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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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一次心内直視手術。
我當時還在下面開玩笑說，要是手術來找我做，結果可就不一定了。
現在他被送來了牛津，情況危急，而他的家人仍在M25公路上。
我們預想的重逢可不是這樣的。
我牽起他的左手，他随即牢牢抓住了我。
他這一側身體還能動彈。
我們和露西排成一列，穿過急診部，沿走廊直接進了手術室。
我草草看了一眼CT片：他的情況确實要命。
要先有同意書，我們才能做手術，但他現在孤身一人，我也不想把話說得太直接，隻告訴他我會修複他的夾層，運氣好的話，他的中風也能好。
他艱難地告訴我，自己想在麻醉之前再看一眼希拉裡和孩子們。
露西有希拉裡的号碼，我打了過去。
他們最快也要45分鐘才能趕到。
時間每多過一分，神經系統恢複的可能性就少一分，而我們已經浪費了好多個小時。
我向斯蒂夫保證，絕不會讓他死，他用左手鈎劃了知情同意書，我也在下面簽了自己的名字，戴夫·皮戈特随即注射了一劑保護大腦的巴比妥酸鹽，送他去了沒有知覺的世界。
我們已經把親切交談減到了最少。
外科手術必須不帶感情，最好連病人的名字都别知道。
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斯蒂夫已經說不出話，我也不可能向他講述真實的風險——不做手術，他必死無疑。
他也是醫生，明白狀況。
在最後的清醒時刻，我沒必要給他徒增焦慮了。
我在咖啡間裡坐定，直到他像百合花一樣蒼白的身體被塗上棕色碘伏，蓋上手術巾。
我不想看到他松垮的軀體。
我更想記住他曾經的樣子：那副在冬日下午大步走進球場的健美體魄，湧動着腎上腺素，等不及要上場沖撞一番。
我們那時如影随形，現在卻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斯蒂夫坐在診室裡，和病人們親切地聊天，分發藥片，實在是像樣的醫生。
而值此深夜，我則在等着操刀手術，用搖擺鋸鋸開他的胸腔——還是在度過了充滿失望、争執和痛苦的漫長一天之後。
不過比賽一旦開始，腎上腺素就會驅散疲倦，讓我忘記時間。
經過上一次手術，斯蒂夫的胸骨内面和心髒正面之間已經沒有了心包和胸腺。
擴張的主動脈薄如蟬翼，緊貼在胸骨下方。
這種情況下，用搖擺鋸再次開胸極其危險。
為了降低緻命大出血的風險，我暴露了他腿部的主要動脈和靜脈，把它們連上心肺機。
這樣萬一骨鋸撕開心髒或主動脈，我還可以立刻切換到心肺轉流，拿掉循環系統的壓力，再抽幹出血點的血。
這一招多數時候都能奏效，但有時也會失敗。
心外科手術要真這麼容易，那人人都能做了。
給斯蒂夫開刀就像為一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更換管道。
主管線都壞了，那些從鍋爐連出來的管道也都得換掉——它們已經鏽到不行，随時會崩碎。
而我在作業時，絕不能任由熱水在裡面流動。
我必須做和“魚刺女士”一樣的處理：給他的腦部降溫，把全身的血液都抽到心肺機裡去。
戴夫在他的頭皮上連了腦電圖電極線，監測他的腦波。
随着體溫下降，斯蒂夫的腦波漸漸消失，但他的腦波在中風後就已經不正常了。
阿米爾沿着上次手術留下的疤痕切開皮膚，用電刀燒穿覆蓋在骨骼上的脂肪，再用鋼絲剪剪斷上次的不鏽鋼骨縫線，将它們抽出。
