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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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
複溫要持續30分鐘，而此時我得知希拉裡和其他幾名訪客已經等在重症監護家屬室。
從好的方面說，他們的到來打破了我們和護理團隊的僵局，現在我至少知道有一張床位在等他。
我走到家屬室門口，他們一下子都站了起來。
這倒不是出于尊敬，隻是條件反射。
這裡的人又可以開一場醫學院同學會了——斯蒂夫的人緣就是這麼好。
在場的人中，斯坦是腫瘤學教授，約翰是麻醉主任醫師，彼得是全科醫師。
他們都是來支持希拉裡和孩子們的。
根本來不及打招呼，我先說了他們想聽的消息：斯蒂夫情況不錯，我已經補好主動脈，并給大腦恢複了供血。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這簡單的一句話就讓他們放下了懸着的心，解開了心裡的疙瘩。
隻要有消息，無論好壞，總能消解對未知的極大恐懼。
當他們站在這裡，在深夜中遠離家鄉，他們的老夥計卻扮演着另一重角色。
這時的我不再是那個來自斯肯索普的酒鬼傻小子了。
擁抱、親吻和安慰的話随之而來，然後是那個常見的要求：“我們現在能看看他嗎？”我隻好解釋說斯蒂夫還在手術台上，胸腔仍然大敞着，身體正在心肺機上複溫，人還沒完全脫離危險，但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我補充說，可能要再過兩個小時，我們才能控制出血，關閉胸腔。
說完這句我就走了，打算去向護士長道歉，因為我冷不丁塞給他們這麼個病人。
但我發現護士的人手其實是夠的——上一個從導管室[即導管手術室，主要進行一些造影（包括導管造影）類檢查和針對肺栓塞等的一些微創手術。
]送來的心髒病發作患者左心室破裂，救不了了。
轟鳴的傳送帶繼續迎來送往。
我疲倦地溜達回手術室，和兩名麻醉醫師一起坐在斯蒂夫的床頭。
阿米爾很開心能繼續主持手術。
斯蒂夫的體溫已經回升到37攝氏度，心髒雖說還是空的，但看它的樣子已經不再憤怒了。
我要布萊恩在裡面留一點血，這樣萬一有殘留的空氣也都可以射進移植血管。
我聽見斯蒂夫的人工主動脈瓣發出了令人安心的嘀嗒聲，借着心髒後面的超聲探頭，我們能看見小氣泡快速通過主動脈瓣，就像一場暴風雪。
不用我提，阿米爾已經把排氣針安插到位。
氣泡間歇性地冒出，最後完全停止。
我們現在可以關心肺機了。
我要戴夫開始往他的肺部通氣，很快就聽見布萊恩說“停止轉流”。
阿米爾和代班主治醫像兩個足球比賽觀衆似的站在一邊，看着我在凳子上發号施令。
我在監視屏上仔細查看心髒和主動脈的内部圖像，他們倆則從外面觀察。
“怎麼樣，”我問阿米爾，“有出血嗎？” “看上去非常好。
隻是移植管周圍有點滲血。
沒有大問題。
” “那麼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沒有回答。
他太累了。
“注射魚精蛋白。
”我吩咐戴夫。
魚精蛋白是從鲑魚的精液中提取的，能夠逆轉肝素的抗凝作用，肝素則來自牛的内髒。
所以我這門高貴的專業，是托了牛魚之福，在淩晨的這個時候想到這一點，真是發人深省。
阿米爾在心髒周圍輕輕塞滿紗布塊，好讓滲出的血液凝在上面。
