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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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和手術後，我們還必須輸注多少濃縮劑，才能維持住他的凝血水平？我們一起制定了一個劑量标準，并向英國的醫藥公司下了緊急訂單。
沒有第八因子，我就無法送他上手術台，于是我請那家公司連夜發貨。
我們決定在手術後的幾天裡每六小時監測一次他的第八因子水平，并在術後至少一周内将其維持在正常值。
在術中和術後，我還會給他使用我的神藥抑肽酶，幫助他的血小闆保持黏性。
我請求澳大利亞姑娘朱莉做我的洗手護士，她個性活潑風趣，工作也極出色。
我告訴她我們不認為病人攜帶肝炎病毒或HIV陽性。
話雖如此，我也不敢百分百打包票，但病人的母親向我們保證過這一點。
當時的人對艾滋病普遍懷有恐慌情緒——相應的抗病毒療法還沒開發出來，患者的死亡率很高。
許多人甚至認為沒必要給HIV陽性的病人動手術，因為不管怎麼治療，他們都注定要死。
在沙特阿拉伯，為消除對同性戀群體的排斥而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
就連朱莉這樣樂觀的人也對這台手術的前景态度消極，但她最終還是同意為我遞送器械，并保護我的安全。
我告訴手術團隊，我們應當采取面對肝炎病人時的防範措施，雖然那并不總是有效。
或許，我們本該從那位母親堅持說兒子血清檢測正常的話中看出些端倪。
我為男孩制訂了一個巧妙的手術計劃。
我打算從兩片三尖瓣葉中較大的那片入手，先清理掉感染的碎渣，再将此片瓣葉部分切除，好露出兩個心室間的洞口。
接着，我會用滌綸補片補好洞口，再從男孩自己的心包上取一塊補片下來，擴大并恢複他的三尖瓣前葉。
外科醫生總要制訂計劃，但不可預測的狀況才是緊急手術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
我會簡單行事：如果那片瓣膜已經碎掉，就幹脆把它換了——這樣操作比較簡單，無需太多的思考或判斷。
隻要别在看不見的電傳導系統附近縫針、别截斷它在室間隔的“瓣葉”近旁的通路就行了。
要是破壞了那個，男孩就得終身佩戴起搏器了。
我在手術中，關注的都是術式的技術細節和對心肺機的要求上——什麼時候給身體降溫，什麼時候複溫，什麼時候調低流量，什麼時候增加流量。
我會檢查血鉀水平，查看尿袋裡有無尿液。
我會專注于病人的安危，而非自己的風險。
但這一點對助手們來說并不容易做到。
肝炎已經夠可怕了，接觸艾滋病人的血清更是會令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吓得半死。
當天早晨，朱莉還是像平常一樣樂呵呵的，渾身洋溢着魅力和平靜。
不管是否站在手術台前，每個護士都戴了手套和塑料面罩，巡回護士不再用手拿紗布塊，而是改用長長的金屬鉗夾起它們，再投進塑料垃圾桶。
朱莉戴了兩層手套，頭上蒙了一塊尼卡布頭巾，還戴了一副護目鏡防止血液濺入眼睛。
菲利普的樣子真是可憐，他躺在手術台上，關節變形，憔悴的軀幹和消瘦的四肢上布滿瘀青。
看來補充第八因子效果不大。
我吩咐朱莉和手術助手們退後，開動骨鋸，帶起的骨髓飛濺在手術巾上，吸引瓶從心肺周圍吸入了大量稻草色的液體。
