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關燈
小
中
大
我的手術生涯結束才幾個星期，附近一所中學就邀請我去給年度演講日頒獎。
那所中學的女校長要我一定把那些十幾歲的孩子當成大人對待，還建議我跟他們說說，哪些個人特質使我成了一名心髒外科醫生。
這時的我，對此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的說辭。
“要學習醫學，”我對台下那群學生說道，“需要毫無保留的工作倫理和巨大的決心。
你需要一雙非同一般的巧手，還要有接受外科訓練的強烈信心。
再進一步，你就還要有着成為一名心外科醫生、敢于拿患者生命去冒險的志氣。
要做到這些，你必須具備失敗的勇氣。
” 但孩子們不知道，這最後一句并非我的原創——過去它常被用來描述那些心外科的先驅人物，在他們那個年代，死去的病人比活下來的更多。
我決定略去性别、階層、膚色和信仰等與成功無關這樣的說法，因為我自己都不信。
我也不覺得自己就具備我所談論的每一項特質。
比起那些，我更像個藝術家，我的指尖直連着大腦。
給優秀學生頒獎完畢，我開始無精打采地回答關于我在牛津取得的成就的提問。
一位頗有見地的生物老師問我，在一個每分鐘泵出5升血液的器官内部進行手術，這要怎麼做到？心髒一旦停跳，大腦會不會也跟着死亡？另一位提問者想知道如何突破肋骨、胸骨和脊椎的包圍進入心髒。
接着藝術老師問我“藍嬰”的成因——他們藍得像是給人塗成的一般。
提問環節快結束時，一個戴着眼鏡、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舉起了手。
仿佛玉米地裡冒出了一株罂粟似的，她站起來大聲說道：“先生，你的病人裡有多少死了？” 她提問懇切，聲音嘹亮，我絕無可能假裝沒聽到。
我看到一對父母仿佛要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似的，女校長也慌亂地解釋說時間到了，該讓嘉賓離開了。
但我不能無視這個好奇的孩子，讓她在朋友面前下不來台。
我思索了片刻，最後隻好承認：“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大多數士兵手下死的人要多，但比一個轟炸機的飛行員要少吧，我猜。
”至少比廣島上空那架“艾諾拉·蓋伊号”（EnolaGay）炸死的要少吧，我心裡暗暗偏袒着自己。
像一道閃電那樣迅速，那位好奇小姐再次追問：“你記得他們每一個人嗎？你為他們感到難過嗎？” 我又思忖了片刻。
我能在整整一禮堂的家長、教師和學生面前坦白嗎？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送了多少病人上路，更别提記住他們的名字？最後我隻憋出了這樣一個回答：“是的，每一次有病人死亡我都會難過。
”我等着再被一道犀利的霹靂擊中，但謝天謝地，這段短暫的對話就這麼結束了。
隻有當我不再是個不經意的連環殺手後，我才會開始把患者當作一個一個人來回憶，而不再隻是死亡人數統計和一次次前往屍檢室或死因裁判法庭的經曆。
一些病人的死亡時常萦繞我的心頭，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必死于心力衰竭的年輕人。
他們沒能拿到心髒移植許可，但若依靠新型的循環支持設備，本可生存下來，而我們的NHS卻不願意為這些設備付錢。
在20世紀70年代的布朗普頓醫院，我老闆的病人每五個裡就會有一個在術後死亡。
當時我還是個神氣的規培醫生，負責接待每一位病人，記錄他們的病史，然後傾聽他們對即将到來的手術的恐懼和期望。
他們大多症狀已經很重，苦等了幾個月才來到倫敦這家著名醫院就醫。
不用多久，我就能看出哪些人已經沒有希望——這些病人通常患有風濕性心髒瓣膜病，來時坐着輪椅，因為氣急，連話都說不出來。
氣急會帶來一種獨特的恐怖感，用病人的話說，就像溺水和窒息一樣。
他們的死不是因為縫合不到位，而隻是因為他們挺不過連在心肺機上的那段時間，或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心肌在手術期間得不到妥善的保護。
我們都知道主刀醫生的動作越遲緩，病人就越容易死亡。
我們還會為此打賭：“如果做瓣膜置換的是甲醫生，他還有一線生機，如果落到乙醫生手裡，那他就完蛋了。
” 那時國民保健服務就是如此：治療免費，于是病患也就聽天由命，不會去質疑醫院的療法，是死是活猶如擲骰子。
盡管如此，結局若是死亡，帶來的打擊仍是毀滅性的。
主任醫師會避開一切悲劇，把和死者家屬談話的事交給我們這些初級醫生。
我幾乎都不用開口。
家屬們一看見我耷着肩膀、垂着腦袋慢吞吞走過來，馬上就明白了。
他們看得懂我那副表情，上面分明寫着“壞消息”。