接着他開始放置胸腔引流器，再用不鏽鋼絲關胸。
牆上的挂鐘顯示着4點30分。
戴夫翻閱着一本摩托車雜志，布萊恩問我他能不能撤掉機器，為早晨的手術做好設置，然後就回家。
有些人真是沒耐力。
阿伊琳和她的巡回護士也都蔫了。
我建議她們在輸入血液和凝血因子時輪流休息一下。
終于，手術室裡注入了一絲甯靜。
任務完成！ 手術樓後面是一片停車場，停車場後面是老海丁頓墓地，兩者間隻隔了一道由未修剪的女貞和小松柏組成的薄薄樹籬。
我在夜色中走了出去，經過那輛始終沒有開往劍橋的奔馳車，它的副駕位子上還藏着要送給傑瑪的生日禮物。
我信步穿過那座華麗的金屬栅欄門，爬上一片俯瞰劍橋郡鄉間的小山坡。
我來到一個女嬰的墳墓旁，在草地上安靜地平躺下來，仰望夜空。
那塊墓碑上寫着“幼年早逝”的字樣。
她是20年前在我手裡走的，這件事我一直不曾忘記。
要是還活着，她也該到傑瑪這個年紀了。
然而上帝卻給了她一顆扭曲糾結的心，我沒有治好。
所以情緒低落時，我常會來和她坐坐，隻為提醒自己，我不是戰無不勝的。
今天真是艱難的一天。
還是應該說是昨天？ 清晨6點。
陽光突破了地平線，麻雀開始啾鳴。
汽車的頭燈在下面的牛津環路上快速閃過，載着早早起床的倫敦通勤者和在考利（Cowley）汽車廠上夜班的人。
蘇應該已經在來辦公室的路上了，于是我慢吞吞地走回5号手術室，現在裡面空蕩蕩的，隻有阿伊琳一個人。
她正在擦洗地上的血液和尿液，為上午的手術清單做着準備。
斯蒂夫已經被送到ICU，在他那個大家庭的簇擁之下，情況很穩定。
阿米爾興沖沖地說：“精彩的一例！真高興你打給了我。
” 那個代班主治醫已經不見人影。
大概是撿财寶去了。
我看上去很糟，聞起來也很糟。
于是我去更衣室沖了個澡，換了一身幹淨的藍色手術服。
這個儀式标志着昨天的結束和今天的開始。
我走進辦公室，先給蘇泡了茶，然後就着我自己的茶水服了一劑利他林。
牛津的學生們會用這種興奮劑來集中注意力、提高考試成績，我也會在累壞的時候用它提神，或是在倒時差的時候配合褪黑素使用。
當然了，這都是為病人着想。
早上七點半，我加入了ICU的查房隊伍。
我跟他們說了斯蒂夫的情況，并詢問了他的瞳孔是否仍然很小，對光線有沒有反應。
這個有人去看過了嗎？還沒有，不過他們會去的。
那麼他有沒有醒轉的迹象？沒有，但這一點令我很滿意，因為我想讓他保持沉睡，免得插在他氣管裡的管子引起咳嗽。
咳嗽會令他顱内壓飙升，而他顱内的大腦已經腫得很厲害了。
我當着希拉裡的面向幾個初級醫生說明了這一點，我想他們應該聽進去了。
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我吃了一隻香腸雞蛋三明治，慶祝斯蒂夫的恢複。
這時利他林也開始起效，我感到精神一振。
今天我有一塊軟趴趴的二尖瓣要修複，令我高興的是，由于床位短缺，那之後不會再有第二例手術了。
然而，這一天的輕松基調很快就起了變化。
接近中午，當我從手術室裡出來時，斯蒂夫從麻醉中清醒了一些，開始在病床上掙紮起來。
他現在大腦腫脹，不辨周遭，神志迷糊，煩躁，氣管插管令他劇烈咳嗽，還扯到了呼吸機。
他是個魁梧的男人，旁人很難控制。
病房裡展開了一場辯論：是把他完全喚醒、拔掉氣管内插管，還是重新将他鎮靜麻醉？就在這時，他的左眼瞳孔擴散了。
我們的麻醉醫師朋友約翰一直守在斯蒂夫床邊，他知道情況危急，匆匆趕來辦公室找我。
我跟着他回到病房，再次檢查了斯蒂夫的瞳孔。
斯蒂夫的護士覺得他右眼的瞳孔也在擴大。
