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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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堅持要由資深胸外科醫生來做肺部手術，小兒心内科則希望有人能幫他們建一個先天性心髒病項目。
第一個進來的外科醫生最好能把這些都包攬下來。
這真的是瘋狂的要求，但我醉心于這種挑戰。
在我身後，是我認識的最有愛心和最無私的女性，正因為有她奮力劃槳，我才能始終浮在水面之上。
薩拉當時已經懷孕38周，但仍堅持要我開車去劍橋，和傑瑪還有她母親共度聖誕。
元旦來了又去，薩拉的預産期也是如此。
這時的我還沉浸在自己不可或缺的感覺中，迫在眉睫的生産影響不到我幾分。
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心髒手術更激動人心，可見我當時的大腦皮層是怎樣的病态。
大概還沒傷愈吧。
薩拉試着教會我共情，但我還差得遠。
1988年1月20日，預産期已經過了10天。
助産士開始建議引産。
馬克是個大塊頭孩子，但他的腦袋還沒有朝下（那就先别去動他吧！）。
好在胎兒的心率良好穩定，問題不大，薩拉仍想要自然分娩。
在另一個平行世界，我的工作裡，一切才剛剛開始。
那天清晨我在病房區，正在帶領手術前的查房。
今天的手術清單上隻有幾例無聊的冠狀動脈搭橋術，病人們在倫敦的醫院裡排了幾個月的隊，最後還是回了我這個新來的外科醫生這裡。
就在這時，我意外接到了當值的心内科主治醫師的電話。
他的老闆是格裡本大夫（DrGribben），一個陰沉的蘇格蘭人，他需要我在投身手術室一整天之前，先趕緊去給一個病人會診。
那是一位不幸的22歲女子，患有唐氏綜合征，入院時血流受到感染——我們稱之為“膿毒症”。
其他情況不用問也能想到。
和許多唐氏綜合征患兒一樣，梅根在嬰兒時接受過完全性房室管畸形修補術——她出生時心髒中央有一塊空缺，瓣膜沒有長全。
然而手術重建的二尖瓣始終有滲漏，現在又感染了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種情況的醫學術語是“心内膜炎”，它無疑會迅速進展，直至危及生命。
梅根需要盡快接受二尖瓣置換。
我的第一反應是當天就該做手術。
就像前面提到的，我對這些充滿感情卻有基因缺陷的孩子都懷着一份親近感，因為他們在布朗普頓醫院是做不上矯治手術的，“因為不值得”。
有人說他們的康複情況比不上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正常兒童，但事實并非如此。
我後來在牛津矯治了200多例房室管畸形，死亡率極低。
但這還不是唯一的障礙。
格裡本大夫親自來了，直視着我的眼睛，說還有一個情況必須告訴我。
原來梅根是從孤兒院領養的，而養父母都信奉耶和華見證人，絕不可能接受輸血。
短短一句話，就讓這個複雜病例的難度又上了一層樓。
我看得出，格裡本希望我幹脆拒絕手術。
首先，和非心髒手術不同，心肺機的預充液會稀釋血液循環；其次，再次手術總會出更多的血；最後，膿毒症病人缺乏正常的凝血機能，可能在術中大量出血，不輸血很可能死亡。
一直到二戰期間出現了輸血和抗生素，心髒手術才有了可能。
但在1945年，根據對《聖經》的嚴格字面解讀，耶和華見證人的管理團體頒布了一份輸血禁令。
有趣的是，這個教派不慶祝聖誕節也不過生日，政治上中立，不參軍也不對國旗行禮。
我一向會給這些信徒做手術，但要讓他們在手術中挺過來卻是道難題。
如今，随着治療死亡率被推入公共領域，我的許多同行已經不敢再冒這個險了。
雖然梅根已經22歲，但我不覺得她充分了解自己的困境，能夠自己同意手術，或是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明确拒絕輸血。
這些隻能由她的養父母替她決定。
