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悲傷
關燈
小
中
大
晚上七點半。
我剛給了一個孩子新的生命，還完成了一場了不起的外科營救。
這一晚我本該飄上天去，可是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心中充滿愧疚，沮喪極了，我仍然渴望趕去劍橋，雖然每一絲理智都在明确表示，趕過去也沒用了。
我得回到伍德斯托克，去喝個爛醉。
我還沒回複那個讨厭的電話留言，今晚又不是我值班，憑什麼非得我來操心？大概是因為我總是操心吧。
那邊找我肯定有事。
我就是這麼身不由己。
“晚上好，諾福克和諾裡奇大學醫院。
請問找哪個科室？” “請接急診部。
” “抱歉，急診部占線。
請别挂機。
” 電話裡響起沒完沒了的等候音樂，讓短短幾分鐘漫長得如同幾個小時，有這時間我甯可去醫務主任那兒等着挨訓。
電話那頭傳來了那名年輕醫生的聲音。
“謝謝您打來，教授，我知道您一整天都在做手術。
我叫露西，是今晚值班的高級内科住院醫。
我希望您能接一例急診，他送來我們這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是一例主動脈夾層（醫學界往往用病情而非患者名字稱呼他們）。
病人是名全科醫生，幾年前才接受過心髒手術，是在帕普沃斯做的主動脈瓣置換。
” “那為什麼不找帕普沃斯給他做主動脈夾層手術呢？”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尴尬的沉默。
“那裡的值班外科醫生說自己手頭還有個緊急病例，叫我們把這名全科醫生送去别處。
” 我對這種做法相當不解，明明倫敦就有幾個離諾裡奇更近的心髒中心。
主動脈夾層是兇險的急症：負責向全身供血的主動脈有三層膜，如果其内膜突然撕裂，中膜就會暴露在高壓血流的沖撞之下，往往就會沿整個血管裂開，從心髒瓣膜上方一路裂到下肢動脈。
其他重要血管分支也可能被阻斷，影響要害器官的供血，導緻中風、内髒壞死、下肢脈搏消失或腎衰竭。
更糟的是，開裂的主動脈随時可能徹底破裂，令病人猝死。
那可憐的夥計是個醫生。
他不該這麼死。
任何人都不該這麼死。
我詢問了他的年齡和目前的病情。
那男人62歲，先是主訴突發劇烈胸痛，很快右側身體就麻痹了。
這說明他的頸動脈已經不再向左腦半球供血，造成了廣泛的腦損傷。
手術越是拖延，他恢複的可能性就越低。
病人此時已經不能說話，但善良執着的露西依然很樂觀，說他人還清醒，左側身體還能動。
還有一條關鍵信息沒掌握，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血壓是多少？送任何主動脈夾層患者上救護車或直升機前，都務必先靜脈注射抗高血壓藥物，小心控制血壓。
否則，血壓的陡增很容易撐破已經受損的血管。
有許多病人死在了途中，或者剛到醫院就死了，原因就在這裡。
“血壓是180/100。
我們好像降不下來。
”露西的聲音裡有了一絲恐慌。
看來他們那兒的高級醫生都滾回家去了，隻留下她一個人，而她從未見過這種病例。
在一天的沖突和苛責之後，我謹慎地選擇了措辭。
“見鬼！你必須給他降下來。
快給他用硝普鈉。
” 我能想象那層薄如紙張的組織已經瀕臨爆炸，而夾層剝離則繼續在血管樹上蔓延。
就算接受緊急手術，這類病例的死亡率也高達1/4。
露西解釋說他們不想讓血壓降太多，因為他排尿不多，CT掃描顯示他的左腎已經沒有血流。
隻有手術才能解決問題，越快把他送上手術台越好。
一旦内髒失去供血，那時就回天乏術了。
我問起他腹部有沒有疼痛或壓痛，答說沒有，這是個好信号。
這個病人吓壞了，他已經在硬梆梆的醫院推車上半身不遂地躺了幾個小時，身邊圍着家人。
他知道自己的診斷結果，也非常清楚緊急手術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
雪上加霜的是，此前，他已經因為主動脈瓣異常接受了一次心髒手術，而這通常會令主動脈壁變得薄弱。
再次手術比初次手術費勁得多，于是我在心裡打起了算盤：這位醫生得的是風險最高的急症，需要再次手術；但他已經中風，一側腎髒也不工作了；他的血壓沒有控制，離我們這兒至少有兩小時車程；能安排直升機嗎？不行，他們已經試過了。
難怪帕普沃斯對他不感興趣！ 露西察覺到了我的猶豫。
我不想把話說得太死，隻說不知道ICU是否還有床位。
這時露西亮出了她的王牌：“是家屬要求把病人送去您那兒的。
他好像是您醫學院的老同學。
我想應該是您的朋友吧。
” 那個我一直沒問的問題是什麼來着？是一件我們都覺得不重要的事：病人的名字。
外科醫生對人的興趣不大。
我們隻想解決問題，但這短短一天裡，我碰到的問題也太多了。
