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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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傳染病都是經由皮膚上的創口傳播的。
一邊在鮮血裡打滾，一邊操弄鋒利器械，這可不是毫無風險的事。
被針刺傷，于我已是家常便飯。
令人震驚的是，大多數國家的病人術前都不做血源性病毒檢測，後果就是醫護人員持續暴露在意料之外的感染風險中，還很容易累及家人。
而另一方面，也有不負責任的外科醫生，明知自己患有肝炎，卻不披露這一風險，結果感染了數百名病人。
手術室真是個危險之地。
11号刀片的尖刃是很鋒利的。
每次手術結束時，我都會用它刺切病人的體表，再在切口處放置胸腔引流管。
牛津的心外科手術室裡有位禮貌溫柔的菲律賓護士叫阿伊琳，在我給朋友斯蒂夫·諾頓做手術時協助過我。
一天晚上，我們剛剛做完一台緊急手術，巡回護士說想清點完紗布塊後就回家，阿伊琳被她分了心，無意間把手術刀的刀鋒而非刀把塞到了我的掌心裡。
我條件反射地去緊握，閃着寒光的金屬劃破了我的橡膠手套，刺穿了我的皮膚，伴随着疼痛紮進了我大拇指的肌肉裡。
鮮紅的血液在橡膠手套下面流淌，滲進手套的各手指部分，形成了一塊螃蟹狀的血迹。
我一聲驚叫，一下子丢開了該死的器械，它像一隻飛镖似的掉了下去，筆直插進了我手術靴的皮面裡。
這次之後，我就用“刺刀護士阿伊琳”來叫她了。
除了我的疼痛和帶給團隊其他成員的歡樂外，這出鬧劇倒也不是什麼大事。
那是一片幹淨的刀片，不可能讓我感染任何血源性病毒。
出事後大家都沒說什麼也沒做什麼，隻有我一個人被迫離開手術台去做包紮。
為表寬慰，我還感謝了慚愧不已的“刺刀護士”在這台手術中給予的幫助。
随着時間的推移，在積累了大量經驗、不斷提高英語水平後，“刺刀護士阿伊琳”最終成了心外科手術室的護士長。
在大多數手術中，我都需要兩名手術助手和一名洗手護士協助，他們會将合适的器械拍到我手上，仿佛自動反應，少有事先思考。
和我一樣，他們也了解手術的每一個步驟。
我隻要伸出手去，掌心向上，然後反射性地握住遞到手上的東西就行了。
我的視線從不離開心髒，除非是要發号施令。
外科醫生像指揮樂隊一般指揮着整支手術團隊——“注射肝素，連心肺機，降低血壓，下心肺機，上魚精蛋白”——整個過程會大大得益于一支穩定的隊伍和他們經過千錘百煉的技術。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照看彼此，但林林總總的鋒利器械也是無時不在的威脅。
用過的刀片和縫針會被病人的血液污染，而我們對絕大多數病人的病史知之甚少。
不鏽鋼針是彎的，通常夾在長長的金屬針持頂端，它們非常鋒利，能輕易刺穿薄薄的橡膠手套，而已知的血源傳播病毒至少有25種。
我做了40多年的手術，其間常常沾染病人的體液，也無數次被縫針或刀刃劃出血，如今我基本自認為對一切感染免疫。
但别人就沒這麼走運了。
所有在手術室裡工作的醫護都要接種乙肝疫苗，但有些人（比如我）始終無法産生保護性抗體。
20世紀70年代初，當我在國王學院醫院著名的肝髒科工作時，常常接觸肝炎病人和他們的體液。
肝硬化的病人會出現所謂的“食管靜脈曲張”。
我弟弟大衛後來在那裡做過肝髒科的主任醫師，也成了向曲張的靜脈中注射硬化劑的權威專家。
而我在那裡時還是個初級醫生，常被吩咐去給破裂的靜脈止血。