他的三尖瓣已無機能，導緻右心房腫脹緊繃，在我用荷包縫合法圍繞着心肺機插管封閉右心房上的插口時，深色的血液流了出來。
為了不讓朱莉接觸縫針，我小心翼翼地把針持放到心肺機管道旁的磁性托盤上。
這樣她就能不碰到污染的縫針，直接把它們從針持的鉗口甩進廢針桶裡。
一眼看去，那片三尖瓣就像一串葡萄，正散發出消化蛋白質的那種惡心臭氣。
假如面前是個吸毒者，我已經把這三尖瓣整個切除了。
但他隻是個孩子，我得從這塊腐爛的豬耳形組織裡整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我把大部分贅生物都刮了下來，放進一隻瓶子裡送去細菌實驗室。
這之後，我馬上更樂觀了。
此時朱莉緊繃的肩膀也明顯垂了下來，人放松了些，她明白我在竭力保障她的安全。
我看到這塊三尖瓣的前葉上爛了個大洞，于是幹脆把它又扯大了些，好看清下面的室間隔缺損。
洞口處還是有腐爛的感染物阻擋，我把它們都吸進了高壓吸引器：必須确保這些碎屑一點都不漏進左心室、再沿動脈進入男孩的腦部。
我用一塊滌綸片補好了室間隔上的洞，然後将大部分三尖瓣前葉替換成了防腐處理過的牛心包。
整個過程平淡無奇，心髒從心肺機上輕松地脫離下來，靜脈壓也變低了。
接着再給男孩用點抗生素，抑制造成感染的細菌，他應該就能脫險了。
緊張的手術即将結束，室内的氣氛開始舒緩。
我用11号刀片做了刺切，好放置胸腔引流管，然後謹慎地把刀放到磁性托盤上，好讓朱莉丢掉刀片。
接好引流管和兩根起搏電線後，我開始閉合男孩的胸骨。
我在一根粗大、銳利的針上穿上不鏽鋼絲，用力将它紮入胸骨。
我将針的中段牢牢夾在一把沉重的金屬針持上。
在平常，這把針持一般由洗手護士直接遞給我。
但由于此時的感染風險，我們商量的方案是朱莉先把針持放在磁性托盤上，我再從上面将它拿起，避免徒手交接這把危險而鋒利的器械。
起初一切都很順利，然而就在合攏胸骨切口之前，朱莉分心數了一下紗布塊。
這時我恰巧把針持放到了磁托盤上，鉗口夾着最後一根針，但針尖是朝上的。
我的眼睛盯着心髒，沒看朱莉。
我本以為她會直接拿起針持，把針扔進廢針桶。
但她恰好也正面對着她的巡回護士，沒在看我。
就在我說出“針來了，朱莉”時，她在圓凳上轉身，一個沒坐穩，本能地伸手去撐手術台，防止自己摔倒。
她的手掌，重重按在了被針持牢牢夾住的縫骨針上，被沾染了骨髓的針尖深深刺了進去。
她發出了尖叫，我不知那是因為疼痛，還是因為她意識到了這深深的針刺傷非常麻煩。
或許兩樣都有吧。
朱莉從圓凳上退下來，盯着自己受傷的手掌看。
她從針尖上抽手時扯破了手套，傷口正迅速湧出鮮血。
我沖她吼了一聲“别止血”，因為我也像大多數人那樣，天真地認為這樣就能把污染物沖刷出來。
她那雙黑色的眼眸注視着我，護目鏡後面的兩道目光分外銳利。
她站在原地向我伸出流血的手，我能看出她的目光中混合着恐懼和憤怒。
鮮血滴落在地，她則低聲含糊地問我：“老天爺，你為什麼把針尖朝上放？”我啞口無言。
對于那災難性的短短幾秒鐘，我的心情和朱莉一樣壓抑難受。
她還不知道血友病和HIV的聯系，因而第一個想到的風險是肝炎，肝炎我們還是有點辦法的。
我從手術台上退下來，丢掉結滿血痂的橡膠手套，說“我來幫你”。
我們那時有一種老派的做法：用嘴把針刺傷口裡的惡性液體吸出來。
我懷疑這辦法其實毫無用處，但她并沒有阻止我這麼做。
這想必是一個古怪的場面：我和她面對面站着，捧着她的手吮吸。
