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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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網上搜當代人如何描述外科型人格，找到了這麼一段：
充滿睾酮的自大狂，自信、嚣張、富有人格魅力、喜歡發号施令。
性情傲慢、反複無常，甚至有欺淩和虐待的傾向。
好鬥。
先動刀子再問問題，因為治療靠的是動刀子，最好的療法就是一把冰冷的鋼刀。
有時犯錯，但從不懷疑。
有一雙巧手，但沒時間說明。
同情和交流？那是娘娘腔的玩意兒。
這段話的作者是位心理學家，他主張，外科醫生所處的高度緊張、充滿腎上腺素的工作環境，會吸引特定的人格類型。
确實如此。
在人身上動刀，然後在血漿、膽汁、糞便、膿液和骨屑中摸爬滾打，這項“消遣”對普通人來說實在怪異，單是操作手術一事就直接把我們劃入了另類。
那類善于自省和自我懷疑的人自然不會選擇我這門專業。
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在70年代加入一個心髒外科培訓項目是何等困難。
當時靠心肺機開展的心髒手術才剛問世十幾年。
那個年代的外科醫生都是當之無愧的精英群體，他們具備勇氣、技術，甚至有一腔孤膽去打開一顆患病的心髒，嘗試把它修好。
當時保護心肌免于缺血的辦法往往效果不佳，而血液和心肺機的異質表面長時間接觸，會誘發一種傷害極大的炎症反應，叫“灌注後綜合征”。
因此對那時的心外科醫生來說，首要的是争分奪秒完成工作。
死亡每天都有，但大多數病人都情況危重，即使死了也不會被看作災難。
病人存活、症狀緩解固然令人滿足，但死亡也能終結痛苦。
于是，患者家屬大多會心懷感激：至少他們所愛的人得到了一個通過外科幹預改善病情的機會。
我們都要先接受普通外科的培訓，好證明自己确實有必備的能力。
首先是一雙巧手——這必須是天生的。
多數器官在你切割、縫合的時候會老老實實待着，但心髒是一個運動目标、一隻充斥壓力的血袋，一旦搞壞了它，鮮血就會飙出。
隻是觸碰它的動作稍顯笨拙，都可能引發心律失常和心髒驟停。
其次是性格脾氣：你要能向悲痛的家屬解釋死亡，還要能在手術室裡挨了一頓臭罵之後及時調整心态。
接下來是勇氣：要在老闆已經受夠了時勇敢地接過他的擔子，要敢于承擔小嬰兒的術後護理責任，或者在最近的主任醫師還有一個小時才能趕到的情況下處理創傷急診室的大亂子。
還有就是耐心和韌性：你要作為第一助手站滿六個小時，全程聚精會神，即便有時前一天才喝得酩酊大醉；要不就是連續五天在醫院值班，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
那時候的外科培訓就是如此。
除了臨床工作，我們還有一重額外的負擔，那就是為了入選皇家外科醫師學院的會員，要通過一連串地獄般的考試。
這些考試覆蓋了外科醫學的所有方面，每次能通過的候選人隻有1/3。
我隻想對胸腔開刀，但學院可不管這個。
要拿到“初級”會員資格，我們必須知道人體解剖結構的纖毫細節，從腦子到屁眼，從牙齒到奶子；要記住全身的每一條神經，每一根動脈和靜脈——它們是什麼走向，有什麼功能，弄壞了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還必須了解每一個器官的生理過程、每一個細胞的生物化學機制。
當你積累了一些基本的手術經驗後，就可以參加“終極”會員考試了，它考查的是書裡寫到的每一種外科疾病的病理，還有每個專科的診斷和手術技巧。
隻有在完全證明了自己的綜合知識和技術之後，我們才有資格進階成為專科醫師。
我在第一次參加初級和終極資格考時都考砸了，為此多花了很多錢。
我的同學大多也沒有一次通過。
這道痛苦的關卡就是為了對人才去蕪存菁才設置的。
失敗并沒有使我茫然。
那就像是我最喜歡的運動——橄榄球：有的比賽你會赢，有的會輸罷了。
外科的世界就像軍隊。
主任醫師就是軍官，受訓人按等級依次排列：高級住院醫師相當于下士，主治醫師類似中士，高級主治醫師好比非委任軍官，他們有資格做軍官工作，最終也會被擢升到軍官堆裡。
最後一步的競争最是激烈；對于充滿強烈抱負的醫生來說，這就是進入皇家頂級教學醫院。
心外科醫生争取的目标都是倫敦的醫院，像皇家布朗普頓、哈默史密斯、蓋伊或者聖托馬斯。
拿到了這些醫院的任命，你就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功。
那時的劍橋也有一個生機勃勃的心胸中心，位于劍橋城外的帕普沃斯村。
而牛津還沒取得什麼成就。
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的成形時期，二十大幾、三十出頭的那段日子裡。
到了這個年紀，普通人都開始确立關系，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組建自己的家庭。
而我們這些受訓的外科醫生卻過着吉普賽人般的生活，追着優異職位的招聘啟事，在各個城市間輾轉。