果不其然，他們出具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預囑”，禁止給她輸血。
我早已學會不對别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沒必要的極端态度，避開潛在沖突；也絕不會直接說他們的女兒不輸血就會死，或是不讓輸血我就不做手術之類的話。
老實說，出于很多原因，輸血并不是理想做法，本身就會增加手術的死亡率。
我自己也會避免輸血，除非不輸就死定了。
在内心裡，我決計不會讓這女孩失血而死。
她一生下來已經夠倒黴了，不能再讓她的生命毫無必要地斷送在我手上。
養父母的立場很明确：隻有麻醉醫師、重症監護醫師和我都保證不會輸血，他們才會簽同意書。
他們還要我們保證不會申請法院命令，強行給她輸血。
那有什麼療法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我告訴他們，有一種新型的自體失血回輸機，叫“細胞救星”（cellsaver），可以收集梅根流失的血液，再返還給她。
傷口流出的血液會被抽吸到機器裡，進行離心分離和清洗，然後同抗凝血劑混合，再經過濾器輸回病人體内。
這個過濾器是治療膿毒症的重要工具，因為它能去掉血液裡的細菌和白細胞。
它和心肺機沒有太大不同，我們也要在它的管道裡預充補液。
對他們來說，自體失血回輸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裡面循環的都是梅根自己的血，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通常都會對此表示滿意，就像他們能接受腎透析一樣。
這對夫婦雙雙點頭同意。
我其實還藏了兩手後招，但看這情形不必再讨論了，于是我們同意按照他們的要求繼續治療。
顯然，在這個病例上我是在以身犯險。
當時我剛剛在牛津做了三個月的手術，但已經領教了它那站不住腳的傲慢，類似于“我們是牛津，所以肯定優秀”這種。
說來也怪，劍橋的阿登布魯克醫院就不是這個氛圍，那裡的羅伊·卡恩一貫務實。
在我來牛津之前，他就提醒我不要期望過高。
在牛津，他們隻允許我使用普外科病房的八張床位，我的病人在手術後隻能轉入普通ICU，和外傷、内科急症、産科及其他專科手術的病人住在一起。
于是，幾乎每例手術都需要我來争取床位。
接着我又發現，5号手術室這個“老夥計”根本不适合做心外科手術，它的條件比我一開始認識到的情況還要差得多。
裡面沒有輸氧管道，僅有的一台心肺機也已經是老古董。
手術時，警報會頻頻響起，而我唯一的灌注師特德就要跳起來卸掉空的氧氣瓶，沖出去換新的。
灌注師在手術中是絕不能離開機器的，但泰德每次都要離開。
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内，他不這麼做，我們的手術就進行不下去。
我來醫院後不久，那台古董心肺機的加熱——冷卻系統就出了嚴重故障，還是在手術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将病人的身體冷卻再複溫，才能修複她的心髒，這下辦不成了。
在把那位毫無戒心的女士連上機器之前，泰德沖出手術室，帶了一個桶和一隻碗回來。
他在桶裡裝了用于冷卻的自來水和冰塊，等到快要複溫之前，又提了一壺溫水來倒進碗裡。
當我下令複溫時，他把流着血液的轉流管從冰桶挪到了溫水碗裡。
這個畫面更應該出現在巨蟒劇團的喜劇電影裡，而不是一家大型教學醫院。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是這麼幹的。
接着刷手槽堵了。
無影燈也像活了似的，我總是要親手調節它們的位置，消毒都白消了。
再接着，樓上廁所的污水從天花闆上滲漏下來。
後來我決定，出任何狀況都去找那位飽受磨難的醫院經理斯特普爾頓先生（MrStapleton）。
我每次都跺着腳對護士長琳達說：“去叫斯特普爾頓先生來！”通常情況下，他會穿着西裝出現在5号手術室門口說：“又怎麼了，韋斯塔比？！”我的眼睛不離開病人的心髒，嘴巴裡對他吼道是他媽的這裡或那裡出了問題。
