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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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話！”為了強調自己的話，他一把将手術刀向着這位護士扔了回去。
護士吓壞了，但也不知該作何反應，隻能一聲不吭。
現場沒人為她出頭，也沒有人斥責那個醫生的攻擊性或亂扔鋒利器械。
作者推斷這就是許多外科醫生的行事風格，而且他們每次都能逃脫制裁。
我知道是有許多外科醫生會在手術室裡扔器械，我本人雖然從沒對着助手扔過，但一度也常把遞錯的器械扔到地上，意在表示再次犯錯絕不允許。
不過我要承認，但大多數成功的外科醫生的确都有某些共同的惡劣品質。
已經有人在醫學文獻中将它們總結成了“黑暗三元素”：一是精神病态；二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即認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冷血态度；三是自戀，它表現為過分的自我關注，與自大相伴的優越感，加上對受人矚目的極端需求。
這個黑暗三元素的根因，就在于這些人會将個人目标和一己私利置于他人的需求之上。
就在幾個月前，哥本哈根大學的幾位心理學家指出，一個人隻要表現出了這些黑暗性格特質中的一個，他的内心就多半也醞釀着其他幾個特質，包括所謂的“道德推脫”（moraldisengagement）和“理所當然感”（entitlement），正是這些特質會讓有些人亂扔手術器械而絲毫不感愧疚。
對黑暗三元素的這種剖析可類比于查爾斯·斯皮爾曼（CharlesSpearman）在一百年前指出的一個現象：在一種智力測驗上得分很高的人，在别種智力測驗上也會拿到高分。
或許，外科醫學這條令人卻步的職業道路就是會在無意間挑選出具有這些負面特質的人。
我本人顯然就是這樣，不過在家庭方面，我的個性卻展現着截然不同的一面。
我的婚姻走上了那條失敗的老路，但我竭盡全力讓孩子幸福，為父母争氣。
*** 那天是我女兒傑瑪的生日，我希望把時間空出來，所以沒排手術。
我這個幽靈似的父親已經讓她失望了太多次，所以這一次我準備下午開車去劍橋，當面給她一個驚喜。
然而，接着我就發現，我們的五個外科醫生裡有三個都出城去了。
其中兩個說好了要去地區醫院出診，并去招攬些“顧客”來——這就是國民保健服務現在對病人的稱呼——偶爾能招來些自費病人就更好了。
還有個醫生出門開會去了，就是那種學術含量極低的商務會議：舉辦地設在美輪美奂的度假村，經費由贊助商承擔，來去都坐飛機商務艙，等等。
我還是個經不起誘惑的年輕主任醫師時，也曾享受過這樣的差旅，但最終還是覺得乏味了：無聊的機場，在宴會上灌下的一桶桶酒精，還要和同行競争者們強裝出同志情誼——其實會議一結束他們就會歡天喜地地往你背後捅手術刀。
今天正是這位與會醫生的手術安排有空缺，病區主管強扭着我的胳膊要我替他的班。
我也知道，閑置一間人員齊全的手術室是對資源的罪惡浪費，于是不情不願地同意了這一要求。
這個科室是我一手創辦起來的，起初一無所有，如今幾乎成了國内最大的同類科室——倒也不是說有誰都關心這個。
這裡的管理層更換得很頻繁，一路的曆史轉眼就被忘卻，淹沒在财務窘境之中。
總之，我的女兒得等一等了。
和以前一樣。
我要秘書蘇馬上在緊急等候名單上找兩個病人，沒提女兒生日的事。
隻做兩台手術，我下午三四點鐘應該就能開車上路了。
我跟她說把那個患唐氏綜合征的女嬰算進來，她之前已經被兩次取消手術安排。
她的血流量過大，肺動脈的血壓也很高，再拖下去就有無法手術的危險。
我對這類孩子總是懷着特殊的感情。
當我在20世紀70年代剛開始從事心外科時，許多人還認為修複這些兒童的心髒缺陷是不妥之舉。
我想不通這種針對特定疾病患兒的歧視性政策，出于逆反心理，我把他們統統當作極度虛弱的年輕成人做了手術——我想讓時光倒流，讓他們重獲健康，雖然有時并不成功。
第二個病人要挑比較平常的。
蘇老是被一個自封為貴賓的患者騷擾，這位患者在附近的一家醫療機構擔任要職，很看不起人。
我在門診接待過這位女士，告訴她減肥不僅可以改善氣急症狀，還能降低二尖瓣手術的風險。
她聽了很不高興，嚴厲地提醒我說，她的名字最近剛剛上了一份授勳名單——大概是她提供了什麼專門用來上授勳名單的服務吧，這在醫療界是常有的事。
我絲毫沒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她也看出來了，但還是一個勁兒地要求早點手術。
蘇也想把她盡快安排掉，這我不怪蘇。
但我還是不會讓這位有頭銜的女士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是留給那女嬰的。