每次開胸骨我都要親自上陣。
想要搖擺鋸切的深度恰到好處，需要精确的判斷。
你必須細細地感受它鋸穿胸骨的一瞬，然後及時抽回，因為胸骨内面可能已經和右心室的肌肉粘在一起了。
出現夾層的主動脈呈現出吓人的深紫色，仿佛一隻驚惶憤怒的茄子。
透過薄薄的外膜，我可以看到下面的血液湍流。
戴夫往食管裡放了一隻超聲探頭，位置就在心髒後方。
探頭顯示主動脈壁的初始裂口位于冠狀動脈的起點上方約1厘米處。
冠狀動脈是主動脈的關鍵分支，負責為心肌本身供血。
我的任務是換掉撕裂的部分，将血流引回它的天然歸宿，借此讓斯蒂夫阻塞的腦動脈和腎動脈恢複供血。
他那隻損壞的腎髒肯定能恢複，但受傷的大腦就不太可能了。
它已經太久沒有得到血液和氧氣，雖說巴比妥酸鹽和降溫或許能幫上點忙。
我吩咐灌注師布萊恩開始轉流，給他降溫到18攝氏度。
把活人全身的血液都抽幹可是件奇事。
能幹出這種事的，隻有吸血鬼，和少數能給先天性心髒缺陷和各處的動脈瘤做手術的心外科醫生。
我是治這兩種病的行家，把病人抽空是家常便飯。
我曾在羅馬尼亞的德古拉城堡做過一場關于“宰人”[清真宰牲要求在動物心跳停止前把血放幹淨，韋斯塔比的手術步驟與此類似。
]的搞笑演講，感覺自己仿佛回了老家。
德古拉伯爵和我有很多共同點。
我在和時間賽跑時通常很放松，哪怕病人腦内已無血流。
我不會站在那裡思忖神經細胞的死亡，也不會匆忙下手。
半夜一點半，我讓布萊恩停止轉流、開始抽血，這24小時裡我是第二次下這樣的命令了。
斯蒂夫把那一腔加了抗凝劑的冷卻血液抽進貯血器，這些血在被重新泵入體内前，會像一壺黑加侖汁一樣存着。
我切開抽空血液的撕裂主動脈，直到能看清那些通向頭部和手臂的重要分支的内部。
第一步是用組織凝膠重新黏合剝離的血管膜。
我可是全世界首批使用這種膠水的外科醫生，我經手的病人有很高的存活率，這種膠功不可沒。
然後，帶着強迫症似的謹慎，我縫了一段移植血管上去，并在下面墊了幾條特氟龍墊片，以防縫線割傷脆弱的組織。
每個病人的性命都仰賴我的大腦皮層和指尖的連接，主動脈夾層的病人尤其如此。
阿米爾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的每一個動作，想學到我技術中的所有細微之處，這也是他樂意過來加夜班的原因。
阿米爾總有一天能成事。
在沒有血流的情況下，修補主動脈并裝入移植血管用了34分鐘。
對正常大腦而言，這仍然在安全時限内，不過斯蒂夫的大腦已經不正常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将血液重新注入血管樹，從頭端的血管中排出空氣。
剛連回心肺機，針孔就開始滲血。
出血要在逆轉抗凝後才能止住——為防止血液在體外循環回路的異物表面上形成血栓，我們使用了抗凝劑。
完成這樣一台手術要記住許多細緻步驟，但整個流程都刻在我的神經回路中，即便在淩晨時分，我也能不假思索地完成每一步。
現在該加熱血液，恢複正常體溫了。
當溫暖的血液流經冠狀動脈，斯蒂夫的心肌又活了回來，它先是扭了幾扭——我們管這個叫室顫，接着就自發除顫，開始緩慢而慵懶地收縮起來。
随着體溫越升越高，心髒收縮得也越來越快。
很快，腦電圖上重新出現了腦波。
戴夫認為情況似乎已經有了一點好轉。
這種複蘇過程我們以前隻見過一次。
當時我們是在努力搶救幾個孩子，他們墜入了冰層，溺亡在冰凍的池塘中。
像這種情況，隻在加拿大有過幾例罕見的幸存案例。
牛津的創傷科醫生逼着我們加熱那幾具沒有生命的軀體，最後我們成功救活了心、肺、肝、腎，但孩子們的腦已經受了緻命傷。