當病人嘔出一升升被肝炎污染的血液時，我的任務就是把香腸形狀的氣囊從他們的食管一路塞進胃裡，再給它充氣，好壓住出血的靜脈，不讓它們把血流空。
不用多久，病人的屁股就會排出經過腸胃而變黑的血液，然後護士必須把這些擦拭幹淨。
此時，許多恐懼的病人就會撐不住死掉。
而另一些病人會吸收掉腸道中的血液，皮膚變成亮黃色。
這種出血多半是飲酒所緻。
為防止被針刺傷或血液進入眼睛，我們都要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對抗病毒載量，接着還要注射乙肝疫苗加強針。
雖然反複接種，但我的抗體水平似乎始終沒有提高。
還有，當時丙肝是無法治療的。
我們隻能等待，看自己是否會在晚年出現肝硬化——前提是我們沒有因為酗酒提前得上這個病。
每年我都接受肝炎病毒檢測，好确保不會将病毒傳染給病人。
但這份浴血的工作并不适合每一個人。
針刺傷會把護士吓到石化，此後漫長的不确定性也會使她們和家人在數小時内倍感恐懼和焦慮。
德國的一項研究表明，80%被針刺傷的醫護都對未來高度緊張，這會破壞他們的人際關系，毀了他們的性生活。
有人甚至還會發展成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綜合征，而隻有在明确相關的病人是否攜帶病毒後，這種情況才會緩解。
可是，要做病毒檢測必須得到病人允許。
而許多因吸毒或濫交感染肝炎的人都不肯透露自己的隐私。
倒黴的還是負責照料他們的醫護。
當年我在倫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醫院做高級主治醫師時，總是被派去為靜脈注射毒品的病人做手術，畢竟我有國王學院醫院肝髒科的經驗。
說老實話，我根本懶得在手術前征求同意檢測血清，我直接假定他們每一個都是肝炎陽性，告訴護士們也要這麼想，并采取防護措施。
在20世紀70年代末後期，這意味着她們都要戴雙層手套，外加不透水的手術帽、手術服和護目鏡。
我那會兒叫她們“太空飛豬”，因為她們看起來像是要去月球漫步。
但至少她們覺得安全了。
我自己不會特别防備，仍像平常一樣穿戴，也沒怎麼出過問題。
但諷刺的是，這些男女“太空人兒”其實面臨着更大的針刺風險，因為對接觸病毒的恐懼使他們緊張得偏離了手術規程。
我自己連雙層手套都不戴——它們不僅不能防止被針刺穿，還會降低我的觸覺靈敏度。
那就像一個疑神疑鬼的學生在偷嘗禁果時套了兩個避孕套，讓性愛變得毫無樂趣。
我在頭部受傷、喪失恐懼前也是那樣。
受傷後，生活就變得簡單多了。
每當我要給心髒瓣膜感染的吸毒者開刀時，我那幾個平日裡熱心的助手就會突然掉鍊子：有的犯了偏頭痛，有的約了醫生看病，還有的幹脆說“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醫院裡的外科主任醫師都覺得不值得為了瘾君子在手術室裡浪費時間，因為他們後面照樣會躲進肮髒的公廁，用二手針頭和注射器給自己注射毒品。
注射部位會形成新的惡性膿腫，在手術後幾個月内感染他們的人工瓣膜。
悲哀的是，這種懷疑的态度看似缺乏同情，卻總能被現實驗證。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經我手術的瘾君子中隻有一位信守承諾，在術後戒掉了毒品。
不過我不像那些自命清高的同事，沒有自居上帝的情結，我可不想評判别人的善惡。
我在這個問題上不夠客觀，或許是因為我在中學時結交的一位朋友。
他童年悲慘，後來為了逃避這些，又墜入海洛因成瘾的深淵。