她已經被取消了兩次，不能再有第三次了。
早上6點，當我從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家裡出發去上班時，幾束陽光穿過布倫海姆宮的角樓照耀下來，讓人不禁心生樂觀。
我一定能趕上傑瑪的生日會的。
她出生時我不知道跑哪裡去了，20年來，我一直試圖彌補這個缺憾。
蘇也有交通恐懼症，因此她早早出門，7點不到就在辦公室跟我會合了。
成人重症監護病房的查房大約在七點半開始，在這之前我必須把文書工作都處理掉——我們倆很快就處理完了。
當天的手術安排已經挂在了主護士站的白闆上。
我的唯一一名成年病人不太可能在下午3點前送過來，男護士長知道這點，但還是覺得必須提醒我一下，床位緊張。
我瞄了瞄那排空空的病床和周圍沒有插電的呼吸機和心髒監護器，心裡知道不必多問。
反正還是那麼回事：“床位緊張”的意思是缺少護士。
根據NHS的規定，每張ICU病床都要配一名專屬護士。
在其他國家，一個護士管兩張病床也能非常安全地完成工作；但在我們國家，做手術變得像約理發師似的，說取消就取消。
這天早上的許多護士我都不認識——她們也不認識我。
可見昨晚的夜班護士大多都是中介機構派遣來的。
我昨天做了三台手術，其中的兩名病人今天已經可以離開ICU了，前提是住院部有床位空出來。
在那之前，他們隻能在這個不休不眠的可怕環境中繼續煎熬，每天花費超過1000英鎊。
有時我們甚至會把病人從ICU直接打發回家，因為住院部總是擠滿了老人和赤貧者。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當年我們努力創建這個科室的時候，區區三個心外科醫生每年要做1500台心髒手術，其他的胸外科手術也由我們三人分擔。
現在我們的設施依然簡陋，心外科醫生已經增加到了五名，但每年做的手術隻有原來的一半，還另外增加了三名胸外科醫生專做肺部手術。
這就是進步的代價：增加了一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依靠瀕臨崩潰的基礎設施幹着比以前少得多的工作。
不過，咳。
這禮拜不是正有一個醫院的代表團在菲律賓招聘護士嗎？前途還是光明的嘛。
早上8點，我在清晨時的樂觀已經有點洩氣了。
我離開了那片由生命支持設備、搏動的氣球泵、咝咝作響的呼吸機和尖銳的警報交織成的噪聲。
耳邊傳來家屬的哭聲，大約是表示很快有床位要空出來了。
動刀的時間定在八點半，我想那個嬰兒這會兒應該正在做麻醉。
我努力避開父母在手術室門口和孩子告别的場面。
當年我兒子隻是摘除扁桃體，給
護士吓壞了，但也不知該作何反應，隻能一聲不吭。
現場沒人為她出頭，也沒有人斥責那個醫生的攻擊性或亂扔鋒利器械。
作者推斷這就是許多外科醫生的行事風格，而且他們每次都能逃脫制裁。
我知道是有許多外科醫生會在手術室裡扔器械，我本人雖然從沒對着助手扔過，但一度也常把遞錯的器械扔到地上，意在表示再次犯錯絕不允許。
不過我要承認，但大多數成功的外科醫生的确都有某些共同的惡劣品質。
已經有人在醫學文獻中将它們總結成了“黑暗三元素”：一是精神病态；二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即認為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冷血态度；三是自戀，它表現為過分的自我關注，與自大相伴的優越感，加上對受人矚目的極端需求。
這個黑暗三元素的根因，就在于這些人會将個人目标和一己私利置于他人的需求之上。
就在幾個月前，哥本哈根大學的幾位心理學家指出，一個人隻要表現出了這些黑暗性格特質中的一個，他的内心就多半也醞釀着其他幾個特質，包括所謂的“道德推脫”（moraldisengagement）和“理所當然感”（entitlement），正是這些特質會讓有些人亂扔手術器械而絲毫不感愧疚。
對黑暗三元素的這種剖析可類比于查爾斯·斯皮爾曼（CharlesSpearman）在一百年前指出的一個現象：在一種智力測驗上得分很高的人，在别種智力測驗上也會拿到高分。
或許，外科醫學這條令人卻步的職業道路就是會在無意間挑選出具有這些負面特質的人。
我本人顯然就是這樣，不過在家庭方面，我的個性卻展現着截然不同的一面。
我的婚姻走上了那條失敗的老路，但我竭盡全力讓孩子幸福，為父母争氣。
*** 那天是我女兒傑瑪的生日，我希望把時間空出來，所以沒排手術。
我這個幽靈似的父親已經讓她失望了太多次，所以這一次我準備下午開車去劍橋，當面給她一個驚喜。
然而，接着我就發現，我們的五個外科醫生裡有三個都出城去了。
其中兩個說好了要去地區醫院出診，并去招攬些“顧客”來——這就是國民保健服務現在對病人的稱呼——偶爾能招來些自費病人就更好了。
還有個醫生出門開會去了，就是那種學術含量極低的商務會議：舉辦地設在美輪美奂的度假村，經費由贊助商承擔，來去都坐飛機商務艙，等等。
