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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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了：我們顯然沒有給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做再次手術要用的“細胞救星”。
所以，我急忙聯系那家公司的銷售代表，想說服他借一台給我們。
他說最早可以在明天運一台來，近中午時送到。
這就是說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裡，我們都要把梅根泡在高劑量的抗生素裡。
我也堅持她在這段時間裡都應該住在ICU，接受仔細的觀察。
我這麼做還另有考慮——這樣她至少在手術後肯定有一個床位，不用再等了。
我還堅持給她用一種名叫“紅細胞生成素”的激素，就是因被職業自行車手服用而聲名狼藉的EPO，它能促進骨髓中紅細胞的形成。
有了這個，再加上高劑量的鐵、維生素B12和葉酸，就能幫她在術後幾天或幾周内恢複血紅蛋白的含量——我預計她在術後會嚴重貧血。
等到明天，我還會給她用一種叫“抑肽酶”的制劑，它能促進連接心肺機的病人的凝血功能，這是我個人在無意中發現的——這是我們專業又一項裡程碑式的進展。
那天上午的第一例手術是冠狀動脈搭橋，手術進行到一半時，麻醉醫師托尼從麻醉屏後面探過頭來，小聲對我說了些什麼。
我正專心緻志地把一根血管縫合到另一根細小而關鍵的冠狀動脈上，沒有聽見，于是要他重複一遍。
這次，他讓整個手術室都聽見了。
“我們剛剛接到電話說你妻子宮縮了，現在沒人開車送她去醫院。
” 我的回答：“她不是還能自己開車嗎？”這回答怎麼說也是太冷血了。
在場的護士一齊咕哝了起來。
零分！ 我又抛出了第二個選項：“讓她叫出租車嘛。
”我還能怎麼說？我正在别人的心髒上動手術呢，後面還等着一個超難病例。
結果，薩拉給她的助産士打了電話。
助産士上門，伸了一隻拳頭進去，然後說：“還沒張開，暫時先待在家裡吧。
現在去了醫院也會叫你回來的。
” 我還在整天做手術，這聽起來非常冷漠無情，但沒人能來接我的班。
再說，分娩在我眼裡不過是自然的生理過程，沒必要大驚小怪，把它當成什麼災異現象。
我在做醫學生的時候，曾在倫敦北部的尼斯登産科醫院接生過20多個孩子。
但在我看來，比起接住黏糊糊的新生兒，别讓它們滑到地闆上，修補參差不齊的會陰撕裂更有意思。
話雖如此，我對母親們向來是很同情的。
我連一隻甜瓜都不願意從屁股裡擠出來，更别說一整個嬰兒了。
但無論我在産前怎麼戰戰兢兢地呵護薩拉，她也不會因此在之後的幾個小時裡更好過一些，所以我還是專心疏通心髒吧。
我就是這樣努力說服自己的。
但這其中另有隐情，而且我想薩拉知道這一點：當初傑瑪出生時，我也不在前妻珍妮的身邊。
我親愛的母親在她身邊幫忙，我自己卻在許多公裡之外，我為此深感良心不安。
所以這一次我會覺得難以面對。
而薩拉真是個聖人，已經做好了獨自面對的心理準備。
漸漸地，她從不和我吵架或沖突，隻是用毫不動搖的支持，一點一點地化解我的神經質。
她明白我正面臨大量的職業挑戰，也希望我在牛津獲得成功，無論代價如何。
以前大家還都認為我肯定是一個好男人，不然這樣特别的一個女子怎麼會嫁給我？ 當我終于在傍晚回到家時，薩拉的宮縮已經變得更劇烈，也更疼痛。
小馬克已經打定主意要出來了。
我在浴缸裡放了熱水好讓她浸泡，但她爬出來時羊水破了，在浴室裡噴了一地。
我已經全不記得學生時代的那些接生經曆了，但是心想，既然“水壩”已破，就該去找專業人士幫忙。