我猛地想起來了：在諾福克郡做全科醫生，年齡與我相仿，之前動過心髒手術。
是那個天性快活的橄榄球支柱前鋒，查令十字醫院隊第二陣容的隊長，我的老夥計斯蒂夫·諾頓（SteveNorton）。
我們在1966年上醫學院的第一天就認識了。
當時我還是一個怕羞低調的窮街小子，非常膽怯，是家族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斯蒂夫則外向熱情，充滿自信，那時他就注定會成為諾福克鄉下備受愛戴的全科醫生，而我也脫胎換骨，成了一台無所畏懼的手術機器。
同一個職業，不同的人生。
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對露西說：“去他媽的病床。
盡快把他送來。
我知道你該下班了，露西，但必須有人跟在他身邊，把血壓給搞下來。
麻煩把CT片也帶過來。
” 到了夜裡這個點，已經沒人可以使喚了，我必須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好。
值班的護士團隊已經工作了整整一天，剛給一台常規的肺癌手術收完尾。
聽到我還要做一台漫長的緊急再次手術，她們都不太高興，因為她們知道我會幹個通宵。
救護車正閃着藍燈全速行駛，晚上11點應該能到。
如果斯蒂夫能活着撐到牛津，我就把他直接推進麻醉室。
戰鬥已經打響。
我們還有空的ICU床位嗎？沒有的話，不打招呼就接受一個外地病人，肯定會引發一場大吵。
值班的麻醉醫師是誰？很幸運，是戴夫·皮戈特（DavePigott），一個不苟言笑的南非人，協助我安裝過人工心髒，碰見難題就興高采烈。
同樣幸運的是，洗手護士是阿伊琳，一個身材嬌小、超有禮貌的菲律賓女孩。
她很自豪能為國民保健服務工作，所以對一切都從不抱怨。
别人感謝她，她總是回答“客氣了”。
我一度以為她就會這麼一個詞。
還有那幾名灌注師，别看他們在夜裡接到電話時總是唉聲歎氣，但都極為可靠。
我要總機在輪值表上随便挑一位，想看看會有什麼驚喜。
太陽下山，我們等着。
我打電話回家，和一直容忍我的妻子薩拉說了下情況。
她還以為我已經到劍橋了，聽說我還在醫院，很為我難過。
我解釋說，我正準備給醫學院同學斯蒂夫·諾頓動手術，今晚回不去了。
薩拉聽了很擔心，說今天不是我值班。
她還記得當年那場激烈的争論：要不要由我親自給心髒病發作的父親做手術。
多虧心内科同事奧利弗用冠脈支架治好了我父親，解除了我
我剛給了一個孩子新的生命，還完成了一場了不起的外科營救。
這一晚我本該飄上天去，可是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心中充滿愧疚，沮喪極了，我仍然渴望趕去劍橋，雖然每一絲理智都在明确表示，趕過去也沒用了。
我得回到伍德斯托克，去喝個爛醉。
我還沒回複那個讨厭的電話留言，今晚又不是我值班，憑什麼非得我來操心？大概是因為我總是操心吧。
那邊找我肯定有事。
我就是這麼身不由己。
“晚上好，諾福克和諾裡奇大學醫院。
請問找哪個科室？” “請接急診部。
” “抱歉，急診部占線。
請别挂機。
” 電話裡響起沒完沒了的等候音樂，讓短短幾分鐘漫長得如同幾個小時，有這時間我甯可去醫務主任那兒等着挨訓。
電話那頭傳來了那名年輕醫生的聲音。
“謝謝您打來，教授，我知道您一整天都在做手術。
我叫露西，是今晚值班的高級内科住院醫。
我希望您能接一例急診，他送來我們這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是一例主動脈夾層（醫學界往往用病情而非患者名字稱呼他們）。
病人是名全科醫生，幾年前才接受過心髒手術，是在帕普沃斯做的主動脈瓣置換。
” “那為什麼不找帕普沃斯給他做主動脈夾層手術呢？”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尴尬的沉默。
“那裡的值班外科醫生說自己手頭還有個緊急病例，叫我們把這名全科醫生送去别處。
” 我對這種做法相當不解，明明倫敦就有幾個離諾裡奇更近的心髒中心。
主動脈夾層是兇險的急症：負責向全身供血的主動脈有三層膜，如果其内膜突然撕裂，中膜就會暴露在高壓血流的沖撞之下，往往就會沿整個血管裂開，從心髒瓣膜上方一路裂到下肢動脈。
其他重要血管分支也可能被阻斷，影響要害器官的供血，導緻中風、内髒壞死、下肢脈搏消失或腎衰竭。
更糟的是，開裂的主動脈随時可能徹底破裂，令病人猝死。
那可憐的夥計是個醫生。
他不該這麼死。
任何人都不該這麼死。
我詢問了他的年齡和目前的病情。
那男人62歲，先是主訴突發劇烈胸痛，很快右側身體就麻痹了。
這說明他的頸動脈已經不再向左腦半球供血，造成了廣泛的腦損傷。
手術越是拖延，他恢複的可能性就越低。
病人此時已經不能說話，但善良執着的露西依然很樂觀，說他人還清醒，左側身體還能動。
