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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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造成的心理創傷就夠受的了——心外科手術可比這兇險多了。
當我告訴那對父母，他們的孩子有95%的生存希望時，他們聽到的卻是孩子有5%的概率死亡。
統計數字并不能帶來安慰，沒挺過手術的可能正是你的孩子。
于是我說了他們想聽的話，并希望這些都能成真。
我進了麻醉室，裡面卻沒有人。
麻醉醫生正坐在咖啡間裡吃早餐。
“病人還沒送來嗎？”我有點洩氣地問道。
他搖了搖頭：我們得先等兒科ICU查完房，然後他們才好決定能不能給我們一張床位。
沒有床位，就必須第三次取消手術。
這種事決不能發生。
查房甚至還沒開始，要等到八點半，而兒科ICU就在走廊的另一頭，于是我直接走了過去。
我的血壓正在升高，但表面上仍盡量維持禮貌。
那兒的醫護有許多重症兒童需要照料，我的這位小病人隻是他們的日志中又一個不起眼的名字，後面簡寫着“房室管”三個字——是的，她心髒的中央部分整個不見了，肺部被血流淹沒。
每過去一天，她的生存幾率就會下降一點。
問題在于，我很喜歡兒科ICU。
那是一片由幾個房間圍成的小小飛地，是我逃避醫院其他場合的庇護所。
每次來時，我都能以一種全新的眼光審視生命和自己的煩惱。
在這個傷心之地，隻有特殊的人才不會被擊垮。
這裡的護士很喜歡護理經我主刀的心髒手術病人，因為其中大多都能恢複，這讓她們在對付兒童癌症、敗血症或交通事故的蹂躏之餘能得到一絲緩解。
這個片區上演着世上最糟糕的事，但每個人都會在第二天照常出現在工作崗位，重新來過。
我走進病房，見每張病床上都躺着一副小小的身軀，身邊圍着焦躁的家人。
我的視線落到了一雙生了壞疽的手臂上——那孩子得的是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在我觀察他的幾周裡，他始終在努力堅持。
他的母親此時已經認識了我，她目睹我的小病人們來了又去，身邊陪着開心的父母。
每次見到她，我都會問一聲孩子怎麼樣了，而她總是報以微笑。
今天，這孩子的那兩條變黑變僵的胳膊就要被切除，兩隻小手和十根手指頭都保不住了。
它們已經壞到隻要嘗試略做清理就會掉的程度。
我問她們午餐前能不能空出一張床位來，這樣的話至少能先把孩子接過來。
護士長不想讓我失望。
她說手下的一個日班護士剛送一個頭部受傷的孩子去了放射科，那孩子在上學路上被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撞了。
如果她的傷勢真有擔心的那麼嚴重，他們就會撤掉呼吸機，那時我的病人就能進手術室了。
我問她有沒有談過器官捐獻的事。
“你到底要不要床位了？”她反問我，“要談器官捐獻就得拖到明天。
” 為了安慰自己，我拿起一塊培根三明治走到外面，穿着手術裝備信步穿過了9點上班的人群。
這些都是普通人，不必開胸鋸骨、停止心跳，也不必向悲傷無助的父母宣布噩耗，像是“你孩子的手術又取消了”之類的。
這時我開始猶疑：我是不是該放棄那個小女孩，給那個“貴賓”做二尖瓣修複？那位女士應該還沒有充分禁食、也還沒有服用麻醉前藥物，但如果給她手術，我至少可以在術後安心去劍橋見女兒，不必在自己不能随時應診的情況下，擔心地留下一個剛動過手術的嬰兒。
