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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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壓力。
薩拉試探性地問我，是不是該讓值班的外科醫生來主刀？在好朋友身上做風險這麼高的手術，我心裡不會亂嗎？然而心外科醫生很少自省和自謙。
我反問她：“如果得主動脈夾層的是你，你希望誰來開刀？”她答道：“你。
”那不就得了。
斯蒂夫的家人也是這麼想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斯蒂夫的妻子希拉裡坐到病床邊之前，已經在網上搜過了。
主動脈夾層的預期死亡率是多少？一份來自歐洲和美國頂級心髒中心的國際報告給出的數字是25%。
在所有醫生的病例中，有記錄的最低死亡率是多少？6%。
給這些病例動手術的是誰？是牛津的一位外科醫生。
那麼，最有可能幫助斯蒂夫渡過這場劫難的還能有誰？我，一定全力以赴，營救這位老友。
俗話說得好：“為朋友就要兩肋插刀。
” 薩拉接着問我今天吃東西了沒有。
我想了一會兒，隻記得破曉時分吃過一隻培根三明治。
我告訴她，今晚開工前我會先去售貨機買包薯片。
但在這個節骨眼上，食物是我最不關心的。
我需要一名經驗豐富的第一助手，這個人必須是和我一起做過主動脈夾層手術的，而不是找一個沒經驗的、值幾次夜班就完事的代班醫生過來。
面對糟糕的局面，一支配合默契的團隊能夠力挽狂瀾，效果絕對不同。
今晚阿米爾沒在值班，于是我拿起電話問他忙不忙。
有一件事他肯定不會做，就是喝酒。
他熱情洋溢地表示很願意幫忙，能在夜裡被老闆拉來處理複雜病例是種榮幸。
我知道，在我需要有人來止血、關胸的時候，他是能在手術台邊站上好幾個小時的。
隻有年輕人才辦得到這個。
我和第一任妻子珍妮結婚時，斯蒂夫和希拉裡參加了婚禮。
那時我們剛剛本科畢業，都是查令十字醫院的年輕實習醫生，同為橄榄球隊的成員，都有點遊戲人生的架勢。
風傳斯蒂夫曾把一具屍體的陰莖縫在牛仔褲裆前，身穿白大褂圍着解剖室“遛”，再“唰”地張開白大褂。
不過我懷疑這隻是傳說罷了。
但他确實和我打過一個賭，結果我一絲不挂地從彭布裡奇花園一路走到了諾丁山門地鐵站——在交通高峰時段。
我們在艦隊街一起參加橄榄球俱樂部的慶功會，會後被人從特拉法加廣場的噴水池裡撈起來，然後在弓街的警局共度了寒冷一夜。
就在那學期，我的解剖學考砸了。
那些胡鬧的日子本來早已被我遺忘，而此時的他在夜色中趕來，身體麻痹，意識模糊，甚至竟命懸一線，于是那些回憶又重新閃回在我的心頭。
曾經的兩個好友，如今卻分别成了醫生和病人。
這是我絕沒料到，也絕不想發生的事。
我徘徊在寂靜的醫院走廊裡，消磨時間，有意避開心髒科的ICU。
我打算一進手術室，就讓皮戈特告訴他們這邊有個急症病人。
或者我應該讓阿米爾來做這件事，此時他已經和我在普外科ICU碰頭，要一起去看這裡的那位“魚刺女士”。
這場“偉大營救”的對象正在醒轉（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幾個女兒焦急地圍在床邊，把胳膊伸進溫暖的毛毯，握住母親冰冷的手。
不出所料，在低溫停循環之後，她出現了術後低溫，體溫降到了34攝氏度，此刻正在劇烈打戰。
寒冷會導緻血管收縮，再加上發抖，她現在的血壓高到離譜。