我們在夜裡十點半來到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的産科，徑直去了産前病房。
裡面和往常一樣忙碌。
在把薩拉送上産床前，他們想再看下她的宮頸張開了多少，結果發現孩子的腦袋依然沒有就位。
分娩一時半會兒還開始不了。
我對此的冷酷回應震驚了病房護士長：“請好好照料他們母子。
我明天還有兩台心髒手術，現在得去睡會兒。
明早六點半左右我再來。
” 薩拉是克己的聖人，平靜地接受了這一點。
産科護士長驚得好像剛剛尿了褲子：原來這就是大家都在談論的那個新來的心外科醫生啊。
那天夜裡我隻接到一通電話，是ICU打來的，說他們很擔心梅根的狀況。
她在發燒，血壓在90/60這樣的底線附近上下波動，尿袋裡的尿液也少得可憐。
我對當值的主治醫師有些直接，說的大概是：“自體失血回輸機明天上午才到。
如果你想現在就給她做手術，不用這個東西，那你就他媽的動手。
不然就叫你自己的主任醫師來幫忙。
” 連續幾個月單槍匹馬地做手術，每天晚上每個周末都要值班，這非常耗人。
我無時不感到筋疲力盡、睡眠不足。
這種事誰也不會關心，除了我的妻子。
對于她，我隻有深深的抱歉。
她應該過比這好得多的生活。
事實上，她也有過好得多的生活，直到我闖了進來，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我再次拎起電話，打給産前病房詢問她的情況。
沒有實質進展，疼痛仍在繼續。
這就是産科。
疼痛是做女人的代價。
1988年1月27日早上6點。
這會是艱難的一天。
我一早就到了薩拉身邊，安慰了她幾分鐘。
7點一到，我就趕去了ICU，打算對昨晚在電話裡責罵的那個小醫生和氣點。
經過一夜的苦熬，薩拉蒼白而憔悴。
假如是我自己的病人，我會讓她這樣痛苦嗎？絕對不會。
我決定在手術開始前給她的産科醫生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希望在兩台手術之間看到我的兒子——是我的手術之間，不是他的。
我不想一邊給一名患膿毒症的年輕女子做複雜的再次手術，一邊擔心着自己的妻兒。
但最後，我還是沒打這個電話。
我自己已經這麼沒用，再和那些照顧她的人作對就太蠢了。
在這件事上，我隻是一個被動的參與者，不能像往常那樣發号施令。
今天上午的第一個病人接受的是主動脈瓣置換術，上午11點被安全送回ICU。
可是我那台見鬼的細胞救星呢？我沒有回産科去看薩拉，因為接下來梅根的手術将是一場硬仗，我必須确保每個人都提前清楚情況。
現在讓泰德學習如何組裝自體失血回輸機已經來不及了，那個公司代表必須跟我們進手術室，自己把機器組裝起來。
托尼必須先給梅根注射抑肽酶，之後我才能鋸開她的胸腔。
這都是5号手術室裡從未發生過的情況。
這感覺就像是我們即将登上西區的舞台首演一場話劇，卻根本沒有排練，而男主角還想要去醫院的另一個區域演一個關鍵配角。
幕布就要升起，女主角即将亮相，但那個無賴男人卻不見了蹤影。
我心想薩拉的産科醫生和助産士一定就是這個感覺，他們見慣了噓寒問暖的丈夫坐在一旁，緊握妻子的手，給她揉背。
這和1948年我出生時的情形截然不同：當時鄰床藍嬰的父親想從煉鋼廠離開一小時都做不到。
我們之所以選了這位産科醫師，是因為我曾經和他一起做過手術。
病人是位患心内膜炎的孕婦，我們在同一台手術裡先給她做了剖宮産，再做了主動脈瓣的再次手術，最後母子平安。
但我知道有一些相似的病例，死亡率是200%。
我确定時候一到，那位醫生一定會照顧好薩拉。
而此時我正在刷手，即将開始又一台漫長的手術，根本不會知道那一刻何時到來。
我暗暗希望當我做完手術出來時，薩拉的分娩已經結束。
在醫院另一邊的産科病房，這場我本以為會是生理性的漫長而疼痛的分娩，漸漸發展成了病理性的。
薩拉現在身心俱疲。
