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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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聖誕節那天的晚間9點,我懶洋洋地坐在一張别扭的木頭長凳上。
我身處的地方是聖托馬斯醫院的急診部——就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服務過的那家著名醫院,對面就是威斯敏斯特宮。
我周圍全是纏着繃帶的腦袋、流血的鼻子和嘔吐的醉漢。
實際上,他們更多是有精神健康問題,而不是得了急症。
廣播喇叭裡斷斷續續地傳出《普世歡騰》(JoytotheWorld)的曲調,對我這個流浪漢來說,這裡是度過聖誕夜的理想場所。
當夜班職工不情不願、稀稀拉拉地走進醫院時,中班職工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了。
他們誰也沒工夫留意這個穿着破爛聖誕老人服、沒精打采地靠在一棵快要死掉的聖誕樹旁的可憐人,樹上的燈泡還燒斷了保險絲。
護士長在候診區輕盈地穿進穿出,盡力讓大家打起精神。
在聖托馬斯,護士還是很有護士的樣子。
眼前的這位聖誕天使身材高挑,舉止優雅,身穿一條海軍藍波點連衣裙,腿上是純黑色絲襪。
她纖細的腰身上束着一條銀扣腰帶,筆挺的白色領子和裝飾着槲寄生的制服帽之間露出一頭烏黑的秀發[槲寄生常用作聖誕裝飾。
]。
這位女士的外貌和心靈同樣著名,聖托馬斯醫院上上下下都叫她“美護士”(SisterBeautiful)。
醫生、救護員和警察都圍在她身邊獻殷勤,個個想抓住時機,在應季的槲寄生下得到一個天使之吻——隻在一年中的這個夜晚,當是對聖誕夜也被迫工作的慰藉。
她瞥見了房間另一頭的我,于是吩咐她的一個護士來看看聖誕老人需要些什麼。
我是進來躲避寒冷冬夜的嗎?如果是的話,她們就該給我一杯熱茶、幾塊蛋糕,這些都是她親自帶給這裡的常客的——那些倫敦南部的流浪者和窮苦人。
她沒有認出戴着大胡子的我,那對她要求太高了。
外面有一輛救護車停在結霜的擡高路面上,警笛聲從急診部正門傳了進來。
預感到麻煩的美護士和當班的急診住院醫生都朝擺門趕去。
來的病人心髒病發作,人已經休克。
當急救人員在步道上放下手推車時,監護器的嘀嘀聲停止了,心室纖顫的随機棘波觸發了警報聲。
一行人在《平安夜》的管樂聲中匆匆進入搶救室。
情急之下,美護士爬上推車,跨坐到那個男人的腰上,奮力按壓他的胸部。
她也直喊那個如在夢中的急診住院醫,叫他先往前跑,去給除顫器充電。
“真甯靜”和“靜享天賜安眠”[兩句為《平安夜》歌詞,英文原文分别是Alliscalm和Sleepinheavenlypeace。
]的氛圍,此刻一掃而空。
我這個心外科醫生隻能懷着欽佩默默觀看,并不能幫什麼忙。
我不屬于這裡。
美護士鎮定自若地吩咐夜班同事照看病人的妻子,一邊繼續按壓着,随手推車一起離開了我的視野。
我看了看候診室另一邊角落裡的圍欄嬰兒床。
那裡也圍着幾個天使。
一陣忙亂中,心髒複蘇團隊從病房中趕來,在這個非凡的女人身後擠作一團。
接着門在他們身後關上了。
我今天早上在哈默史密斯醫院的兒科病房裡扮了聖誕老人。
留在醫院過聖誕節的都是病重的孩子,其中一些還患有癌症。
他們身材消瘦,面無血色,頭發因為化療都掉光了。
他們在床外蕩着皮包骨頭的細腿,等着我給他們帶來禮物。
慈愛的父母扶他們坐直身子,試着将他們的心思從疲憊和痛苦上轉開,哪怕隻有幾分鐘也好。
病房裡有微笑,也有少許淚水,特别是聖誕老人自己的。