這時候麻醉醫師托尼·費希爾（TonyFisher）就會在麻醉屏後面蹲下來，一個人竊笑。
但最後，我們沒有醫死過一個病人。
雖然困難重重，我在牛津的前100個病人都活下來了。
所以這次就比較有意
第一個進來的外科醫生最好能把這些都包攬下來。
這真的是瘋狂的要求，但我醉心于這種挑戰。
在我身後，是我認識的最有愛心和最無私的女性，正因為有她奮力劃槳，我才能始終浮在水面之上。
薩拉當時已經懷孕38周，但仍堅持要我開車去劍橋，和傑瑪還有她母親共度聖誕。
元旦來了又去，薩拉的預産期也是如此。
這時的我還沉浸在自己不可或缺的感覺中，迫在眉睫的生産影響不到我幾分。
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心髒手術更激動人心，可見我當時的大腦皮層是怎樣的病态。
大概還沒傷愈吧。
薩拉試着教會我共情，但我還差得遠。
1988年1月20日，預産期已經過了10天。
助産士開始建議引産。
馬克是個大塊頭孩子，但他的腦袋還沒有朝下（那就先别去動他吧！）。
好在胎兒的心率良好穩定，問題不大，薩拉仍想要自然分娩。
在另一個平行世界，我的工作裡，一切才剛剛開始。
那天清晨我在病房區，正在帶領手術前的查房。
今天的手術清單上隻有幾例無聊的冠狀動脈搭橋術，病人們在倫敦的醫院裡排了幾個月的隊，最後還是回了我這個新來的外科醫生這裡。
就在這時，我意外接到了當值的心内科主治醫師的電話。
他的老闆是格裡本大夫（DrGribben），一個陰沉的蘇格蘭人，他需要我在投身手術室一整天之前，先趕緊去給一個病人會診。
那是一位不幸的22歲女子，患有唐氏綜合征，入院時血流受到感染——我們稱之為“膿毒症”。
其他情況不用問也能想到。
和許多唐氏綜合征患兒一樣，梅根在嬰兒時接受過完全性房室管畸形修補術——她出生時心髒中央有一塊空缺，瓣膜沒有長全。
然而手術重建的二尖瓣始終有滲漏，現在又感染了金黃色葡萄球菌。
這種情況的醫學術語是“心内膜炎”，它無疑會迅速進展，直至危及生命。
梅根需要盡快接受二尖瓣置換。
我的第一反應是當天就該做手術。
就像前面提到的，我對這些充滿感情卻有基因缺陷的孩子都懷着一份親近感，因為他們在布朗普頓醫院是做不上矯治手術的，“因為不值得”。
有人說他們的康複情況比不上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正常兒童，但事實并非如此。
我後來在牛津矯治了200多例房室管畸形，死亡率極低。
但這還不是唯一的障礙。
格裡本大夫親自來了，直視着我的眼睛，說還有一個情況必須告訴我。
原來梅根是從孤兒院領養的，而養父母都信奉耶和華見證人，絕不可能接受輸血。
短短一句話，就讓這個複雜病例的難度又上了一層樓。
我看得出，格裡本希望我幹脆拒絕手術。
首先，和非心髒手術不同，心肺機的預充液會稀釋血液循環；其次，再次手術總會出更多的血；最後，膿毒症病人缺乏正常的凝血機能，可能在術中大量出血，不輸血很可能死亡。
一直到二戰期間出現了輸血和抗生素，心髒手術才有了可能。
但在1945年，根據對《聖經》的嚴格字面解讀，耶和華見證人的管理團體頒布了一份輸血禁令。
有趣的是，這個教派不慶祝聖誕節也不過生日，政治上中立，不參軍也不對國旗行禮。
我一向會給這些信徒做手術，但要讓他們在手術中挺過來卻是道難題。
如今，随着治療死亡率被推入公共領域，我的許多同行已經不敢再冒這個險了。
雖然梅根已經22歲，但我不覺得她充分了解自己的困境，能夠自己同意手術，或是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明确拒絕輸血。
這些隻能由她的養父母替她決定。
果不其然，他們出具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預囑”，禁止給她輸血。
我早已學會不對别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沒必要的極端态度，避開潛在沖突；也絕不會直接說他們的女兒不輸血就會死，或是不讓輸血我就不做手術之類的話。