還是說，我應該為女嬰的父母着想，再等等看有沒有空床位？ 我從面無表情、默默接受失敗體制的人群面前轉身，朝放射科走去。
CT室的人知道我的德性，發現我不是來搶下一個排位的，似乎松了口氣。
那個出車禍的孩子受創的大腦一幀幀地顯現出來。
她顱骨開裂，像是煮熟的雞蛋被砸開了一頭。
本該有着一汪清澈腦脊液的地方現在已完全幹涸。
一名腦外科醫生和幾名重症監護醫生都沮喪地搖了搖頭。
再做手術已經全無意義。
她的大腦皮層已被搗爛，腦幹也從顱底脫垂成疝。
那具殘破的身體還封在掃描儀裡，我看不見，這讓我松了口氣。
就在不久前，她還邁着小小的步子開心地走向村裡的學校，現在卻命懸一線，腦子都撞沒了。
就這樣，我得到了ICU的床位。
這對那對父母來說是寬慰，對這對父母卻是徹徹底底的悲涼。
我笃定地大步走回手術室，要他們直接把我的第一例病人送進來。
中介派來的麻醉護士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對我甩出那套常見的鬼話：還沒聽說有床位空出來啊。
今天的我有點反常，再加上我不認識這女人，于是頭腦一熱沖她吼了起來：“我說有床位就他媽有！馬上把那孩子給我送來！” 麻醉醫生站在門口，瞪着我看了許久。
護士拿起電話打給了兒科ICU的護士長。
這下我反而有點擔心了：萬一其他人還沒收到消息，不知道那個被撞的孩子已經不需要呼吸機了呢？但我運氣不錯。
電話那頭确認了我吼的話。
是的，我們可以把那個心髒病人送來了。
讓這個嬰兒入睡并在她細小的血管裡插管需要一個小時。
為了避免父母淚汪汪地和小女兒告别的焦慮情緒影響到自己，我手拿一隻塑料杯，裝滿一杯渾濁的灰色咖啡，悄悄溜進了胸外科手術區的麻醉室。
一個老朋友熱情地接待了我，我讓他給我量量血壓。
高壓180，低壓100——太高太高了，盡管這十年來我每天都在吃降壓藥。
當那對吓壞了的父母拖着沉重的步伐從門邊走過時，我聽見他們中的一個說道：“請告訴韋斯塔比教授，能有這次機會我們萬分感激。
”我猜他們還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活下來，或許他們是在擔心，我們不會盡全力救治一個患唐氏綜合征的孩子。
一位鋼琴家在為一場重要演奏做準備時，需要先忍受三個小時的強烈挫折感嗎？一位鐘表匠在組裝一部複雜的勞力士鐘表前，需要先來一場激烈的争執嗎？我的工作是重塑一枚胡桃般大小的畸形心髒，而周圍的人卻絲毫不為我的精神狀态考慮。
如果一個公交車司機也像我這樣惱火，我絕對不會上他的車。
當我第一次作為主刀醫生，面對着房室管畸形的中空時，我心想：“媽的，這可該怎麼辦？”但我總能用補片把心髒的左右兩邊分開，再用未充分發育的瓣膜組織重構出二尖瓣和三尖瓣。
這是件複雜的活計，而我在手術台上從未失手。
上午11點，我的不鏽鋼刀刃終于劃開了女嬰的皮膚。
當血開始一滴滴在塑料手術巾上滾落時，我忽然想起來自己還沒和女兒聯系。
閃現這個念頭時，搖擺鋸已經将女嬰的胸骨一分為二，女兒的事隻能先放一邊了。
我需要全神貫注地重塑這顆纖小的畸形心髒，讓這孩子的一生不必遭受氣急或疼痛之苦。
那麼我應該考慮的是什麼？新的二尖瓣絕對不能滲漏，而要是三尖瓣有一點血液反流到低壓側，問題倒不大。
要小心，不能破壞那套看不見的電傳導系統，它對協調心髒的收縮和舒張起着關鍵作用，否則這孩子就得一輩子都用心髒起搏器了。
想到這裡，我覺得做鐘表匠或鋼琴家要容易多了…… 後來我才知道，這顆小心髒隻是今天最次要的問題。