我知道這或許是他們的最後一個聖誕節了。
出了病房,帶着如釋重負的輕松和轎車後座上一大袋子要送給女兒的禮物,我沿着北環公路和A10公路朝劍橋駛去。
傑瑪今年7歲了,我每年都要在這條路線上走一程。
每年的這一天都很快樂,直到我必須離開的時候。
每次看她在門口揮手道别,我都會心碎,然後在回倫敦時可憐巴巴地哭上一路。
但是這件事誰都怪不得,隻能怪我自己。
雖然每天都和她說話,但我始終覺得自己沒能給她一個正常的童年。
别看我作為外科醫生那麼自大,但其實我對自己的評價很低,自認為是一個混賬父親,對女兒毫不盡責,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
我做得越多,我那些上了年紀的老闆要做的就越少——所以他們倒是很滿意。
薩拉——就是美護士——已經進去一個小時了。
她終于從搶救室裡走了出來,樣子淩亂而沮喪。
她的白帽子和白領子早已不見蹤影,絲襪抽了絲,連衣裙上面的幾個扣子也開了。
長時間的心髒按壓相當于在健身房裡劇烈運動了一場。
汗珠從她的脖子上滾落,消失在半露的胸部之間。
幾個醫學生無恥地盯着她走進家屬室,裡面傳來了患者妻子悲傷而絕望的哭泣,這大緻告訴了我們搶救的結果。
與此同時,那卷磁帶開始到頭重放,候診室裡再次響起了《普世歡騰》的曲調。
時間已近晚11點。
專橫的夜班護士開始奮力驅趕急診部裡的醉酒者和尚可走動的傷者。
化裝派對結束了。
我剛才偷看了心上人很久,這也很值得。
我已經很久沒見薩拉做她擅長的事了,上一次還是在劍橋,她曾在那裡照料我打橄榄球受的傷——下巴骨折,頭皮開花,肋骨開裂,但哪一樣都沒有阻止我立即回到手術室。
雖然兩個小時前就該下班了,但薩拉還有最後一項工作必須完成:那位心碎的妻子想看丈夫最後一眼,畢竟兩人曾一起共度人生,直到他主冠狀動脈裡的斑塊破裂,被急性心力衰竭奪走了生命。
假如是我主刀,我可能會趕緊給他連心肺機,用轉流繞過阻塞處,但我不能在聖托馬斯這麼做。
這裡是薩拉的醫院,不是我的。
他們今晚值班的心外科醫生正在許多公裡外的家中,沒有等在醫院裡尋求刺激。
當薩拉終于從彌漫着死氣的房間裡出來時,聖誕老人已經站到了門口,特地讓她看見。
她現在看起來蒼白而緊張。
在過去的11個小時裡,她遭遇了謾罵,被人吐口水,還受到醉漢的攻擊和低年資醫生的騷擾。
那些小夥子排起隊來,吵着要送她回家,因為本該送她回家的人還沒有出現——至少他們是這樣認為的。
現在她還要打起精神來,應付情緒崩潰的戀人,明早8點再回來上班。
我們都需要松下弦來,談一談,午夜的威斯敏斯特橋再合适不過。
我們倚在橋欄上,俯瞰下面冰冷的泰晤士河河水。
我仍是一身聖誕老人裝束,薩拉穿着黑色的護士鬥篷,大本鐘開始敲響倒數至午夜的鐘聲。
至此,今夜還分外寂靜平安,每個在家的人都躺床上,除了漂向急診部的那些宛若海難殘骸的人。
他們漂向哈默史密斯,漂向查令十字,漂向每一座醫院。
薩拉在這次值班裡已經見證了三例死亡,除了剛才那個心髒病人,還有兩個孤獨自殺的年輕人,他們再也受不了一個人的聖誕節了。
其中那個自殺的女孩尤其令她傷心,她才16歲,因為懷孕被趕出了家門。
她想去堕胎,但是沒錢,于是從一座鐵路橋上跳了下去。
剛值班結束還沒看見我時,美護士還在想我會不會也出了什麼特别糟糕的情況,不是這種,就是那種。
*** 到了1987年的聖誕節。
我在牛津做主任醫師剛滿三個月,還沉浸在世界頂尖的學術機構請我來新建一個心胸中心的興奮之中。
對任何一個腦子不似我這樣不受束縛的人來說,開啟一段單槍匹馬的心外科生涯,前景都足可畏懼——沒有人可以尋求幫助或征求意見,遇到疑難病例時也沒有可以商量的資深同事。
但這恰恰是我喜歡的地方,因為這意味着我可以全憑自己,大幹一番。