就算她再了解我内心的魔鬼，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不在身邊，她自然還是生氣了。
雖然事實依然是，就算我在她身邊也幫不上什麼鬼忙。
以我的脾氣，不可能幹等着事情發生，也不會允許别
所以，我急忙聯系那家公司的銷售代表，想說服他借一台給我們。
他說最早可以在明天運一台來，近中午時送到。
這就是說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裡，我們都要把梅根泡在高劑量的抗生素裡。
我也堅持她在這段時間裡都應該住在ICU，接受仔細的觀察。
我這麼做還另有考慮——這樣她至少在手術後肯定有一個床位，不用再等了。
我還堅持給她用一種名叫“紅細胞生成素”的激素，就是因被職業自行車手服用而聲名狼藉的EPO，它能促進骨髓中紅細胞的形成。
有了這個，再加上高劑量的鐵、維生素B12和葉酸，就能幫她在術後幾天或幾周内恢複血紅蛋白的含量——我預計她在術後會嚴重貧血。
等到明天，我還會給她用一種叫“抑肽酶”的制劑，它能促進連接心肺機的病人的凝血功能，這是我個人在無意中發現的——這是我們專業又一項裡程碑式的進展。
那天上午的第一例手術是冠狀動脈搭橋，手術進行到一半時，麻醉醫師托尼從麻醉屏後面探過頭來，小聲對我說了些什麼。
我正專心緻志地把一根血管縫合到另一根細小而關鍵的冠狀動脈上，沒有聽見，于是要他重複一遍。
這次，他讓整個手術室都聽見了。
“我們剛剛接到電話說你妻子宮縮了，現在沒人開車送她去醫院。
” 我的回答：“她不是還能自己開車嗎？”這回答怎麼說也是太冷血了。
在場的護士一齊咕哝了起來。
零分！ 我又抛出了第二個選項：“讓她叫出租車嘛。
”我還能怎麼說？我正在别人的心髒上動手術呢，後面還等着一個超難病例。
結果，薩拉給她的助産士打了電話。
助産士上門，伸了一隻拳頭進去，然後說：“還沒張開，暫時先待在家裡吧。
現在去了醫院也會叫你回來的。
” 我還在整天做手術，這聽起來非常冷漠無情，但沒人能來接我的班。
再說，分娩在我眼裡不過是自然的生理過程，沒必要大驚小怪，把它當成什麼災異現象。
我在做醫學生的時候，曾在倫敦北部的尼斯登産科醫院接生過20多個孩子。
但在我看來，比起接住黏糊糊的新生兒，别讓它們滑到地闆上，修補參差不齊的會陰撕裂更有意思。
話雖如此，我對母親們向來是很同情的。
我連一隻甜瓜都不願意從屁股裡擠出來，更别說一整個嬰兒了。
但無論我在産前怎麼戰戰兢兢地呵護薩拉，她也不會因此在之後的幾個小時裡更好過一些，所以我還是專心疏通心髒吧。
我就是這樣努力說服自己的。
但這其中另有隐情，而且我想薩拉知道這一點：當初傑瑪出生時，我也不在前妻珍妮的身邊。
我親愛的母親在她身邊幫忙，我自己卻在許多公裡之外，我為此深感良心不安。
所以這一次我會覺得難以面對。
而薩拉真是個聖人，已經做好了獨自面對的心理準備。
漸漸地，她從不和我吵架或沖突，隻是用毫不動搖的支持，一點一點地化解我的神經質。
她明白我正面臨大量的職業挑戰，也希望我在牛津獲得成功，無論代價如何。
以前大家還都認為我肯定是一個好男人，不然這樣特别的一個女子怎麼會嫁給我？ 當我終于在傍晚回到家時，薩拉的宮縮已經變得更劇烈，也更疼痛。
小馬克已經打定主意要出來了。
我在浴缸裡放了熱水好讓她浸泡，但她爬出來時羊水破了，在浴室裡噴了一地。
我已經全不記得學生時代的那些接生經曆了，但是心想，既然“水壩”已破，就該去找專業人士幫忙。
我們在夜裡十點半來到約翰·拉德克利夫醫院的産科，徑直去了産前病房。
裡面和往常一樣忙碌。
在把薩拉送上産床前，他們想再看下她的宮頸張開了多少，結果發現孩子的腦袋依然沒有就位。
分娩一時半會兒還開始不了。
我對此的冷酷回應震驚了病房護士長：“請好好照料他們母子。
我明天還有兩台心髒手術，現在得去睡會兒。