老實說，出于很多原因，輸血并不是理想做法，本身就會增加手術的死亡率。
我自己也會避免輸血，除非不輸就死定了。
在内心裡，我決計不會讓這女孩失血而死。
她一生下來已經夠倒黴了，不能再讓她的生命毫無必要地斷送在我手上。
養父母的立場很明确：隻有麻醉醫師、重症監護醫師和我都保證不會輸血，他們才會簽同意書。
他們還要我們保證不會申請法院命令，強行給她輸血。
那有什麼療法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我告訴他們，有一種新型的自體失血回輸機，叫“細胞救星”（cellsaver），可以收集梅根流失的血液，再返還給她。
傷口流出的血液會被抽吸到機器裡，進行離心分離和清洗，然後同抗凝血劑混合，再經過濾器輸回病人體内。
這個過濾器是治療膿毒症的重要工具，因為它能去掉血液裡的細菌和白細胞。
它和心肺機沒有太大不同，我們也要在它的管道裡預充補液。
對他們來說，自體失血回輸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裡面循環的都是梅根自己的血，耶和華見證人的信徒通常都會對此表示滿意，就像他們能接受腎透析一樣。
這對夫婦雙雙點頭同意。
我其實還藏了兩手後招，但看這情形不必再讨論了，于是我們同意按照他們的要求繼續治療。
顯然，在這個病例上我是在以身犯險。
當時我剛剛在牛津做了三個月的手術，但已經領教了它那站不住腳的傲慢，類似于“我們是牛津，所以肯定優秀”這種。
說來也怪，劍橋的阿登布魯克醫院就不是這個氛圍，那裡的羅伊·卡恩一貫務實。
在我來牛津之前，他就提醒我不要期望過高。
在牛津，他們隻允許我使用普外科病房的八張床位，我的病人在手術後隻能轉入普通ICU，和外傷、内科急症、産科及其他專科手術的病人住在一起。
于是，幾乎每例手術都需要我來争取床位。
接着我又發現，5号手術室這個“老夥計”根本不适合做心外科手術，它的條件比我一開始認識到的情況還要差得多。
裡面沒有輸氧管道，僅有的一台心肺機也已經是老古董。
手術時，警報會頻頻響起，而我唯一的灌注師特德就要跳起來卸掉空的氧氣瓶，沖出去換新的。
灌注師在手術中是絕不能離開機器的，但泰德每次都要離開。
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内，他不這麼做，我們的手術就進行不下去。
我來醫院後不久，那台古董心肺機的加熱——冷卻系統就出了嚴重故障，還是在手術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需要将病人的身體冷卻再複溫，才能修複她的心髒，這下辦不成了。
在把那位毫無戒心的女士連上機器之前，泰德沖出手術室，帶了一個桶和一隻碗回來。
他在桶裡裝了用于冷卻的自來水和冰塊，等到快要複溫之前，又提了一壺溫水來倒進碗裡。
當我下令複溫時，他把流着血液的轉流管從冰桶挪到了溫水碗裡。
這個畫面更應該出現在巨蟒劇團的喜劇電影裡，而不是一家大型教學醫院。
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麼多年來他們一直是這麼幹的。
接着刷手槽堵了。
無影燈也像活了似的，我總是要親手調節它們的位置，消毒都白消了。
再接着，樓上廁所的污水從天花闆上滲漏下來。
後來我決定，出任何狀況都去找那位飽受磨難的醫院經理斯特普爾頓先生（MrStapleton）。
我每次都跺着腳對護士長琳達說：“去叫斯特普爾頓先生來！”通常情況下，他會穿着西裝出現在5号手術室門口說：“又怎麼了，韋斯塔比？！”我的眼睛不離開病人的心髒，嘴巴裡對他吼道是他媽的這裡或那裡出了問題。
這時候麻醉醫師托尼·費希爾（TonyFisher）就會在麻醉屏後面蹲下來，一個人竊笑。
但最後，我們沒有醫死過一個病人。
雖然困難重重，我在牛津的前100個病人都活下來了。
所以這次就比較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