在專業方面,我雄心勃勃、極度自信,不想因循常例。
在牛津,不同的醫院部門各有各的要求。
成人心内科想要一個精通冠狀動脈和瓣膜手術的外科醫生,
我身處的地方是聖托馬斯醫院的急診部——就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服務過的那家著名醫院,對面就是威斯敏斯特宮。
我周圍全是纏着繃帶的腦袋、流血的鼻子和嘔吐的醉漢。
實際上,他們更多是有精神健康問題,而不是得了急症。
廣播喇叭裡斷斷續續地傳出《普世歡騰》(JoytotheWorld)的曲調,對我這個流浪漢來說,這裡是度過聖誕夜的理想場所。
當夜班職工不情不願、稀稀拉拉地走進醫院時,中班職工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了。
他們誰也沒工夫留意這個穿着破爛聖誕老人服、沒精打采地靠在一棵快要死掉的聖誕樹旁的可憐人,樹上的燈泡還燒斷了保險絲。
護士長在候診區輕盈地穿進穿出,盡力讓大家打起精神。
在聖托馬斯,護士還是很有護士的樣子。
眼前的這位聖誕天使身材高挑,舉止優雅,身穿一條海軍藍波點連衣裙,腿上是純黑色絲襪。
她纖細的腰身上束着一條銀扣腰帶,筆挺的白色領子和裝飾着槲寄生的制服帽之間露出一頭烏黑的秀發[槲寄生常用作聖誕裝飾。
]。
這位女士的外貌和心靈同樣著名,聖托馬斯醫院上上下下都叫她“美護士”(SisterBeautiful)。
醫生、救護員和警察都圍在她身邊獻殷勤,個個想抓住時機,在應季的槲寄生下得到一個天使之吻——隻在一年中的這個夜晚,當是對聖誕夜也被迫工作的慰藉。
她瞥見了房間另一頭的我,于是吩咐她的一個護士來看看聖誕老人需要些什麼。
我是進來躲避寒冷冬夜的嗎?如果是的話,她們就該給我一杯熱茶、幾塊蛋糕,這些都是她親自帶給這裡的常客的——那些倫敦南部的流浪者和窮苦人。
她沒有認出戴着大胡子的我,那對她要求太高了。
外面有一輛救護車停在結霜的擡高路面上,警笛聲從急診部正門傳了進來。
預感到麻煩的美護士和當班的急診住院醫生都朝擺門趕去。
來的病人心髒病發作,人已經休克。
當急救人員在步道上放下手推車時,監護器的嘀嘀聲停止了,心室纖顫的随機棘波觸發了警報聲。
一行人在《平安夜》的管樂聲中匆匆進入搶救室。
情急之下,美護士爬上推車,跨坐到那個男人的腰上,奮力按壓他的胸部。
她也直喊那個如在夢中的急診住院醫,叫他先往前跑,去給除顫器充電。
“真甯靜”和“靜享天賜安眠”[兩句為《平安夜》歌詞,英文原文分别是Alliscalm和Sleepinheavenlypeace。
]的氛圍,此刻一掃而空。
我這個心外科醫生隻能懷着欽佩默默觀看,并不能幫什麼忙。
我不屬于這裡。
美護士鎮定自若地吩咐夜班同事照看病人的妻子,一邊繼續按壓着,随手推車一起離開了我的視野。
我看了看候診室另一邊角落裡的圍欄嬰兒床。
那裡也圍着幾個天使。
一陣忙亂中,心髒複蘇團隊從病房中趕來,在這個非凡的女人身後擠作一團。
接着門在他們身後關上了。
我今天早上在哈默史密斯醫院的兒科病房裡扮了聖誕老人。
留在醫院過聖誕節的都是病重的孩子,其中一些還患有癌症。
他們身材消瘦,面無血色,頭發因為化療都掉光了。
他們在床外蕩着皮包骨頭的細腿,等着我給他們帶來禮物。
慈愛的父母扶他們坐直身子,試着将他們的心思從疲憊和痛苦上轉開,哪怕隻有幾分鐘也好。
病房裡有微笑,也有少許淚水,特别是聖誕老人自己的。
我知道這或許是他們的最後一個聖誕節了。
出了病房,帶着如釋重負的輕松和轎車後座上一大袋子要送給女兒的禮物,我沿着北環公路和A10公路朝劍橋駛去。
傑瑪今年7歲了,我每年都要在這條路線上走一程。
每年的這一天都很快樂,直到我必須離開的時候。