還有一條關鍵信息沒掌握，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血壓是多少？送任何主動脈夾層患者上救護車或直升機前，都務必先靜脈注射抗高血壓藥物，小心控制血壓。
否則，血壓的陡增很容易撐破已經受損的血管。
有許多病人死在了途中，或者剛到醫院就死了，原因就在這裡。
“血壓是180/100。
我們好像降不下來。
”露西的聲音裡有了一絲恐慌。
看來他們那兒的高級醫生都滾回家去了，隻留下她一個人，而她從未見過這種病例。
在一天的沖突和苛責之後，我謹慎地選擇了措辭。
“見鬼！你必須給他降下來。
快給他用硝普鈉。
” 我能想象那層薄如紙張的組織已經瀕臨爆炸，而夾層剝離則繼續在血管樹上蔓延。
就算接受緊急手術，這類病例的死亡率也高達1/4。
露西解釋說他們不想讓血壓降太多，因為他排尿不多，CT掃描顯示他的左腎已經沒有血流。
隻有手術才能解決問題，越快把他送上手術台越好。
一旦内髒失去供血，那時就回天乏術了。
我問起他腹部有沒有疼痛或壓痛，答說沒有，這是個好信号。
這個病人吓壞了，他已經在硬梆梆的醫院推車上半身不遂地躺了幾個小時，身邊圍着家人。
他知道自己的診斷結果，也非常清楚緊急手術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
雪上加霜的是，此前，他已經因為主動脈瓣異常接受了一次心髒手術，而這通常會令主動脈壁變得薄弱。
再次手術比初次手術費勁得多，于是我在心裡打起了算盤：這位醫生得的是風險最高的急症，需要再次手術；但他已經中風，一側腎髒也不工作了；他的血壓沒有控制，離我們這兒至少有兩小時車程；能安排直升機嗎？不行，他們已經試過了。
難怪帕普沃斯對他不感興趣！ 露西察覺到了我的猶豫。
我不想把話說得太死，隻說不知道ICU是否還有床位。
這時露西亮出了她的王牌：“是家屬要求把病人送去您那兒的。
他好像是您醫學院的老同學。
我想應該是您的朋友吧。
” 那個我一直沒問的問題是什麼來着？是一件我們都覺得不重要的事：病人的名字。
外科醫生對人的興趣不大。
我們隻想解決問題，但這短短一天裡，我碰到的問題也太多了。
我猛地想起來了：在諾福克郡做全科醫生，年齡與我相仿，之前動過心髒手術。
是那個天性快活的橄榄球支柱前鋒，查令十字醫院隊第二陣容的隊長，我的老夥計斯蒂夫·諾頓（SteveNorton）。
我們在1966年上醫學院的第一天就認識了。
當時我還是一個怕羞低調的窮街小子，非常膽怯，是家族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斯蒂夫則外向熱情，充滿自信，那時他就注定會成為諾福克鄉下備受愛戴的全科醫生，而我也脫胎換骨，成了一台無所畏懼的手術機器。
同一個職業，不同的人生。
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對露西說：“去他媽的病床。
盡快把他送來。
我知道你該下班了，露西，但必須有人跟在他身邊，把血壓給搞下來。
麻煩把CT片也帶過來。
” 到了夜裡這個點，已經沒人可以使喚了，我必須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好。
值班的護士團隊已經工作了整整一天，剛給一台常規的肺癌手術收完尾。
聽到我還要做一台漫長的緊急再次手術，她們都不太高興，因為她們知道我會幹個通宵。
救護車正閃着藍燈全速行駛，晚上11點應該能到。
如果斯蒂夫能活着撐到牛津，我就把他直接推進麻醉室。
戰鬥已經打響。
我們還有空的ICU床位嗎？沒有的話，不打招呼就接受一個外地病人，肯定會引發一場大吵。
值班的麻醉醫師是誰？很幸運，是戴夫·皮戈特（DavePigott），一個不苟言笑的南非人，協助我安裝過人工心髒，碰見難題就興高采烈。
同樣幸運的是，洗手護士是阿伊琳，一個身材嬌小、超有禮貌的菲律賓女孩。
她很自豪能為國民保健服務工作，所以對一切都從不抱怨。
别人感謝她，她總是回答“客氣了”。
我一度以為她就會這麼一個詞。
還有那幾名灌注師，别看他們在夜裡接到電話時總是唉聲歎氣，但都極為可靠。
我要總機在輪值表上随便挑一位，想看看會有什麼驚喜。
太陽下山，我們等着。
我打電話回家，和一直容忍我的妻子薩拉說了下情況。
她還以為我已經到劍橋了，聽說我還在醫院，很為我難過。
我解釋說，我正準備給醫學院同學斯蒂夫·諾頓動手術，今晚回不去了。
薩拉聽了很擔心，說今天不是我值班。
她還記得當年那場激烈的争論：要不要由我親自給心髒病發作的父親做手術。
多虧心内科同事奧利弗用冠脈支架治好了我父親，解除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