我還是個經不起誘惑的年輕主任醫師時，也曾享受過這樣的差旅，但最終還是覺得乏味了：無聊的機場，在宴會上灌下的一桶桶酒精，還要和同行競争者們強裝出同志情誼——其實會議一結束他們就會歡天喜地地往你背後捅手術刀。
今天正是這位與會醫生的手術安排有空缺，病區主管強扭着我的胳膊要我替他的班。
我也知道，閑置一間人員齊全的手術室是對資源的罪惡浪費，于是不情不願地同意了這一要求。
這個科室是我一手創辦起來的，起初一無所有，如今幾乎成了國内最大的同類科室——倒也不是說有誰都關心這個。
這裡的管理層更換得很頻繁，一路的曆史轉眼就被忘卻，淹沒在财務窘境之中。
總之，我的女兒得等一等了。
和以前一樣。
我要秘書蘇馬上在緊急等候名單上找兩個病人，沒提女兒生日的事。
隻做兩台手術，我下午三四點鐘應該就能開車上路了。
我跟她說把那個患唐氏綜合征的女嬰算進來，她之前已經被兩次取消手術安排。
她的血流量過大，肺動脈的血壓也很高，再拖下去就有無法手術的危險。
我對這類孩子總是懷着特殊的感情。
當我在20世紀70年代剛開始從事心外科時，許多人還認為修複這些兒童的心髒缺陷是不妥之舉。
我想不通這種針對特定疾病患兒的歧視性政策，出于逆反心理，我把他們統統當作極度虛弱的年輕成人做了手術——我想讓時光倒流，讓他們重獲健康，雖然有時并不成功。
第二個病人要挑比較平常的。
蘇老是被一個自封為貴賓的患者騷擾，這位患者在附近的一家醫療機構擔任要職，很看不起人。
我在門診接待過這位女士，告訴她減肥不僅可以改善氣急症狀，還能降低二尖瓣手術的風險。
她聽了很不高興，嚴厲地提醒我說，她的名字最近剛剛上了一份授勳名單——大概是她提供了什麼專門用來上授勳名單的服務吧，這在醫療界是常有的事。
我絲毫沒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她也看出來了，但還是一個勁兒地要求早點手術。
蘇也想把她盡快安排掉，這我不怪蘇。
但我還是不會讓這位有頭銜的女士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是留給那女嬰的。
她已經被取消了兩次，不能再有第三次了。
早上6點，當我從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家裡出發去上班時，幾束陽光穿過布倫海姆宮的角樓照耀下來，讓人不禁心生樂觀。
我一定能趕上傑瑪的生日會的。
她出生時我不知道跑哪裡去了，20年來，我一直試圖彌補這個缺憾。
蘇也有交通恐懼症，因此她早早出門，7點不到就在辦公室跟我會合了。
成人重症監護病房的查房大約在七點半開始，在這之前我必須把文書工作都處理掉——我們倆很快就處理完了。
當天的手術安排已經挂在了主護士站的白闆上。
我的唯一一名成年病人不太可能在下午3點前送過來，男護士長知道這點，但還是覺得必須提醒我一下，床位緊張。
我瞄了瞄那排空空的病床和周圍沒有插電的呼吸機和心髒監護器，心裡知道不必多問。
反正還是那麼回事：“床位緊張”的意思是缺少護士。
根據NHS的規定，每張ICU病床都要配一名專屬護士。
在其他國家，一個護士管兩張病床也能非常安全地完成工作；但在我們國家，做手術變得像約理發師似的，說取消就取消。
這天早上的許多護士我都不認識——她們也不認識我。
可見昨晚的夜班護士大多都是中介機構派遣來的。
我昨天做了三台手術，其中的兩名病人今天已經可以離開ICU了，前提是住院部有床位空出來。
在那之前，他們隻能在這個不休不眠的可怕環境中繼續煎熬，每天花費超過1000英鎊。
有時我們甚至會把病人從ICU直接打發回家，因為住院部總是擠滿了老人和赤貧者。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當年我們努力創建這個科室的時候，區區三個心外科醫生每年要做1500台心髒手術，其他的胸外科手術也由我們三人分擔。
現在我們的設施依然簡陋，心外科醫生已經增加到了五名，但每年做的手術隻有原來的一半，還另外增加了三名胸外科醫生專做肺部手術。
這就是進步的代價：增加了一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依靠瀕臨崩潰的基礎設施幹着比以前少得多的工作。
不過，咳。
這禮拜不是正有一個醫院的代表團在菲律賓招聘護士嗎？前途還是光明的嘛。
早上8點，我在清晨時的樂觀已經有點洩氣了。
我離開了那片由生命支持設備、搏動的氣球泵、咝咝作響的呼吸機和尖銳的警報交織成的噪聲。
耳邊傳來家屬的哭聲，大約是表示很快有床位要空出來了。
動刀的時間定在八點半，我想那個嬰兒這會兒應該正在做麻醉。
我努力避開父母在手術室門口和孩子告别的場面。
當年我兒子隻是摘除扁桃體，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