着什麼。
考慮到心内膜炎會掩蓋其他症狀，他可能已經處于艾滋病的典型期了。
我得立即去警示ICU，讓他們必須準備一個獨立房間和宇航服一般的防護。
對護士們來說，這比天花或腺鼠疫還要糟糕。
尋找AZT的努力一無所獲，我們給醫院的醫務主任打了電話，結果他的反應大約是“AZT是什麼”。
他主要擔心，要是别的病人知道醫院在庇護一個艾滋病人，誰還會花錢來看病。
更糟的是，他現在想要每一個和男孩有過接觸的人都去接受艾滋病檢測，那間手術室也一定要徹底打掃和煙熏消毒後才能再度使用。
我預見到這套深度清潔措施會一直回溯到機場，于是決定将可憐的朱莉盡快送回悉尼。
要想讓AZT療法還有效，她必須明天就動身。
在出發前一天才買機票會很貴，朱莉不太可能負擔得起。
我強烈認為醫院應該出這筆錢，我會去向院方争取。
如果他們不想讓艾滋病人的事傳揚出去，就應該協助朱莉火速離開這個國家，最好給她訂個商務艙。
當我再度在護士更衣室找到朱莉時，她正在慢慢滑向深淵。
對一個才20多歲的年輕姑娘來說，這次意外就像是判了死刑。
在1987年，沒人能說清因為針刺傷患上典型艾滋病的風險有多大。
我們隻知道，要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幾個月甚至幾年——她才會清楚自己安全與否。
而在此期間，每個人都會像嫌棄麻風病人一樣嫌棄她，完全不與她接觸。
沒有人會和她共用毛巾，更不用說親吻、做愛了。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我的責任。
病人是我的病人，也是我請她來做洗手護士的。
最差勁的是，把那該死的針尖朝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