我曾和他結伴去看斯肯索普聯隊的比賽，但他很快就被精神錯亂拖垮了。
他沒有得到任何救助——光是和全科醫生談十分鐘再領幾片安定，可對抗不了精神分
一邊在鮮血裡打滾，一邊操弄鋒利器械，這可不是毫無風險的事。
被針刺傷，于我已是家常便飯。
令人震驚的是，大多數國家的病人術前都不做血源性病毒檢測，後果就是醫護人員持續暴露在意料之外的感染風險中，還很容易累及家人。
而另一方面，也有不負責任的外科醫生，明知自己患有肝炎，卻不披露這一風險，結果感染了數百名病人。
手術室真是個危險之地。
11号刀片的尖刃是很鋒利的。
每次手術結束時，我都會用它刺切病人的體表，再在切口處放置胸腔引流管。
牛津的心外科手術室裡有位禮貌溫柔的菲律賓護士叫阿伊琳，在我給朋友斯蒂夫·諾頓做手術時協助過我。
一天晚上，我們剛剛做完一台緊急手術，巡回護士說想清點完紗布塊後就回家，阿伊琳被她分了心，無意間把手術刀的刀鋒而非刀把塞到了我的掌心裡。
我條件反射地去緊握，閃着寒光的金屬劃破了我的橡膠手套，刺穿了我的皮膚，伴随着疼痛紮進了我大拇指的肌肉裡。
鮮紅的血液在橡膠手套下面流淌，滲進手套的各手指部分，形成了一塊螃蟹狀的血迹。
我一聲驚叫，一下子丢開了該死的器械，它像一隻飛镖似的掉了下去，筆直插進了我手術靴的皮面裡。
這次之後，我就用“刺刀護士阿伊琳”來叫她了。
除了我的疼痛和帶給團隊其他成員的歡樂外，這出鬧劇倒也不是什麼大事。
那是一片幹淨的刀片，不可能讓我感染任何血源性病毒。
出事後大家都沒說什麼也沒做什麼，隻有我一個人被迫離開手術台去做包紮。
為表寬慰，我還感謝了慚愧不已的“刺刀護士”在這台手術中給予的幫助。
随着時間的推移，在積累了大量經驗、不斷提高英語水平後，“刺刀護士阿伊琳”最終成了心外科手術室的護士長。
在大多數手術中，我都需要兩名手術助手和一名洗手護士協助，他們會将合适的器械拍到我手上，仿佛自動反應，少有事先思考。
和我一樣，他們也了解手術的每一個步驟。
我隻要伸出手去，掌心向上，然後反射性地握住遞到手上的東西就行了。
我的視線從不離開心髒，除非是要發号施令。
外科醫生像指揮樂隊一般指揮着整支手術團隊——“注射肝素，連心肺機，降低血壓，下心肺機，上魚精蛋白”——整個過程會大大得益于一支穩定的隊伍和他們經過千錘百煉的技術。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照看彼此，但林林總總的鋒利器械也是無時不在的威脅。
用過的刀片和縫針會被病人的血液污染，而我們對絕大多數病人的病史知之甚少。
不鏽鋼針是彎的，通常夾在長長的金屬針持頂端，它們非常鋒利，能輕易刺穿薄薄的橡膠手套，而已知的血源傳播病毒至少有25種。
我做了40多年的手術，其間常常沾染病人的體液，也無數次被縫針或刀刃劃出血，如今我基本自認為對一切感染免疫。
但别人就沒這麼走運了。
所有在手術室裡工作的醫護都要接種乙肝疫苗，但有些人（比如我）始終無法産生保護性抗體。
20世紀70年代初，當我在國王學院醫院著名的肝髒科工作時，常常接觸肝炎病人和他們的體液。
肝硬化的病人會出現所謂的“食管靜脈曲張”。
我弟弟大衛後來在那裡做過肝髒科的主任醫師，也成了向曲張的靜脈中注射硬化劑的權威專家。
而我在那裡時還是個初級醫生，常被吩咐去給破裂的靜脈止血。
當病人嘔出一升升被肝炎污染的血液時，我的任務就是把香腸形狀的氣囊從他們的食管一路塞進胃裡，再給它充氣，好壓住出血的靜脈，不讓它們把血流空。
不用多久，病人的屁股就會排出經過腸胃而變黑的血液，然後護士必須把這些擦拭幹淨。
此時，許多恐懼的病人就會撐不住死掉。