外科醫生的某種職業屬性将我們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
我們是醫生堆裡的鬥雞，招搖過市，總在力争超越同侪，一心想着拿下頂尖的工作。
我們這些男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一行幾乎全是男性——夜複一夜地守在醫院，尋找着每一個手術機會；要是醫院風平浪靜，我們也會溜到對面的護士站去串門，在那裡輕易就能找到其他令人興奮的活動。
我是從斯肯索普的窮街巷出來的小子，早早和當地文法學校的青梅竹馬結了婚。
但是被卷進這股由強烈抱負形成的旋風之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也無意中傷害了我的婚姻。
我對這件事很羞愧，但我知道有那麼幾支外科團隊，其中的每個成員——從最初級的住院醫到最高的主任醫師——都在醫院搞外遇。
在現實中這很令人沮喪，但到了那些美化出軌的肥皂劇裡又成了上好的素材。
這個問題實在太普遍了，以至于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專門為此開展了一項研究，将離婚正式列為醫學界的職業危害之一：他們發現，自家住院醫師的結婚時間越早，離婚率就越高。
不難理解，配偶不在醫療領域工作的話，離婚就成了家常便飯。
要怪就怪交流障礙吧。
那些夫婦之間的共同語言太少了，因為醫生，特别是外科醫生，總是沉迷于醫院裡的生活。
約翰霍普金斯的這項研究顯示，超過半數的精神科醫生和1/3的外科醫生都離了婚。
心外科的離婚率尤其顯著，這一點我從同行的經曆中已有了解。
研究中舉出的原因包括睾酮水平過高，在醫院裡長時間工作和熬夜，與大量迷人的年輕女性維持緊密的工作關系——通常還是在情緒激動的高壓環境之中。
醫護之間連起了職業紐帶，紐帶又發展成了戀情。
有一次，杜克大學醫學院的院長認為有必要提醒申請人，該機構的離婚率超過100%。
怎麼會超過最大值？因為已婚的學生在進入學院後離了婚，然後再婚并且再次離婚。
在這些人的生活中，工作永遠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隻能遠遠排在後頭。
一次在美國加州開會時，我翻開了一本《太平洋标準》（PacificStandard）雜志，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題是《為什麼外科醫生多混蛋？》。
這顯然是在吐槽外科醫生普遍具有的性格類型。
作者的一個朋友是洗手護士，她給他講了手術室裡的一件事：她給外科醫生遞了一把鋒利的手術刀，不料刀鋒劃破了醫生的拇指。
醫生大怒，沖她吼道：“你是怎麼遞的器械？你當我們是兩個小孩在遊樂區玩橡皮泥嗎？
性情傲慢、反複無常，甚至有欺淩和虐待的傾向。
好鬥。
先動刀子再問問題，因為治療靠的是動刀子，最好的療法就是一把冰冷的鋼刀。
有時犯錯，但從不懷疑。
有一雙巧手，但沒時間說明。
同情和交流？那是娘娘腔的玩意兒。
這段話的作者是位心理學家，他主張，外科醫生所處的高度緊張、充滿腎上腺素的工作環境，會吸引特定的人格類型。
确實如此。
在人身上動刀，然後在血漿、膽汁、糞便、膿液和骨屑中摸爬滾打，這項“消遣”對普通人來說實在怪異，單是操作手術一事就直接把我們劃入了另類。
那類善于自省和自我懷疑的人自然不會選擇我這門專業。
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在70年代加入一個心髒外科培訓項目是何等困難。
當時靠心肺機開展的心髒手術才剛問世十幾年。
那個年代的外科醫生都是當之無愧的精英群體，他們具備勇氣、技術，甚至有一腔孤膽去打開一顆患病的心髒，嘗試把它修好。
當時保護心肌免于缺血的辦法往往效果不佳，而血液和心肺機的異質表面長時間接觸，會誘發一種傷害極大的炎症反應，叫“灌注後綜合征”。
因此對那時的心外科醫生來說，首要的是争分奪秒完成工作。
死亡每天都有，但大多數病人都情況危重，即使死了也不會被看作災難。
病人存活、症狀緩解固然令人滿足，但死亡也能終結痛苦。
于是，患者家屬大多會心懷感激：至少他們所愛的人得到了一個通過外科幹預改善病情的機會。
我們都要先接受普通外科的培訓，好證明自己确實有必備的能力。
首先是一雙巧手——這必須是天生的。
多數器官在你切割、縫合的時候會老老實實待着，但心髒是一個運動目标、一隻充斥壓力的血袋，一旦搞壞了它，鮮血就會飙出。
隻是觸碰它的動作稍顯笨拙，都可能引發心律失常和心髒驟停。
其次是性格脾氣：你要能向悲痛的家屬解釋死亡，還要能在手術室裡挨了一頓臭罵之後及時調整心态。
接下來是勇氣：要在老闆已經受夠了時勇敢地接過他的擔子，要敢于承擔小嬰兒的術後護理責任，或者在最近的主任醫師還有一個小時才能趕到的情況下處理創傷急診室的大亂子。
還有就是耐心和韌性：你要作為第一助手站滿六個小時，全程聚精會神，即便有時前一天才喝得酩酊大醉；要不就是連續五天在醫院值班，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
那時候的外科培訓就是如此。