明早六點半左右我再來。
” 薩拉是克己的聖人，平靜地接受了這一點。
産科護士長驚得好像剛剛尿了褲子：原來這就是大家都在談論的那個新來的心外科醫生啊。
那天夜裡我隻接到一通電話，是ICU打來的，說他們很擔心梅根的狀況。
她在發燒，血壓在90/60這樣的底線附近上下波動，尿袋裡的尿液也少得可憐。
我對當值的主治醫師有些直接，說的大概是：“自體失血回輸機明天上午才到。
如果你想現在就給她做手術，不用這個東西，那你就他媽的動手。
不然就叫你自己的主任醫師來幫忙。
” 連續幾個月單槍匹馬地做手術，每天晚上每個周末都要值班，這非常耗人。
我無時不感到筋疲力盡、睡眠不足。
這種事誰也不會關心，除了我的妻子。
對于她，我隻有深深的抱歉。
她應該過比這好得多的生活。
事實上，她也有過好得多的生活，直到我闖了進來，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我再次拎起電話，打給産前病房詢問她的情況。
沒有實質進展，疼痛仍在繼續。
這就是産科。
疼痛是做女人的代價。
1988年1月27日早上6點。
這會是艱難的一天。
我一早就到了薩拉身邊，安慰了她幾分鐘。
7點一到，我就趕去了ICU，打算對昨晚在電話裡責罵的那個小醫生和氣點。
經過一夜的苦熬，薩拉蒼白而憔悴。
假如是我自己的病人，我會讓她這樣痛苦嗎？絕對不會。
我決定在手術開始前給她的産科醫生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希望在兩台手術之間看到我的兒子——是我的手術之間，不是他的。
我不想一邊給一名患膿毒症的年輕女子做複雜的再次手術，一邊擔心着自己的妻兒。
但最後，我還是沒打這個電話。
我自己已經這麼沒用，再和那些照顧她的人作對就太蠢了。
在這件事上，我隻是一個被動的參與者，不能像往常那樣發号施令。
今天上午的第一個病人接受的是主動脈瓣置換術，上午11點被安全送回ICU。
可是我那台見鬼的細胞救星呢？我沒有回産科去看薩拉，因為接下來梅根的手術将是一場硬仗，我必須确保每個人都提前清楚情況。
現在讓泰德學習如何組裝自體失血回輸機已經來不及了，那個公司代表必須跟我們進手術室，自己把機器組裝起來。
托尼必須先給梅根注射抑肽酶，之後我才能鋸開她的胸腔。
這都是5号手術室裡從未發生過的情況。
這感覺就像是我們即将登上西區的舞台首演一場話劇，卻根本沒有排練，而男主角還想要去醫院的另一個區域演一個關鍵配角。
幕布就要升起，女主角即将亮相，但那個無賴男人卻不見了蹤影。
我心想薩拉的産科醫生和助産士一定就是這個感覺，他們見慣了噓寒問暖的丈夫坐在一旁，緊握妻子的手，給她揉背。
這和1948年我出生時的情形截然不同：當時鄰床藍嬰的父親想從煉鋼廠離開一小時都做不到。
我們之所以選了這位産科醫師，是因為我曾經和他一起做過手術。
病人是位患心内膜炎的孕婦，我們在同一台手術裡先給她做了剖宮産，再做了主動脈瓣的再次手術，最後母子平安。
但我知道有一些相似的病例，死亡率是200%。
我确定時候一到，那位醫生一定會照顧好薩拉。
而此時我正在刷手，即将開始又一台漫長的手術，根本不會知道那一刻何時到來。
我暗暗希望當我做完手術出來時，薩拉的分娩已經結束。
在醫院另一邊的産科病房，這場我本以為會是生理性的漫長而疼痛的分娩，漸漸發展成了病理性的。
薩拉現在身心俱疲。
就算她再了解我内心的魔鬼，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不在身邊，她自然還是生氣了。
雖然事實依然是，就算我在她身邊也幫不上什麼鬼忙。
以我的脾氣，不可能幹等着事情發生，也不會允許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