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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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助産士凝重的表情已經表達了一切——還有孩子那張可憐的小臉蛋：死氣沉沉，顔色青灰，眼珠渙散地轉動。
工廠女孩央求大家告訴她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孩子一動不動，也不出聲？為什麼她不是粉紅溫暖，就像隔壁小床上的我？她的乳汁開始流淌，孩子卻不吮吸。
那是1948年，藍嬰隻有死路一條。
醫護們又聚攏回我母親身旁的産床。
在九個月的興奮和期盼之後，兩邊的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邊是容光煥發、充滿自豪與喜悅的婦女，帶着她健壯的粉紅色兒子；另一邊是傷心無助的母親，灰色的女嬰一動不動，死在她的懷中。
床邊的簾子合上了。
她那滿懷期待的丈夫被工作絆住，正在廠裡軋鋼，沒法在女兒活着的時候看上她一眼。
醫院的牧師匆忙趕來，為這個正在死去的孩子洗禮。
這多半已經太遲，但他們還是完成了儀式。
鄰床的母親情緒崩潰了，這已經令我的母親相當難過，到了家屬探視時間，兩邊的反差就更強烈了。
年輕女子的父母和失去孩子的丈夫先後到來，但他們來得太遲，死去的嬰兒已經被裝進一隻鞋盒悄悄送走了。
内疚接踵而來：她做錯了什麼？是因為吸煙嗎？還是吃了鎮吐藥？因為她該去教堂卻沒去？我們一家人的歡樂中也夾雜着對那個可憐女孩的同情。
我母親在她旁邊的産床裡躺了五天，其間醫生給她做了骨盆手術。
她兩手空空地回了家，帶走的隻有悲傷和縫線。
那天，我的母親也格外傷感，因為她在報紙上讀過美國有個藍嬰接受手術的新聞——一種神奇的術式，能讓藍嬰變得粉紅。
為什麼剛剛沒人提呢？那時國民保健服務已成立三周，一派嶄新，他們應該也能做到吧？這段殘酷的記憶始終不曾褪色。
因此，每逢我過生日，她都會帶上花朵紀念鄰床的藍嬰。
在本該歡慶的日子做這樣一件事，是多麼大氣的舉動。
我母親在《泰晤士報》上讀到的新聞大緻是這樣的：1944年，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小兒心髒科醫生海倫·陶西格（HelenTaussig）給外科主任阿爾弗雷德·布萊洛克（AlfredBlalock）出了一道難題，要他為那些必死的藍嬰設計一套手術方案。
布萊洛克的想法是把為嬰兒手臂供血的鎖骨下動脈轉接到胸腔，和閉鎖的肺動脈連在一起。
他預計肩胛周圍那些較小的側支血管會長大，足以确保嬰兒手臂的供血，就像在動物實驗中證實的那樣。
當年11月，這位教授首次嘗試了後來被稱為“布萊洛克—陶西格分流術”的方案。
他不是一位技術娴熟的外科醫生，費了好大勁兒才将那些細小血管連起來，但結果令衆人松了口氣：術後，孩子的膚色立即由藍轉粉，氣急症狀也當即消失。
不單如此，那條少了根動脈的手臂也正常長大了。
關于這項劃時代的術式，消息傳得很快。
英國的胸外科先驅羅素·布羅克爵士（SirRussellBlock，我在布朗普頓醫院繼承的手術靴就是他的）邀請布萊洛克和陶西格到倫敦展示他們的手術。
倫敦有的是孱弱的藍嬰，布萊洛克接連給十個嬰兒使用了分流術，無一例死亡，十個嬰兒都奇迹般地變成粉色，開始正常發育。
訪問最後，布萊洛克受邀到英國醫學會（BMA）的大廳裡展示勝利果實。
演講結束時，剛放完幻燈片的房間裡還是一片漆黑，十分寂靜。
忽然，一盞軍用探照燈掃過整個大廳，追到蓋伊醫院的一名護士長身上，她身穿深藍色制服，頭戴白色亞麻帽，懷抱着一名兩歲大的金發女孩。
就在幾天前，這個得了紫绀型先天性心髒病的小姑娘還在垂死掙紮。
而現在，接受了新型分流術的她，已經全身粉紅。
這戲劇性的一幕，令現場觀衆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
母親對《泰晤士報》這則報道的講述，總能喚起我的共鳴。
正因如此，我最早的童年回憶就有一方面是藍嬰。
在藍嬰手術後那段劃時代的歲月裡，那些堅持不懈、終在心髒上成功手術的人，無疑都有精神病态的傾向。
心髒手術在歐洲真的可能嗎？大概吧，但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說來也怪，我從小就注定要走這條路，有為此而生的獨特能力。
大部分人都是左腦半球占優勢，它支配着語言技能，令人擅用右手。
相對的，右腦半球支配空間覺知、創意和情緒反應。
但是我卻繼承了一顆奇怪的大腦。
正常人的大腦是“單側化”的，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不同的灰質區域會适應控制不同的行為和技能；我卻避開了單側化，長出了一個擁有雙側優勢的大腦，左右手都很靈活。