我們先是給了他們的父母以希望，而後又奪走了它。
淩晨3點，我把手術台交給了阿
我當時還在下面開玩笑說，要是手術來找我做，結果可就不一定了。
現在他被送來了牛津，情況危急，而他的家人仍在M25公路上。
我們預想的重逢可不是這樣的。
我牽起他的左手，他随即牢牢抓住了我。
他這一側身體還能動彈。
我們和露西排成一列，穿過急診部，沿走廊直接進了手術室。
我草草看了一眼CT片：他的情況确實要命。
要先有同意書，我們才能做手術，但他現在孤身一人，我也不想把話說得太直接，隻告訴他我會修複他的夾層，運氣好的話，他的中風也能好。
他艱難地告訴我，自己想在麻醉之前再看一眼希拉裡和孩子們。
露西有希拉裡的号碼，我打了過去。
他們最快也要45分鐘才能趕到。
時間每多過一分，神經系統恢複的可能性就少一分，而我們已經浪費了好多個小時。
我向斯蒂夫保證，絕不會讓他死，他用左手鈎劃了知情同意書，我也在下面簽了自己的名字，戴夫·皮戈特随即注射了一劑保護大腦的巴比妥酸鹽，送他去了沒有知覺的世界。
我們已經把親切交談減到了最少。
外科手術必須不帶感情，最好連病人的名字都别知道。
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斯蒂夫已經說不出話，我也不可能向他講述真實的風險——不做手術，他必死無疑。
他也是醫生，明白狀況。
在最後的清醒時刻，我沒必要給他徒增焦慮了。
我在咖啡間裡坐定，直到他像百合花一樣蒼白的身體被塗上棕色碘伏，蓋上手術巾。
我不想看到他松垮的軀體。
我更想記住他曾經的樣子：那副在冬日下午大步走進球場的健美體魄，湧動着腎上腺素，等不及要上場沖撞一番。
我們那時如影随形，現在卻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斯蒂夫坐在診室裡，和病人們親切地聊天，分發藥片，實在是像樣的醫生。
而值此深夜，我則在等着操刀手術，用搖擺鋸鋸開他的胸腔——還是在度過了充滿失望、争執和痛苦的漫長一天之後。
不過比賽一旦開始，腎上腺素就會驅散疲倦，讓我忘記時間。
經過上一次手術，斯蒂夫的胸骨内面和心髒正面之間已經沒有了心包和胸腺。
擴張的主動脈薄如蟬翼，緊貼在胸骨下方。
這種情況下，用搖擺鋸再次開胸極其危險。
為了降低緻命大出血的風險，我暴露了他腿部的主要動脈和靜脈，把它們連上心肺機。
這樣萬一骨鋸撕開心髒或主動脈，我還可以立刻切換到心肺轉流，拿掉循環系統的壓力，再抽幹出血點的血。
這一招多數時候都能奏效，但有時也會失敗。
心外科手術要真這麼容易，那人人都能做了。
給斯蒂夫開刀就像為一座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更換管道。
主管線都壞了，那些從鍋爐連出來的管道也都得換掉——它們已經鏽到不行，随時會崩碎。
而我在作業時，絕不能任由熱水在裡面流動。
我必須做和“魚刺女士”一樣的處理：給他的腦部降溫，把全身的血液都抽到心肺機裡去。
戴夫在他的頭皮上連了腦電圖電極線，監測他的腦波。
随着體溫下降，斯蒂夫的腦波漸漸消失，但他的腦波在中風後就已經不正常了。
阿米爾沿着上次手術留下的疤痕切開皮膚，用電刀燒穿覆蓋在骨骼上的脂肪，再用鋼絲剪剪斷上次的不鏽鋼骨縫線，将它們抽出。
每次開胸骨我都要親自上陣。
想要搖擺鋸切的深度恰到好處，需要精确的判斷。
你必須細細地感受它鋸穿胸骨的一瞬，然後及時抽回，因為胸骨内面可能已經和右心室的肌肉粘在一起了。