除了臨床工作，我們還有一重額外的負擔，那就是為了入選皇家外科醫師學院的會員，要通過一連串地獄般的考試。
這些考試覆蓋了外科醫學的所有方面，每次能通過的候選人隻有1/3。
我隻想對胸腔開刀，但學院可不管這個。
要拿到“初級”會員資格，我們必須知道人體解剖結構的纖毫細節，從腦子到屁眼，從牙齒到奶子；要記住全身的每一條神經，每一根動脈和靜脈——它們是什麼走向，有什麼功能，弄壞了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還必須了解每一個器官的生理過程、每一個細胞的生物化學機制。
當你積累了一些基本的手術經驗後，就可以參加“終極”會員考試了，它考查的是書裡寫到的每一種外科疾病的病理，還有每個專科的診斷和手術技巧。
隻有在完全證明了自己的綜合知識和技術之後，我們才有資格進階成為專科醫師。
我在第一次參加初級和終極資格考時都考砸了，為此多花了很多錢。
我的同學大多也沒有一次通過。
這道痛苦的關卡就是為了對人才去蕪存菁才設置的。
失敗并沒有使我茫然。
那就像是我最喜歡的運動——橄榄球：有的比賽你會赢，有的會輸罷了。
外科的世界就像軍隊。
主任醫師就是軍官，受訓人按等級依次排列：高級住院醫師相當于下士，主治醫師類似中士，高級主治醫師好比非委任軍官，他們有資格做軍官工作，最終也會被擢升到軍官堆裡。
最後一步的競争最是激烈；對于充滿強烈抱負的醫生來說，這就是進入皇家頂級教學醫院。
心外科醫生争取的目标都是倫敦的醫院，像皇家布朗普頓、哈默史密斯、蓋伊或者聖托馬斯。
拿到了這些醫院的任命，你就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功。
那時的劍橋也有一個生機勃勃的心胸中心，位于劍橋城外的帕普沃斯村。
而牛津還沒取得什麼成就。
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的成形時期，二十大幾、三十出頭的那段日子裡。
到了這個年紀，普通人都開始确立關系，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組建自己的家庭。
而我們這些受訓的外科醫生卻過着吉普賽人般的生活，追着優異職位的招聘啟事，在各個城市間輾轉。
外科醫生的某種職業屬性将我們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
我們是醫生堆裡的鬥雞，招搖過市，總在力争超越同侪，一心想着拿下頂尖的工作。
我們這些男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這一行幾乎全是男性——夜複一夜地守在醫院，尋找着每一個手術機會；要是醫院風平浪靜，我們也會溜到對面的護士站去串門，在那裡輕易就能找到其他令人興奮的活動。
我是從斯肯索普的窮街巷出來的小子，早早和當地文法學校的青梅竹馬結了婚。
但是被卷進這股由強烈抱負形成的旋風之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也無意中傷害了我的婚姻。
我對這件事很羞愧，但我知道有那麼幾支外科團隊，其中的每個成員——從最初級的住院醫到最高的主任醫師——都在醫院搞外遇。
在現實中這很令人沮喪，但到了那些美化出軌的肥皂劇裡又成了上好的素材。
這個問題實在太普遍了，以至于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專門為此開展了一項研究，将離婚正式列為醫學界的職業危害之一：他們發現，自家住院醫師的結婚時間越早，離婚率就越高。
不難理解，配偶不在醫療領域工作的話，離婚就成了家常便飯。
要怪就怪交流障礙吧。
那些夫婦之間的共同語言太少了，因為醫生，特别是外科醫生，總是沉迷于醫院裡的生活。
約翰霍普金斯的這項研究顯示，超過半數的精神科醫生和1/3的外科醫生都離了婚。
心外科的離婚率尤其顯著，這一點我從同行的經曆中已有了解。
研究中舉出的原因包括睾酮水平過高，在醫院裡長時間工作和熬夜，與大量迷人的年輕女性維持緊密的工作關系——通常還是在情緒激動的高壓環境之中。
醫護之間連起了職業紐帶，紐帶又發展成了戀情。
有一次，杜克大學醫學院的院長認為有必要提醒申請人，該機構的離婚率超過100%。
怎麼會超過最大值？因為已婚的學生在進入學院後離了婚，然後再婚并且再次離婚。
在這些人的生活中，工作永遠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隻能遠遠排在後頭。
一次在美國加州開會時，我翻開了一本《太平洋标準》（PacificStandard）雜志，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題是《為什麼外科醫生多混蛋？》。
這顯然是在吐槽外科醫生普遍具有的性格類型。
作者的一個朋友是洗手護士，她給他講了手術室裡的一件事：她給外科醫生遞了一把鋒利的手術刀，不料刀鋒劃破了醫生的拇指。
醫生大怒，沖她吼道：“你是怎麼遞的器械？你當我們是兩個小孩在遊樂區玩橡皮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