阿米爾意識到這樣下去傷口會迸裂。
值夜班的女主治醫閑庭信步地走過來，一臉的漠不關心，一看就不知道自己即将談話的對象是誰。
“有什麼能幫你嗎？”她态度冷淡地查問，可能把眼前這個身穿藍色手術服的邋遢訪客當成搬運工之類的人了。
我的回答一定吓到她了。
“我沒什麼要幫的，但你可以幫一幫這位女士，給她降降血壓，免得那該死的移植血管爆掉。
你現在就把她麻醉，讓她天亮之前别醒。
” 病人的幾個女兒睜大了眼睛。
她們不明白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顯然在專業選手之間感到了一絲緊張氛圍。
“給她大劑量的普萘洛爾，立刻。
”阿米爾堅定地補了一句。
女主治醫顯得戒備而慌亂，幾乎是一臉震驚。
她看起來比我家的小壽星大不了幾歲，我立刻就後悔發這通脾氣了。
也許我們不必這樣對話。
我大可從容地介紹自己，毫不謙虛地表示是我救了這個女人的命，坦然接受家屬們的崇拜，聽她們贊頌這次離奇而英勇的營救。
但這是尼克的病人。
他已經向家屬解釋了一切。
我不想在這裡強出頭，但更不想看到費這麼大力氣做的修複爆成碎片。
說完要說的話後，我們祝她們今夜平安，轉身走了。
都是敏感的人啊，那些重症監護醫生。
晚上10點。
我和阿米爾悄悄溜進兒科ICU，去查看早晨那個病例。
但我先是一眼注意到了那個腦膜炎患兒的母親，此時，孩子那雙長了壞疽的黑色手臂已經沒了，變成了幾卷嶄新的绉布繃帶。
好強烈的對比。
看見兩隻幹屍似的小手被切除，這位母親會開心還是難過？我不禁想，假如這是我的孩子，我會不會要求保住那對胳膊？我趕緊把這個病态的想法撇開，徑直問她手術是否順利。
她這個做母親的還好嗎？我能不能幫她些什麼？給她拿杯咖啡？或者任何能減輕她痛苦的事？她怔怔地擡頭看我，淚水從臉頰上滾落，一句話沒說。
邊上的護士跟我很熟，沖我搖了搖頭。
還是去看我自己的那位小病人吧。
胸腔引流器已經幹了，脈搏和血壓都很穩定。
護士對我說阿徹大夫給孩子做了超聲檢查，很滿意結果——瓣膜和補片都沒有滲漏。
孩子的命保住了。
孩子父母一直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再次手術揪着心，現在終于松下神經，回病房睡覺去了。
他們理解我們面臨的困難，這份理解才是真正重要的。
平日裡為先送病人進手術室而起的争執，搶ICU床位時的無盡争吵，與之相比都不算什麼。
當夜幕降臨，我們希望病人穩定，父母快樂，丈夫、妻子開開心心，希望所有人都前途光明。
當他們漸漸入睡，我沿着一條又長又黑的走廊，漫步走向通往急診部的門戶。
到了外面，呼吸着16個小時以來的第一口新鮮空氣，我凝望夜空，等待救護車的到來。
手術室已經準備好，心肺機也在待命，手術團隊正在咖啡間裡收看《夜間新聞》，他們無聊地打着哈欠，已經接受了很可能要在這裡待上一整夜的現實。
我的心思飄到了傑瑪那裡，我肯定又教她失望了。
但也許我想錯了，沒有我，她也許更開心吧。
晚上11點50分。
側面刷着“東英吉利衛生局”的救護車閃着藍燈，終于到了。
急救人員掀開後車門，早已過了當值時間的露西沿斜坡走了上來。
我一看就知道是她。
她帶着一沓病曆走向急診部入口，好似電影《卡薩布蘭卡》裡的場景一般。
那一瞬間，我心想，她可真美。
“您就是教授吧？”她說，“諾頓太太跟我講過您。
我是在劍橋受的培訓，他們現在還會談到您。
”我心想肯定不是什麼好話。