而另一些病人會吸收掉腸道中的血液，皮膚變成亮黃色。
這種出血多半是飲酒所緻。
為防止被針刺傷或血液進入眼睛，我們都要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以對抗病毒載量，接着還要注射乙肝疫苗加強針。
雖然反複接種，但我的抗體水平似乎始終沒有提高。
還有，當時丙肝是無法治療的。
我們隻能等待，看自己是否會在晚年出現肝硬化——前提是我們沒有因為酗酒提前得上這個病。
每年我都接受肝炎病毒檢測，好确保不會将病毒傳染給病人。
但這份浴血的工作并不适合每一個人。
針刺傷會把護士吓到石化，此後漫長的不确定性也會使她們和家人在數小時内倍感恐懼和焦慮。
德國的一項研究表明，80%被針刺傷的醫護都對未來高度緊張，這會破壞他們的人際關系，毀了他們的性生活。
有人甚至還會發展成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綜合征，而隻有在明确相關的病人是否攜帶病毒後，這種情況才會緩解。
可是，要做病毒檢測必須得到病人允許。
而許多因吸毒或濫交感染肝炎的人都不肯透露自己的隐私。
倒黴的還是負責照料他們的醫護。
當年我在倫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醫院做高級主治醫師時，總是被派去為靜脈注射毒品的病人做手術，畢竟我有國王學院醫院肝髒科的經驗。
說老實話，我根本懶得在手術前征求同意檢測血清，我直接假定他們每一個都是肝炎陽性，告訴護士們也要這麼想，并采取防護措施。
在20世紀70年代末後期，這意味着她們都要戴雙層手套，外加不透水的手術帽、手術服和護目鏡。
我那會兒叫她們“太空飛豬”，因為她們看起來像是要去月球漫步。
但至少她們覺得安全了。
我自己不會特别防備，仍像平常一樣穿戴，也沒怎麼出過問題。
但諷刺的是，這些男女“太空人兒”其實面臨着更大的針刺風險，因為對接觸病毒的恐懼使他們緊張得偏離了手術規程。
我自己連雙層手套都不戴——它們不僅不能防止被針刺穿，還會降低我的觸覺靈敏度。
那就像一個疑神疑鬼的學生在偷嘗禁果時套了兩個避孕套，讓性愛變得毫無樂趣。
我在頭部受傷、喪失恐懼前也是那樣。
受傷後，生活就變得簡單多了。
每當我要給心髒瓣膜感染的吸毒者開刀時，我那幾個平日裡熱心的助手就會突然掉鍊子：有的犯了偏頭痛，有的約了醫生看病，還有的幹脆說“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醫院裡的外科主任醫師都覺得不值得為了瘾君子在手術室裡浪費時間，因為他們後面照樣會躲進肮髒的公廁，用二手針頭和注射器給自己注射毒品。
注射部位會形成新的惡性膿腫，在手術後幾個月内感染他們的人工瓣膜。
悲哀的是，這種懷疑的态度看似缺乏同情，卻總能被現實驗證。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經我手術的瘾君子中隻有一位信守承諾，在術後戒掉了毒品。
不過我不像那些自命清高的同事，沒有自居上帝的情結，我可不想評判别人的善惡。
我在這個問題上不夠客觀，或許是因為我在中學時結交的一位朋友。
他童年悲慘，後來為了逃避這些，又墜入海洛因成瘾的深淵。
我曾和他結伴去看斯肯索普聯隊的比賽，但他很快就被精神錯亂拖垮了。
他沒有得到任何救助——光是和全科醫生談十分鐘再領幾片安定，可對抗不了精神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