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我原本希望降溫和巴比妥酸鹽能止住中風點周圍的腫脹。
希拉裡知道這個兇險的發展嗎？我們給了她一間家屬室，經過昨天緊張的一夜，她已經
複溫要持續30分鐘，而此時我得知希拉裡和其他幾名訪客已經等在重症監護家屬室。
從好的方面說，他們的到來打破了我們和護理團隊的僵局，現在我至少知道有一張床位在等他。
我走到家屬室門口，他們一下子都站了起來。
這倒不是出于尊敬，隻是條件反射。
這裡的人又可以開一場醫學院同學會了——斯蒂夫的人緣就是這麼好。
在場的人中，斯坦是腫瘤學教授，約翰是麻醉主任醫師，彼得是全科醫師。
他們都是來支持希拉裡和孩子們的。
根本來不及打招呼，我先說了他們想聽的消息：斯蒂夫情況不錯，我已經補好主動脈，并給大腦恢複了供血。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這簡單的一句話就讓他們放下了懸着的心，解開了心裡的疙瘩。
隻要有消息，無論好壞，總能消解對未知的極大恐懼。
當他們站在這裡，在深夜中遠離家鄉，他們的老夥計卻扮演着另一重角色。
這時的我不再是那個來自斯肯索普的酒鬼傻小子了。
擁抱、親吻和安慰的話随之而來，然後是那個常見的要求：“我們現在能看看他嗎？”我隻好解釋說斯蒂夫還在手術台上，胸腔仍然大敞着，身體正在心肺機上複溫，人還沒完全脫離危險，但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我補充說，可能要再過兩個小時，我們才能控制出血，關閉胸腔。
說完這句我就走了，打算去向護士長道歉，因為我冷不丁塞給他們這麼個病人。
但我發現護士的人手其實是夠的——上一個從導管室[即導管手術室，主要進行一些造影（包括導管造影）類檢查和針對肺栓塞等的一些微創手術。
]送來的心髒病發作患者左心室破裂，救不了了。
轟鳴的傳送帶繼續迎來送往。
我疲倦地溜達回手術室，和兩名麻醉醫師一起坐在斯蒂夫的床頭。
阿米爾很開心能繼續主持手術。
斯蒂夫的體溫已經回升到37攝氏度，心髒雖說還是空的，但看它的樣子已經不再憤怒了。
我要布萊恩在裡面留一點血，這樣萬一有殘留的空氣也都可以射進移植血管。
我聽見斯蒂夫的人工主動脈瓣發出了令人安心的嘀嗒聲，借着心髒後面的超聲探頭，我們能看見小氣泡快速通過主動脈瓣，就像一場暴風雪。
不用我提，阿米爾已經把排氣針安插到位。
氣泡間歇性地冒出，最後完全停止。
我們現在可以關心肺機了。
我要戴夫開始往他的肺部通氣，很快就聽見布萊恩說“停止轉流”。
阿米爾和代班主治醫像兩個足球比賽觀衆似的站在一邊，看着我在凳子上發号施令。
我在監視屏上仔細查看心髒和主動脈的内部圖像，他們倆則從外面觀察。
“怎麼樣，”我問阿米爾，“有出血嗎？” “看上去非常好。
隻是移植管周圍有點滲血。
沒有大問題。
” “那麼你接下來要怎麼做？” 沒有回答。
他太累了。
“注射魚精蛋白。
”我吩咐戴夫。
魚精蛋白是從鲑魚的精液中提取的，能夠逆轉肝素的抗凝作用，肝素則來自牛的内髒。
所以我這門高貴的專業，是托了牛魚之福，在淩晨的這個時候想到這一點，真是發人深省。
阿米爾在心髒周圍輕輕塞滿紗布塊，好讓滲出的血液凝在上面。
接着他開始放置胸腔引流器，再用不鏽鋼絲關胸。
牆上的挂鐘顯示着4點30分。
戴夫翻閱着一本摩托車雜志，布萊恩問我他能不能撤掉機器，為早晨的手術做好設置，然後就回家。
有些人真是沒耐力。
阿伊琳和她的巡回護士也都蔫了。