推車載着斯蒂夫受損的大腦和身體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六個月前還見過面，在醫學院同學會上。
他發表了一席風趣的講話，慶祝在座各位都還活着，雖然他自己已經接
薩拉試探性地問我，是不是該讓值班的外科醫生來主刀？在好朋友身上做風險這麼高的手術，我心裡不會亂嗎？然而心外科醫生很少自省和自謙。
我反問她：“如果得主動脈夾層的是你，你希望誰來開刀？”她答道：“你。
”那不就得了。
斯蒂夫的家人也是這麼想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斯蒂夫的妻子希拉裡坐到病床邊之前，已經在網上搜過了。
主動脈夾層的預期死亡率是多少？一份來自歐洲和美國頂級心髒中心的國際報告給出的數字是25%。
在所有醫生的病例中，有記錄的最低死亡率是多少？6%。
給這些病例動手術的是誰？是牛津的一位外科醫生。
那麼，最有可能幫助斯蒂夫渡過這場劫難的還能有誰？我，一定全力以赴，營救這位老友。
俗話說得好：“為朋友就要兩肋插刀。
” 薩拉接着問我今天吃東西了沒有。
我想了一會兒，隻記得破曉時分吃過一隻培根三明治。
我告訴她，今晚開工前我會先去售貨機買包薯片。
但在這個節骨眼上，食物是我最不關心的。
我需要一名經驗豐富的第一助手，這個人必須是和我一起做過主動脈夾層手術的，而不是找一個沒經驗的、值幾次夜班就完事的代班醫生過來。
面對糟糕的局面，一支配合默契的團隊能夠力挽狂瀾，效果絕對不同。
今晚阿米爾沒在值班，于是我拿起電話問他忙不忙。
有一件事他肯定不會做，就是喝酒。
他熱情洋溢地表示很願意幫忙，能在夜裡被老闆拉來處理複雜病例是種榮幸。
我知道，在我需要有人來止血、關胸的時候，他是能在手術台邊站上好幾個小時的。
隻有年輕人才辦得到這個。
我和第一任妻子珍妮結婚時，斯蒂夫和希拉裡參加了婚禮。
那時我們剛剛本科畢業，都是查令十字醫院的年輕實習醫生，同為橄榄球隊的成員，都有點遊戲人生的架勢。
風傳斯蒂夫曾把一具屍體的陰莖縫在牛仔褲裆前，身穿白大褂圍着解剖室“遛”，再“唰”地張開白大褂。
不過我懷疑這隻是傳說罷了。
但他确實和我打過一個賭，結果我一絲不挂地從彭布裡奇花園一路走到了諾丁山門地鐵站——在交通高峰時段。
我們在艦隊街一起參加橄榄球俱樂部的慶功會，會後被人從特拉法加廣場的噴水池裡撈起來，然後在弓街的警局共度了寒冷一夜。
就在那學期，我的解剖學考砸了。
那些胡鬧的日子本來早已被我遺忘，而此時的他在夜色中趕來，身體麻痹，意識模糊，甚至竟命懸一線，于是那些回憶又重新閃回在我的心頭。
曾經的兩個好友，如今卻分别成了醫生和病人。
這是我絕沒料到，也絕不想發生的事。
我徘徊在寂靜的醫院走廊裡，消磨時間，有意避開心髒科的ICU。
我打算一進手術室，就讓皮戈特告訴他們這邊有個急症病人。
或者我應該讓阿米爾來做這件事，此時他已經和我在普外科ICU碰頭，要一起去看這裡的那位“魚刺女士”。
這場“偉大營救”的對象正在醒轉（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幾個女兒焦急地圍在床邊，把胳膊伸進溫暖的毛毯，握住母親冰冷的手。
不出所料，在低溫停循環之後，她出現了術後低溫，體溫降到了34攝氏度，此刻正在劇烈打戰。
寒冷會導緻血管收縮，再加上發抖，她現在的血壓高到離譜。
阿米爾意識到這樣下去傷口會迸裂。
值夜班的女主治醫閑庭信步地走過來，一臉的漠不關心，一看就不知道自己即将談話的對象是誰。