每次看她在門口揮手道别,我都會心碎,然後在回倫敦時可憐巴巴地哭上一路。
但是這件事誰都怪不得,隻能怪我自己。
雖然每天都和她說話,但我始終覺得自己沒能給她一個正常的童年。
别看我作為外科醫生那麼自大,但其實我對自己的評價很低,自認為是一個混賬父親,對女兒毫不盡責,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
我做得越多,我那些上了年紀的老闆要做的就越少——所以他們倒是很滿意。
薩拉——就是美護士——已經進去一個小時了。
她終于從搶救室裡走了出來,樣子淩亂而沮喪。
她的白帽子和白領子早已不見蹤影,絲襪抽了絲,連衣裙上面的幾個扣子也開了。
長時間的心髒按壓相當于在健身房裡劇烈運動了一場。
汗珠從她的脖子上滾落,消失在半露的胸部之間。
幾個醫學生無恥地盯着她走進家屬室,裡面傳來了患者妻子悲傷而絕望的哭泣,這大緻告訴了我們搶救的結果。
與此同時,那卷磁帶開始到頭重放,候診室裡再次響起了《普世歡騰》的曲調。
時間已近晚11點。
專橫的夜班護士開始奮力驅趕急診部裡的醉酒者和尚可走動的傷者。
化裝派對結束了。
我剛才偷看了心上人很久,這也很值得。
我已經很久沒見薩拉做她擅長的事了,上一次還是在劍橋,她曾在那裡照料我打橄榄球受的傷——下巴骨折,頭皮開花,肋骨開裂,但哪一樣都沒有阻止我立即回到手術室。
雖然兩個小時前就該下班了,但薩拉還有最後一項工作必須完成:那位心碎的妻子想看丈夫最後一眼,畢竟兩人曾一起共度人生,直到他主冠狀動脈裡的斑塊破裂,被急性心力衰竭奪走了生命。
假如是我主刀,我可能會趕緊給他連心肺機,用轉流繞過阻塞處,但我不能在聖托馬斯這麼做。
這裡是薩拉的醫院,不是我的。
他們今晚值班的心外科醫生正在許多公裡外的家中,沒有等在醫院裡尋求刺激。
當薩拉終于從彌漫着死氣的房間裡出來時,聖誕老人已經站到了門口,特地讓她看見。
她現在看起來蒼白而緊張。
在過去的11個小時裡,她遭遇了謾罵,被人吐口水,還受到醉漢的攻擊和低年資醫生的騷擾。
那些小夥子排起隊來,吵着要送她回家,因為本該送她回家的人還沒有出現——至少他們是這樣認為的。
現在她還要打起精神來,應付情緒崩潰的戀人,明早8點再回來上班。
我們都需要松下弦來,談一談,午夜的威斯敏斯特橋再合适不過。
我們倚在橋欄上,俯瞰下面冰冷的泰晤士河河水。
我仍是一身聖誕老人裝束,薩拉穿着黑色的護士鬥篷,大本鐘開始敲響倒數至午夜的鐘聲。
至此,今夜還分外寂靜平安,每個在家的人都躺床上,除了漂向急診部的那些宛若海難殘骸的人。
他們漂向哈默史密斯,漂向查令十字,漂向每一座醫院。
薩拉在這次值班裡已經見證了三例死亡,除了剛才那個心髒病人,還有兩個孤獨自殺的年輕人,他們再也受不了一個人的聖誕節了。
其中那個自殺的女孩尤其令她傷心,她才16歲,因為懷孕被趕出了家門。
她想去堕胎,但是沒錢,于是從一座鐵路橋上跳了下去。
剛值班結束還沒看見我時,美護士還在想我會不會也出了什麼特别糟糕的情況,不是這種,就是那種。
*** 到了1987年的聖誕節。
我在牛津做主任醫師剛滿三個月,還沉浸在世界頂尖的學術機構請我來新建一個心胸中心的興奮之中。
對任何一個腦子不似我這樣不受束縛的人來說,開啟一段單槍匹馬的心外科生涯,前景都足可畏懼——沒有人可以尋求幫助或征求意見,遇到疑難病例時也沒有可以商量的資深同事。
但這恰恰是我喜歡的地方,因為這意味着我可以全憑自己,大幹一番。
在專業方面,我雄心勃勃、極度自信,不想因循常例。
在牛津,不同的醫院部門各有各的要求。
成人心内科想要一個精通冠狀動脈和瓣膜手術的外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