我先仔仔細細縫了幾塊滌綸布補片，用它們把幾個心腔分開，然後開始小心翼翼地重建瓣膜，這孩子的未來就靠它們了。
這跟在一個雞蛋杯裡動手術沒多大區别。
當血液重新流入纖細
當我告訴那對父母，他們的孩子有95%的生存希望時，他們聽到的卻是孩子有5%的概率死亡。
統計數字并不能帶來安慰，沒挺過手術的可能正是你的孩子。
于是我說了他們想聽的話，并希望這些都能成真。
我進了麻醉室，裡面卻沒有人。
麻醉醫生正坐在咖啡間裡吃早餐。
“病人還沒送來嗎？”我有點洩氣地問道。
他搖了搖頭：我們得先等兒科ICU查完房，然後他們才好決定能不能給我們一張床位。
沒有床位，就必須第三次取消手術。
這種事決不能發生。
查房甚至還沒開始，要等到八點半，而兒科ICU就在走廊的另一頭，于是我直接走了過去。
我的血壓正在升高，但表面上仍盡量維持禮貌。
那兒的醫護有許多重症兒童需要照料，我的這位小病人隻是他們的日志中又一個不起眼的名字，後面簡寫着“房室管”三個字——是的，她心髒的中央部分整個不見了，肺部被血流淹沒。
每過去一天，她的生存幾率就會下降一點。
問題在于，我很喜歡兒科ICU。
那是一片由幾個房間圍成的小小飛地，是我逃避醫院其他場合的庇護所。
每次來時，我都能以一種全新的眼光審視生命和自己的煩惱。
在這個傷心之地，隻有特殊的人才不會被擊垮。
這裡的護士很喜歡護理經我主刀的心髒手術病人，因為其中大多都能恢複，這讓她們在對付兒童癌症、敗血症或交通事故的蹂躏之餘能得到一絲緩解。
這個片區上演着世上最糟糕的事，但每個人都會在第二天照常出現在工作崗位，重新來過。
我走進病房，見每張病床上都躺着一副小小的身軀，身邊圍着焦躁的家人。
我的視線落到了一雙生了壞疽的手臂上——那孩子得的是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在我觀察他的幾周裡，他始終在努力堅持。
他的母親此時已經認識了我，她目睹我的小病人們來了又去，身邊陪着開心的父母。
每次見到她，我都會問一聲孩子怎麼樣了，而她總是報以微笑。
今天，這孩子的那兩條變黑變僵的胳膊就要被切除，兩隻小手和十根手指頭都保不住了。
它們已經壞到隻要嘗試略做清理就會掉的程度。
我問她們午餐前能不能空出一張床位來，這樣的話至少能先把孩子接過來。
護士長不想讓我失望。
她說手下的一個日班護士剛送一個頭部受傷的孩子去了放射科，那孩子在上學路上被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撞了。
如果她的傷勢真有擔心的那麼嚴重，他們就會撤掉呼吸機，那時我的病人就能進手術室了。
我問她有沒有談過器官捐獻的事。
“你到底要不要床位了？”她反問我，“要談器官捐獻就得拖到明天。
” 為了安慰自己，我拿起一塊培根三明治走到外面，穿着手術裝備信步穿過了9點上班的人群。
這些都是普通人，不必開胸鋸骨、停止心跳，也不必向悲傷無助的父母宣布噩耗，像是“你孩子的手術又取消了”之類的。
這時我開始猶疑：我是不是該放棄那個小女孩，給那個“貴賓”做二尖瓣修複？那位女士應該還沒有充分禁食、也還沒有服用麻醉前藥物，但如果給她手術，我至少可以在術後安心去劍橋見女兒，不必在自己不能随時應診的情況下，擔心地留下一個剛動過手術的嬰兒。
還是說，我應該為女嬰的父母着想，再等等看有沒有空床位？ 我從面無表情、默默接受失敗體制的人群面前轉身，朝放射科走去。
CT室的人知道我的德性，發現我不是來搶下一個排位的，似乎松了口氣。
那個出車禍的孩子受創的大腦一幀幀地顯現出來。