我吩咐兩個面色鐵青的助手繼續關胸，然後把可憐的朱莉護送去了咖啡間。
朱莉還在因為剛才的驚吓瑟瑟發抖，我一邊扶她坐下，一邊整理思緒。
我知道關于肝炎的暴露後預防是有書面指南的，我很快找到
沒有第八因子，我就無法送他上手術台，于是我請那家公司連夜發貨。
我們決定在手術後的幾天裡每六小時監測一次他的第八因子水平，并在術後至少一周内将其維持在正常值。
在術中和術後，我還會給他使用我的神藥抑肽酶，幫助他的血小闆保持黏性。
我請求澳大利亞姑娘朱莉做我的洗手護士，她個性活潑風趣，工作也極出色。
我告訴她我們不認為病人攜帶肝炎病毒或HIV陽性。
話雖如此，我也不敢百分百打包票，但病人的母親向我們保證過這一點。
當時的人對艾滋病普遍懷有恐慌情緒——相應的抗病毒療法還沒開發出來，患者的死亡率很高。
許多人甚至認為沒必要給HIV陽性的病人動手術，因為不管怎麼治療，他們都注定要死。
在沙特阿拉伯，為消除對同性戀群體的排斥而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
就連朱莉這樣樂觀的人也對這台手術的前景态度消極，但她最終還是同意為我遞送器械，并保護我的安全。
我告訴手術團隊，我們應當采取面對肝炎病人時的防範措施，雖然那并不總是有效。
或許，我們本該從那位母親堅持說兒子血清檢測正常的話中看出些端倪。
我為男孩制訂了一個巧妙的手術計劃。
我打算從兩片三尖瓣葉中較大的那片入手，先清理掉感染的碎渣，再将此片瓣葉部分切除，好露出兩個心室間的洞口。
接着，我會用滌綸補片補好洞口，再從男孩自己的心包上取一塊補片下來，擴大并恢複他的三尖瓣前葉。
外科醫生總要制訂計劃，但不可預測的狀況才是緊急手術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
我會簡單行事：如果那片瓣膜已經碎掉，就幹脆把它換了——這樣操作比較簡單，無需太多的思考或判斷。
隻要别在看不見的電傳導系統附近縫針、别截斷它在室間隔的“瓣葉”近旁的通路就行了。
要是破壞了那個，男孩就得終身佩戴起搏器了。
我在手術中，關注的都是術式的技術細節和對心肺機的要求上——什麼時候給身體降溫，什麼時候複溫，什麼時候調低流量，什麼時候增加流量。
我會檢查血鉀水平，查看尿袋裡有無尿液。
我會專注于病人的安危，而非自己的風險。
但這一點對助手們來說并不容易做到。
肝炎已經夠可怕了，接觸艾滋病人的血清更是會令大多數醫務工作者吓得半死。
當天早晨，朱莉還是像平常一樣樂呵呵的，渾身洋溢着魅力和平靜。
不管是否站在手術台前，每個護士都戴了手套和塑料面罩，巡回護士不再用手拿紗布塊，而是改用長長的金屬鉗夾起它們，再投進塑料垃圾桶。
朱莉戴了兩層手套，頭上蒙了一塊尼卡布頭巾，還戴了一副護目鏡防止血液濺入眼睛。
菲利普的樣子真是可憐，他躺在手術台上，關節變形，憔悴的軀幹和消瘦的四肢上布滿瘀青。
看來補充第八因子效果不大。
我吩咐朱莉和手術助手們退後，開動骨鋸，帶起的骨髓飛濺在手術巾上，吸引瓶從心肺周圍吸入了大量稻草色的液體。
他的三尖瓣已無機能，導緻右心房腫脹緊繃，在我用荷包縫合法圍繞着心肺機插管封閉右心房上的插口時，深色的血液流了出來。
為了不讓朱莉接觸縫針，我小心翼翼地把針持放到心肺機管道旁的磁性托盤上。
這樣她就能不碰到污染的縫針，直接把它們從針持的鉗口甩進廢針桶裡。