出現夾層的主動脈呈現出吓人的深紫色，仿佛一隻驚惶憤怒的茄子。
透過薄薄的外膜，我可以看到下面的血液湍流。
戴夫往食管裡放了一隻超聲探頭，位置就在心髒後方。
探頭顯示主動脈壁的初始裂口位于冠狀動脈的起點上方約1厘米處。
冠狀動脈是主動脈的關鍵分支，負責為心肌本身供血。
我的任務是換掉撕裂的部分，将血流引回它的天然歸宿，借此讓斯蒂夫阻塞的腦動脈和腎動脈恢複供血。
他那隻損壞的腎髒肯定能恢複，但受傷的大腦就不太可能了。
它已經太久沒有得到血液和氧氣，雖說巴比妥酸鹽和降溫或許能幫上點忙。
我吩咐灌注師布萊恩開始轉流，給他降溫到18攝氏度。
把活人全身的血液都抽幹可是件奇事。
能幹出這種事的，隻有吸血鬼，和少數能給先天性心髒缺陷和各處的動脈瘤做手術的心外科醫生。
我是治這兩種病的行家，把病人抽空是家常便飯。
我曾在羅馬尼亞的德古拉城堡做過一場關于“宰人”[清真宰牲要求在動物心跳停止前把血放幹淨，韋斯塔比的手術步驟與此類似。
]的搞笑演講，感覺自己仿佛回了老家。
德古拉伯爵和我有很多共同點。
我在和時間賽跑時通常很放松，哪怕病人腦内已無血流。
我不會站在那裡思忖神經細胞的死亡，也不會匆忙下手。
半夜一點半，我讓布萊恩停止轉流、開始抽血，這24小時裡我是第二次下這樣的命令了。
斯蒂夫把那一腔加了抗凝劑的冷卻血液抽進貯血器，這些血在被重新泵入體内前，會像一壺黑加侖汁一樣存着。
我切開抽空血液的撕裂主動脈，直到能看清那些通向頭部和手臂的重要分支的内部。
第一步是用組織凝膠重新黏合剝離的血管膜。
我可是全世界首批使用這種膠水的外科醫生，我經手的病人有很高的存活率，這種膠功不可沒。
然後，帶着強迫症似的謹慎，我縫了一段移植血管上去，并在下面墊了幾條特氟龍墊片，以防縫線割傷脆弱的組織。
每個病人的性命都仰賴我的大腦皮層和指尖的連接，主動脈夾層的病人尤其如此。
阿米爾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的每一個動作，想學到我技術中的所有細微之處，這也是他樂意過來加夜班的原因。
阿米爾總有一天能成事。
在沒有血流的情況下，修補主動脈并裝入移植血管用了34分鐘。
對正常大腦而言，這仍然在安全時限内，不過斯蒂夫的大腦已經不正常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将血液重新注入血管樹，從頭端的血管中排出空氣。
剛連回心肺機，針孔就開始滲血。
出血要在逆轉抗凝後才能止住——為防止血液在體外循環回路的異物表面上形成血栓，我們使用了抗凝劑。
完成這樣一台手術要記住許多細緻步驟，但整個流程都刻在我的神經回路中，即便在淩晨時分，我也能不假思索地完成每一步。
現在該加熱血液，恢複正常體溫了。
當溫暖的血液流經冠狀動脈，斯蒂夫的心肌又活了回來，它先是扭了幾扭——我們管這個叫室顫，接着就自發除顫，開始緩慢而慵懶地收縮起來。
随着體溫越升越高，心髒收縮得也越來越快。
很快，腦電圖上重新出現了腦波。
戴夫認為情況似乎已經有了一點好轉。
這種複蘇過程我們以前隻見過一次。
當時我們是在努力搶救幾個孩子，他們墜入了冰層，溺亡在冰凍的池塘中。
像這種情況，隻在加拿大有過幾例罕見的幸存案例。
牛津的創傷科醫生逼着我們加熱那幾具沒有生命的軀體，最後我們成功救活了心、肺、肝、腎，但孩子們的腦已經受了緻命傷。
我們先是給了他們的父母以希望，而後又奪走了它。
淩晨3點，我把手術台交給了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