我建議她們在輸入血液和凝血因子時輪流休息一下。
終于，手術室裡注入了一絲甯靜。
任務完成！ 手術樓後面是一片停車場，停車場後面是老海丁頓墓地，兩者間隻隔了一道由未修剪的女貞和小松柏組成的薄薄樹籬。
我在夜色中走了出去，經過那輛始終沒有開往劍橋的奔馳車，它的副駕位子上還藏着要送給傑瑪的生日禮物。
我信步穿過那座華麗的金屬栅欄門，爬上一片俯瞰劍橋郡鄉間的小山坡。
我來到一個女嬰的墳墓旁，在草地上安靜地平躺下來，仰望夜空。
那塊墓碑上寫着“幼年早逝”的字樣。
她是20年前在我手裡走的，這件事我一直不曾忘記。
要是還活着，她也該到傑瑪這個年紀了。
然而上帝卻給了她一顆扭曲糾結的心，我沒有治好。
所以情緒低落時，我常會來和她坐坐，隻為提醒自己，我不是戰無不勝的。
今天真是艱難的一天。
還是應該說是昨天？ 清晨6點。
陽光突破了地平線，麻雀開始啾鳴。
汽車的頭燈在下面的牛津環路上快速閃過，載着早早起床的倫敦通勤者和在考利（Cowley）汽車廠上夜班的人。
蘇應該已經在來辦公室的路上了，于是我慢吞吞地走回5号手術室，現在裡面空蕩蕩的，隻有阿伊琳一個人。
她正在擦洗地上的血液和尿液，為上午的手術清單做着準備。
斯蒂夫已經被送到ICU，在他那個大家庭的簇擁之下，情況很穩定。
阿米爾興沖沖地說：“精彩的一例！真高興你打給了我。
” 那個代班主治醫已經不見人影。
大概是撿财寶去了。
我看上去很糟，聞起來也很糟。
于是我去更衣室沖了個澡，換了一身幹淨的藍色手術服。
這個儀式标志着昨天的結束和今天的開始。
我走進辦公室，先給蘇泡了茶，然後就着我自己的茶水服了一劑利他林。
牛津的學生們會用這種興奮劑來集中注意力、提高考試成績，我也會在累壞的時候用它提神，或是在倒時差的時候配合褪黑素使用。
當然了，這都是為病人着想。
早上七點半，我加入了ICU的查房隊伍。
我跟他們說了斯蒂夫的情況，并詢問了他的瞳孔是否仍然很小，對光線有沒有反應。
這個有人去看過了嗎？還沒有，不過他們會去的。
那麼他有沒有醒轉的迹象？沒有，但這一點令我很滿意，因為我想讓他保持沉睡，免得插在他氣管裡的管子引起咳嗽。
咳嗽會令他顱内壓飙升，而他顱内的大腦已經腫得很厲害了。
我當着希拉裡的面向幾個初級醫生說明了這一點，我想他們應該聽進去了。
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我吃了一隻香腸雞蛋三明治，慶祝斯蒂夫的恢複。
這時利他林也開始起效，我感到精神一振。
今天我有一塊軟趴趴的二尖瓣要修複，令我高興的是，由于床位短缺，那之後不會再有第二例手術了。
然而，這一天的輕松基調很快就起了變化。
接近中午，當我從手術室裡出來時，斯蒂夫從麻醉中清醒了一些，開始在病床上掙紮起來。
他現在大腦腫脹，不辨周遭，神志迷糊，煩躁，氣管插管令他劇烈咳嗽，還扯到了呼吸機。
他是個魁梧的男人，旁人很難控制。
病房裡展開了一場辯論：是把他完全喚醒、拔掉氣管内插管，還是重新将他鎮靜麻醉？就在這時，他的左眼瞳孔擴散了。
我們的麻醉醫師朋友約翰一直守在斯蒂夫床邊，他知道情況危急，匆匆趕來辦公室找我。
我跟着他回到病房，再次檢查了斯蒂夫的瞳孔。
斯蒂夫的護士覺得他右眼的瞳孔也在擴大。
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我原本希望降溫和巴比妥酸鹽能止住中風點周圍的腫脹。
希拉裡知道這個兇險的發展嗎？我們給了她一間家屬室，經過昨天緊張的一夜，她已經