一眼看去，那片三尖瓣就像一串葡萄，正散發出消化蛋白質的那種惡心臭氣。
假如面前是個吸毒者，我已經把這三尖瓣整個切除了。
但他隻是個孩子，我得從這塊腐爛的豬耳形組織裡整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我把大部分贅生物都刮了下來，放進一隻瓶子裡送去細菌實驗室。
這之後，我馬上更樂觀了。
此時朱莉緊繃的肩膀也明顯垂了下來，人放松了些，她明白我在竭力保障她的安全。
我看到這塊三尖瓣的前葉上爛了個大洞，于是幹脆把它又扯大了些，好看清下面的室間隔缺損。
洞口處還是有腐爛的感染物阻擋，我把它們都吸進了高壓吸引器：必須确保這些碎屑一點都不漏進左心室、再沿動脈進入男孩的腦部。
我用一塊滌綸片補好了室間隔上的洞，然後将大部分三尖瓣前葉替換成了防腐處理過的牛心包。
整個過程平淡無奇，心髒從心肺機上輕松地脫離下來，靜脈壓也變低了。
接着再給男孩用點抗生素，抑制造成感染的細菌，他應該就能脫險了。
緊張的手術即将結束，室内的氣氛開始舒緩。
我用11号刀片做了刺切，好放置胸腔引流管，然後謹慎地把刀放到磁性托盤上，好讓朱莉丢掉刀片。
接好引流管和兩根起搏電線後，我開始閉合男孩的胸骨。
我在一根粗大、銳利的針上穿上不鏽鋼絲，用力将它紮入胸骨。
我将針的中段牢牢夾在一把沉重的金屬針持上。
在平常，這把針持一般由洗手護士直接遞給我。
但由于此時的感染風險，我們商量的方案是朱莉先把針持放在磁性托盤上，我再從上面将它拿起，避免徒手交接這把危險而鋒利的器械。
起初一切都很順利，然而就在合攏胸骨切口之前，朱莉分心數了一下紗布塊。
這時我恰巧把針持放到了磁托盤上，鉗口夾着最後一根針，但針尖是朝上的。
我的眼睛盯着心髒，沒看朱莉。
我本以為她會直接拿起針持，把針扔進廢針桶。
但她恰好也正面對着她的巡回護士，沒在看我。
就在我說出“針來了，朱莉”時，她在圓凳上轉身，一個沒坐穩，本能地伸手去撐手術台，防止自己摔倒。
她的手掌，重重按在了被針持牢牢夾住的縫骨針上，被沾染了骨髓的針尖深深刺了進去。
她發出了尖叫，我不知那是因為疼痛，還是因為她意識到了這深深的針刺傷非常麻煩。
或許兩樣都有吧。
朱莉從圓凳上退下來，盯着自己受傷的手掌看。
她從針尖上抽手時扯破了手套，傷口正迅速湧出鮮血。
我沖她吼了一聲“别止血”，因為我也像大多數人那樣，天真地認為這樣就能把污染物沖刷出來。
她那雙黑色的眼眸注視着我，護目鏡後面的兩道目光分外銳利。
她站在原地向我伸出流血的手，我能看出她的目光中混合着恐懼和憤怒。
鮮血滴落在地，她則低聲含糊地問我：“老天爺，你為什麼把針尖朝上放？”我啞口無言。
對于那災難性的短短幾秒鐘，我的心情和朱莉一樣壓抑難受。
她還不知道血友病和HIV的聯系，因而第一個想到的風險是肝炎，肝炎我們還是有點辦法的。
我從手術台上退下來，丢掉結滿血痂的橡膠手套，說“我來幫你”。
我們那時有一種老派的做法：用嘴把針刺傷口裡的惡性液體吸出來。
我懷疑這辦法其實毫無用處，但她并沒有阻止我這麼做。
這想必是一個古怪的場面：我和她面對面站着，捧着她的手吮吸。
我吩咐兩個面色鐵青的助手繼續關胸，然後把可憐的朱莉護送去了咖啡間。
朱莉還在因為剛才的驚吓瑟瑟發抖，我一邊扶她坐下，一邊整理思緒。
我知道關于肝炎的暴露後預防是有書面指南的，我很快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