雖然學校的規訓讓我以右手為主，但我能用雙手擺弄鋼筆、畫筆乃至各種手術器械，左右手都能很好地給繩子打結。
我還能用左腳踢橄榄球，用左手打闆球。
盡管外語學得一
工廠女孩央求大家告訴她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孩子一動不動，也不出聲？為什麼她不是粉紅溫暖，就像隔壁小床上的我？她的乳汁開始流淌，孩子卻不吮吸。
那是1948年，藍嬰隻有死路一條。
醫護們又聚攏回我母親身旁的産床。
在九個月的興奮和期盼之後，兩邊的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邊是容光煥發、充滿自豪與喜悅的婦女，帶着她健壯的粉紅色兒子；另一邊是傷心無助的母親，灰色的女嬰一動不動，死在她的懷中。
床邊的簾子合上了。
她那滿懷期待的丈夫被工作絆住，正在廠裡軋鋼，沒法在女兒活着的時候看上她一眼。
醫院的牧師匆忙趕來，為這個正在死去的孩子洗禮。
這多半已經太遲，但他們還是完成了儀式。
鄰床的母親情緒崩潰了，這已經令我的母親相當難過，到了家屬探視時間，兩邊的反差就更強烈了。
年輕女子的父母和失去孩子的丈夫先後到來，但他們來得太遲，死去的嬰兒已經被裝進一隻鞋盒悄悄送走了。
内疚接踵而來：她做錯了什麼？是因為吸煙嗎？還是吃了鎮吐藥？因為她該去教堂卻沒去？我們一家人的歡樂中也夾雜着對那個可憐女孩的同情。
我母親在她旁邊的産床裡躺了五天，其間醫生給她做了骨盆手術。
她兩手空空地回了家，帶走的隻有悲傷和縫線。
那天，我的母親也格外傷感，因為她在報紙上讀過美國有個藍嬰接受手術的新聞——一種神奇的術式，能讓藍嬰變得粉紅。
為什麼剛剛沒人提呢？那時國民保健服務已成立三周，一派嶄新，他們應該也能做到吧？這段殘酷的記憶始終不曾褪色。
因此，每逢我過生日，她都會帶上花朵紀念鄰床的藍嬰。
在本該歡慶的日子做這樣一件事，是多麼大氣的舉動。
我母親在《泰晤士報》上讀到的新聞大緻是這樣的：1944年，在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小兒心髒科醫生海倫·陶西格（HelenTaussig）給外科主任阿爾弗雷德·布萊洛克（AlfredBlalock）出了一道難題，要他為那些必死的藍嬰設計一套手術方案。
布萊洛克的想法是把為嬰兒手臂供血的鎖骨下動脈轉接到胸腔，和閉鎖的肺動脈連在一起。
他預計肩胛周圍那些較小的側支血管會長大，足以确保嬰兒手臂的供血，就像在動物實驗中證實的那樣。
當年11月，這位教授首次嘗試了後來被稱為“布萊洛克—陶西格分流術”的方案。
他不是一位技術娴熟的外科醫生，費了好大勁兒才将那些細小血管連起來，但結果令衆人松了口氣：術後，孩子的膚色立即由藍轉粉，氣急症狀也當即消失。
不單如此，那條少了根動脈的手臂也正常長大了。
關于這項劃時代的術式，消息傳得很快。
英國的胸外科先驅羅素·布羅克爵士（SirRussellBlock，我在布朗普頓醫院繼承的手術靴就是他的）邀請布萊洛克和陶西格到倫敦展示他們的手術。
倫敦有的是孱弱的藍嬰，布萊洛克接連給十個嬰兒使用了分流術，無一例死亡，十個嬰兒都奇迹般地變成粉色，開始正常發育。
訪問最後，布萊洛克受邀到英國醫學會（BMA）的大廳裡展示勝利果實。
演講結束時，剛放完幻燈片的房間裡還是一片漆黑，十分寂靜。
忽然，一盞軍用探照燈掃過整個大廳，追到蓋伊醫院的一名護士長身上，她身穿深藍色制服，頭戴白色亞麻帽，懷抱着一名兩歲大的金發女孩。
就在幾天前，這個得了紫绀型先天性心髒病的小姑娘還在垂死掙紮。
而現在，接受了新型分流術的她，已經全身粉紅。
這戲劇性的一幕，令現場觀衆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
母親對《泰晤士報》這則報道的講述，總能喚起我的共鳴。
正因如此，我最早的童年回憶就有一方面是藍嬰。
在藍嬰手術後那段劃時代的歲月裡，那些堅持不懈、終在心髒上成功手術的人，無疑都有精神病态的傾向。
心髒手術在歐洲真的可能嗎？大概吧，但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說來也怪，我從小就注定要走這條路，有為此而生的獨特能力。
大部分人都是左腦半球占優勢，它支配着語言技能，令人擅用右手。
相對的，右腦半球支配空間覺知、創意和情緒反應。
但是我卻繼承了一顆奇怪的大腦。
正常人的大腦是“單側化”的，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不同的灰質區域會适應控制不同的行為和技能；我卻避開了單側化，長出了一個擁有雙側優勢的大腦，左右手都很靈活。
雖然學校的規訓讓我以右手為主，但我能用雙手擺弄鋼筆、畫筆乃至各種手術器械，左右手都能很好地給繩子打結。
我還能用左腳踢橄榄球，用左手打闆球。
盡管外語學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