她顱骨開裂，像是煮熟的雞蛋被砸開了一頭。
本該有着一汪清澈腦脊液的地方現在已完全幹涸。
一名腦外科醫生和幾名重症監護醫生都沮喪地搖了搖頭。
再做手術已經全無意義。
她的大腦皮層已被搗爛，腦幹也從顱底脫垂成疝。
那具殘破的身體還封在掃描儀裡，我看不見，這讓我松了口氣。
就在不久前，她還邁着小小的步子開心地走向村裡的學校，現在卻命懸一線，腦子都撞沒了。
就這樣，我得到了ICU的床位。
這對那對父母來說是寬慰，對這對父母卻是徹徹底底的悲涼。
我笃定地大步走回手術室，要他們直接把我的第一例病人送進來。
中介派來的麻醉護士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對我甩出那套常見的鬼話：還沒聽說有床位空出來啊。
今天的我有點反常，再加上我不認識這女人，于是頭腦一熱沖她吼了起來：“我說有床位就他媽有！馬上把那孩子給我送來！” 麻醉醫生站在門口，瞪着我看了許久。
護士拿起電話打給了兒科ICU的護士長。
這下我反而有點擔心了：萬一其他人還沒收到消息，不知道那個被撞的孩子已經不需要呼吸機了呢？但我運氣不錯。
電話那頭确認了我吼的話。
是的，我們可以把那個心髒病人送來了。
讓這個嬰兒入睡并在她細小的血管裡插管需要一個小時。
為了避免父母淚汪汪地和小女兒告别的焦慮情緒影響到自己，我手拿一隻塑料杯，裝滿一杯渾濁的灰色咖啡，悄悄溜進了胸外科手術區的麻醉室。
一個老朋友熱情地接待了我，我讓他給我量量血壓。
高壓180，低壓100——太高太高了，盡管這十年來我每天都在吃降壓藥。
當那對吓壞了的父母拖着沉重的步伐從門邊走過時，我聽見他們中的一個說道：“請告訴韋斯塔比教授，能有這次機會我們萬分感激。
”我猜他們還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活下來，或許他們是在擔心，我們不會盡全力救治一個患唐氏綜合征的孩子。
一位鋼琴家在為一場重要演奏做準備時，需要先忍受三個小時的強烈挫折感嗎？一位鐘表匠在組裝一部複雜的勞力士鐘表前，需要先來一場激烈的争執嗎？我的工作是重塑一枚胡桃般大小的畸形心髒，而周圍的人卻絲毫不為我的精神狀态考慮。
如果一個公交車司機也像我這樣惱火，我絕對不會上他的車。
當我第一次作為主刀醫生，面對着房室管畸形的中空時，我心想：“媽的，這可該怎麼辦？”但我總能用補片把心髒的左右兩邊分開，再用未充分發育的瓣膜組織重構出二尖瓣和三尖瓣。
這是件複雜的活計，而我在手術台上從未失手。
上午11點，我的不鏽鋼刀刃終于劃開了女嬰的皮膚。
當血開始一滴滴在塑料手術巾上滾落時，我忽然想起來自己還沒和女兒聯系。
閃現這個念頭時，搖擺鋸已經将女嬰的胸骨一分為二，女兒的事隻能先放一邊了。
我需要全神貫注地重塑這顆纖小的畸形心髒，讓這孩子的一生不必遭受氣急或疼痛之苦。
那麼我應該考慮的是什麼？新的二尖瓣絕對不能滲漏，而要是三尖瓣有一點血液反流到低壓側，問題倒不大。
要小心，不能破壞那套看不見的電傳導系統，它對協調心髒的收縮和舒張起着關鍵作用，否則這孩子就得一輩子都用心髒起搏器了。
想到這裡，我覺得做鐘表匠或鋼琴家要容易多了…… 後來我才知道，這顆小心髒隻是今天最次要的問題。
我先仔仔細細縫了幾塊滌綸布補片，用它們把幾個心腔分開，然後開始小心翼翼地重建瓣膜，這孩子的未來就靠它們了。
這跟在一個雞蛋杯裡動手術沒多大區别。
當血液重新流入纖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