我先是本能地吸一口氣，接着放出那個震撼性的消息，幾句“抱歉”“手術沒有成功”，就能讓家屬情緒崩潰。
他們剛從等待
那所中學的女校長要我一定把那些十幾歲的孩子當成大人對待，還建議我跟他們說說，哪些個人特質使我成了一名心髒外科醫生。
這時的我，對此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的說辭。
“要學習醫學，”我對台下那群學生說道，“需要毫無保留的工作倫理和巨大的決心。
你需要一雙非同一般的巧手，還要有接受外科訓練的強烈信心。
再進一步，你就還要有着成為一名心外科醫生、敢于拿患者生命去冒險的志氣。
要做到這些，你必須具備失敗的勇氣。
” 但孩子們不知道，這最後一句并非我的原創——過去它常被用來描述那些心外科的先驅人物，在他們那個年代，死去的病人比活下來的更多。
我決定略去性别、階層、膚色和信仰等與成功無關這樣的說法，因為我自己都不信。
我也不覺得自己就具備我所談論的每一項特質。
比起那些，我更像個藝術家，我的指尖直連着大腦。
給優秀學生頒獎完畢，我開始無精打采地回答關于我在牛津取得的成就的提問。
一位頗有見地的生物老師問我，在一個每分鐘泵出5升血液的器官内部進行手術，這要怎麼做到？心髒一旦停跳，大腦會不會也跟着死亡？另一位提問者想知道如何突破肋骨、胸骨和脊椎的包圍進入心髒。
接着藝術老師問我“藍嬰”的成因——他們藍得像是給人塗成的一般。
提問環節快結束時，一個戴着眼鏡、梳着兩條小辮子的小姑娘舉起了手。
仿佛玉米地裡冒出了一株罂粟似的，她站起來大聲說道：“先生，你的病人裡有多少死了？” 她提問懇切，聲音嘹亮，我絕無可能假裝沒聽到。
我看到一對父母仿佛要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似的，女校長也慌亂地解釋說時間到了，該讓嘉賓離開了。
但我不能無視這個好奇的孩子，讓她在朋友面前下不來台。
我思索了片刻，最後隻好承認：“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大多數士兵手下死的人要多，但比一個轟炸機的飛行員要少吧，我猜。
”至少比廣島上空那架“艾諾拉·蓋伊号”（EnolaGay）炸死的要少吧，我心裡暗暗偏袒着自己。
像一道閃電那樣迅速，那位好奇小姐再次追問：“你記得他們每一個人嗎？你為他們感到難過嗎？” 我又思忖了片刻。
我能在整整一禮堂的家長、教師和學生面前坦白嗎？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送了多少病人上路，更别提記住他們的名字？最後我隻憋出了這樣一個回答：“是的，每一次有病人死亡我都會難過。
”我等着再被一道犀利的霹靂擊中，但謝天謝地，這段短暫的對話就這麼結束了。
隻有當我不再是個不經意的連環殺手後，我才會開始把患者當作一個一個人來回憶，而不再隻是死亡人數統計和一次次前往屍檢室或死因裁判法庭的經曆。
一些病人的死亡時常萦繞我的心頭，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必死于心力衰竭的年輕人。
他們沒能拿到心髒移植許可，但若依靠新型的循環支持設備，本可生存下來，而我們的NHS卻不願意為這些設備付錢。
在20世紀70年代的布朗普頓醫院，我老闆的病人每五個裡就會有一個在術後死亡。
當時我還是個神氣的規培醫生，負責接待每一位病人，記錄他們的病史，然後傾聽他們對即将到來的手術的恐懼和期望。
他們大多症狀已經很重，苦等了幾個月才來到倫敦這家著名醫院就醫。
不用多久，我就能看出哪些人已經沒有希望——這些病人通常患有風濕性心髒瓣膜病，來時坐着輪椅，因為氣急，連話都說不出來。
氣急會帶來一種獨特的恐怖感，用病人的話說，就像溺水和窒息一樣。
他們的死不是因為縫合不到位，而隻是因為他們挺不過連在心肺機上的那段時間，或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心肌在手術期間得不到妥善的保護。
我們都知道主刀醫生的動作越遲緩，病人就越容易死亡。
我們還會為此打賭：“如果做瓣膜置換的是甲醫生，他還有一線生機，如果落到乙醫生手裡，那他就完蛋了。
” 那時國民保健服務就是如此：治療免費，于是病患也就聽天由命，不會去質疑醫院的療法，是死是活猶如擲骰子。
盡管如此，結局若是死亡，帶來的打擊仍是毀滅性的。
主任醫師會避開一切悲劇，把和死者家屬談話的事交給我們這些初級醫生。
我幾乎都不用開口。
家屬們一看見我耷着肩膀、垂着腦袋慢吞吞走過來，馬上就明白了。
他們看得懂我那副表情，上面分明寫着“壞消息”。
我先是本能地吸一口氣，接着放出那個震撼性的消息，幾句“抱歉”“手術沒有成功”，就能讓家屬情緒崩潰。
他們剛從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