“有什麼能幫你嗎？”她态度冷淡地查問，可能把眼前這個身穿藍色手術服的邋遢訪客當成搬運工之類的人了。
我的回答一定吓到她了。
“我沒什麼要幫的，但你可以幫一幫這位女士，給她降降血壓，免得那該死的移植血管爆掉。
你現在就把她麻醉，讓她天亮之前别醒。
” 病人的幾個女兒睜大了眼睛。
她們不明白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顯然在專業選手之間感到了一絲緊張氛圍。
“給她大劑量的普萘洛爾，立刻。
”阿米爾堅定地補了一句。
女主治醫顯得戒備而慌亂，幾乎是一臉震驚。
她看起來比我家的小壽星大不了幾歲，我立刻就後悔發這通脾氣了。
也許我們不必這樣對話。
我大可從容地介紹自己，毫不謙虛地表示是我救了這個女人的命，坦然接受家屬們的崇拜，聽她們贊頌這次離奇而英勇的營救。
但這是尼克的病人。
他已經向家屬解釋了一切。
我不想在這裡強出頭，但更不想看到費這麼大力氣做的修複爆成碎片。
說完要說的話後，我們祝她們今夜平安，轉身走了。
都是敏感的人啊，那些重症監護醫生。
晚上10點。
我和阿米爾悄悄溜進兒科ICU，去查看早晨那個病例。
但我先是一眼注意到了那個腦膜炎患兒的母親，此時，孩子那雙長了壞疽的黑色手臂已經沒了，變成了幾卷嶄新的绉布繃帶。
好強烈的對比。
看見兩隻幹屍似的小手被切除，這位母親會開心還是難過？我不禁想，假如這是我的孩子，我會不會要求保住那對胳膊？我趕緊把這個病态的想法撇開，徑直問她手術是否順利。
她這個做母親的還好嗎？我能不能幫她些什麼？給她拿杯咖啡？或者任何能減輕她痛苦的事？她怔怔地擡頭看我，淚水從臉頰上滾落，一句話沒說。
邊上的護士跟我很熟，沖我搖了搖頭。
還是去看我自己的那位小病人吧。
胸腔引流器已經幹了，脈搏和血壓都很穩定。
護士對我說阿徹大夫給孩子做了超聲檢查，很滿意結果——瓣膜和補片都沒有滲漏。
孩子的命保住了。
孩子父母一直為這場突如其來的再次手術揪着心，現在終于松下神經，回病房睡覺去了。
他們理解我們面臨的困難，這份理解才是真正重要的。
平日裡為先送病人進手術室而起的争執，搶ICU床位時的無盡争吵，與之相比都不算什麼。
當夜幕降臨，我們希望病人穩定，父母快樂，丈夫、妻子開開心心，希望所有人都前途光明。
當他們漸漸入睡，我沿着一條又長又黑的走廊，漫步走向通往急診部的門戶。
到了外面，呼吸着16個小時以來的第一口新鮮空氣，我凝望夜空，等待救護車的到來。
手術室已經準備好，心肺機也在待命，手術團隊正在咖啡間裡收看《夜間新聞》，他們無聊地打着哈欠，已經接受了很可能要在這裡待上一整夜的現實。
我的心思飄到了傑瑪那裡，我肯定又教她失望了。
但也許我想錯了，沒有我，她也許更開心吧。
晚上11點50分。
側面刷着“東英吉利衛生局”的救護車閃着藍燈，終于到了。
急救人員掀開後車門，早已過了當值時間的露西沿斜坡走了上來。
我一看就知道是她。
她帶着一沓病曆走向急診部入口，好似電影《卡薩布蘭卡》裡的場景一般。
那一瞬間，我心想，她可真美。
“您就是教授吧？”她說，“諾頓太太跟我講過您。
我是在劍橋受的培訓，他們現在還會談到您。
”我心想肯定不是什麼好話。
推車載着斯蒂夫受損的大腦和身體來到我們面前。
我們六個月前還見過面，在醫學院同學會上。
他發表了一席風趣的講話，慶祝在座各位都還活着，雖然他自己已經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